——胡赞俞敏兄的《老俞胡说——冗事钩沉》
钱星江

上周，梁叔《胡评》俞敏的《老俞胡说——冗事钩沉》引起了较大反响,我作为与俞敏同时招工进单位的工友，也试试来个《胡赞》。

与俞敏相识已四十多年了。那时我们高中刚毕业，我从枫桥他从草塔被招工进入了当时工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诸暨布厂，都只有十六、十七岁，正宗的毛头小子一个，能当工人已是最大的荣幸。要说《老俞胡说——冗事钩沉》部分章节，我还是比较有发言权的，一是在布厂的日子里，我们同甘共苦共欢乐，同吃同住共“讨债”，二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俞兄在开始整理这本书初稿时，我也提了很多建议，包括提议书名为“鎯头、砖头、笔头”，只不过最后俞敏兄定了个高雅而有文学范的《老俞胡说——冗事钩沉》书名，封面设计当然非我莫属，不然这个朋友也白交了。

我还是依我的“鎯头、砖头、笔头”三个方面来剖析一下俞敏这个人吧，也权当胡赞了。
鎯 头

在《老俞胡说——冗事钩沉》第四辑“朝花夕拾”里有五篇“布厂琐忆”，基本上概括了俞敏兄在诸暨布厂的三年多时光。从我们1979年11月8日到布厂报到，一起到萧山杭二棉培训，到学艺后回厂工作，现在想来，俞兄从那时起就不是个安分守己的主，于是“俞敏烂头”的草号也锤实了。记得我们学徒满师时每月只有三十多块钱的工资，有一次刚工资发下，他就与工友应建星进城逛街，回来时竟把一月的工资换来了一箱十七册的《鲁迅全集》，于是大家都指责这个“俞敏烂头”，但说归说，这个月他的饭菜就由弟兄们轮流供养了，但大家从心里都希望这个“烂头”学习鲁迅著作后真的能另有一番作为。

当布厂的生产进入正常后，大家就千方百计找关系开后门希望自己能上长日班，只有老俞一人反其道而行之，坚决要求当跟班机修工（就是白班、中班、夜班轮流倒的那种）。记得那时他报了山西刊授大学中文系，这在当时的布厂可算得上是奇人异事了。说老实话，我们当时布厂的300多名新工人里，安于现状占了大多数，小年青大多沉醉在牛仔喇叭裤、大包头、8080收录机上，工余时间也就看电视连续剧《加利森敢死队》，能认认真真利用工余时间埋头学习文化的，俞兄算是独一份了。不知怎么的，俞兄虽报了刊授大学，平时里他还是与我们一起嘻笑吵闹、聊空天、喝老酒，甚至干私活。说起喝酒，每个星期日的晚餐我们必定会等他回厂一起吃，因为他老爸是建筑公司的经理，家里条件好，周末返厂俞兄必定会带点用盐水瓶装的蜂蜜同山烧酒来，于是小兄弟们就聚在一起统统喝光，绝对不会留到第二天。至于他的刊授大学的学习估计是利用上中、夜班时间进行的，也许这就是主动要求上三班倒的原因。俞兄还让他家里做了一个硕大的书架放在了自己的寝室里，书架上塞满了各种各样文学类的书籍，大家都调笑俞敏是把工厂当成了学校，现在回想起来，俞兄在那个时候已为自己日后的道路打下了基础。有人说，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这句话是很有些道理。

读到“朝花夕拾”这一辑，对我来说亲切感倍增，马永、宣平、斯颂民、唐金飞、应建星等等都是工友、兄弟，只是有发财又早逝的，有现在还在当老板的，如我之辈碌碌无名的，只能心安理得地领着退休金享受慢时光。但在俞兄的笔下,小兄弟们又如大人物一般存在，每个生活的片段都描述得栩栩如生，每次喜怒哀乐都有故事可出，好象肚子里的蛔虫对你了如指掌，用最通俗的文字一针见血地给你表述、总结。就如我，拿到俞兄这本《老俞胡说——冗事钩沉》后就很欣慰了，我会很有目标地翻到写我的那一篇文章，自豪地对子孙说，“看看、看看，我也上书了呢。”
砖 头
1983年4月，当我们还在埋头苦干时，俞兄凭着他继父的关系调去了诸暨三建公司，后来又到了诸暨建筑总公司，开始了他的另一段可算是比较靓丽的旅程，也就是与砖头有关的工作。
因为这段时间，我自己也经历了很大的变故，相对接触较少，因此对俞兄的事不甚有很多地了解，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对文学保持着痴迷。在《老俞胡说——冗事钩沉》第二辑“野草”里的《早起的鸟儿有虫吃》这篇文章中可见一斑。住在草塔，每天坚持搭乘早班公交车到城关上班，而且基本是第一个到，勤快地搞好办公室卫生，再根据科长、副科长(他们科就只有三个人)的上班时间泡好茶。就这点小事，相信一般人认为是无所谓的小事，但其实真的要做到，而且长期去做，恐怕就点难了。但俞兄就是这样一个拿得起放得下而且会坚持的人，到现在同样如此，每当他从窗里看到我车开进来，必定给我泡好了茶水，还时时催我快喝快喝，多喝水对身体有益，我刚喝到一半就抢着给我的茶杯加水，弄得我怪不好意思的。

最让我感到惊诧的是，1986年绍兴市文联《野草》杂志在第一期中，以带头稿的形式刊发了俞敏和斯颂民合写的报告文学《为了地球第三极的崛起》。这篇报告文学高屋建瓴地描述了我们诸暨援藏突击队在世界屋脊——拉萨援建西藏电教馆的事迹。后来斯颂民同我说，他与俞敏一起采访了来连毛、杨青飞、赵光明等许许多多参加援藏的同志，深受感动。那时的西藏还不像现在想去就去，援藏突击队的人先要经过严格的政审和身体检查，然后去杭州接受为期一星期的民族政策培训才能成行。在每年的5月1日后由省政府包机经成都奔赴西藏，再在当年的10月1日左右回来(天冷必须停工)，当时的艰难困苦让人唏嘘。《为了地球第三极的崛起》在《野草》发表后，诸暨县文联的《浣纱》期刊和工人文化宫的《工人之友》上也先后给予了转裁，那个时候的俞兄是兴高采列的，他曾经跟我吹嘘：星江，你看着，一个报告文学的新星即将诞生。

此后，俞兄与斯颂民还应浙江电影制片厂之约，写了反映援藏工作的电影文学剧本《雪山之恋》，但恋倒是恋了，不知何故银幕上终究没有恋上。

到了1989年4月，有一次俞兄又兴冲冲地邀我参加一酒局，在喝酒之前，他得意地拿出一张纸来告诉大家：他的新一篇报告文学《中国建筑业之殇》将在1990年第一期的《当代》文学杂志上以带头稿的形式发表，字数约为6万多字，那张纸便是《当代》文学杂志社给他的“采用单”。当时我们所有人都目瞪口呆，觉得不可思议。那时，我们诸暨没人上过《当代》杂志，当然我们也为俞兄高兴。他志得意满地对我们说，走文学这条路算是走对了。但转眼到1990年，俞兄就没声音了，一问才知是因为受“特殊原因”的影响，《当代》决定停发他的《中国建筑业之殇》这篇报告文学了，这对俞兄的打击挺大的。

后来，听说他开始认真专心地做他的“砖头”事，并且逐渐走上了领导岗位，于是，俞兄的文学梦也就暂时息息了。
笔 头
1989年底，诸暨撤县设市后，俞兄跟随他的老领导一起正式开始了企业管理，担任了诸暨建安公司副总经理和暨阳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这一段时光对俞兄来说是相对辉煌的。
到了1994年底，俞兄突然调到了《诸暨日报》，而且担任了社长助理和总编助理两个重要的职务，按照俞兄自己的话说，做企业太累了，想休息一下，准备去政府部门谋个职位。在这个过程中，俞兄也算做了一些事情，刚到报社，便出手写了以主要领导署名的《元旦献辞》，又以诸暨的三轮车一族为题写了《滚滚的车轮》等系列报道，还在1995年的严打中，与同事一起写了一系列的跟踪报道，那时我只能从报纸上了解俞兄的一切。
1996年，他告诉我说与报社领导闹僵了，便停薪留职自己创立了诸暨蓝登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做起了我的同行。同行就同行呗，反正鱼有鱼路虾有虾路，业务上兄弟之间还可互相照应。到了2000年，俞兄又突然去省城发展，先去了《浙江日报》当专刊部主任，后来又去了广厦建设集团担任党委书记、副总经理。到了2009年下半年，突然得知他又去了大连，到由大连二建改制的筑成建设集团当职业总经理去了，用俞兄自己的话说，宁做鸡头，不做凤尾。不过，这倒也不是吹牛,他去大连筑成建设集团后，产值、利润都以每年50%左右的速度增长，大连筑成建设集团也迅速成为了大连市乃至辽宁省建筑业的一张名片。后来也是由俞兄拍板，成就了我们凌风广告公司的跨省VI策划梦。

但好事多磨，就在他大连的任期内，他的母亲诸暨因病倒下瘫痪了，可怜的俞兄大连、诸暨三天两头地来回跑，变成了天上飞的常客。终于，他在思虑再三后，在2014年底结束大连筑成建设集团的第一届任期后，选择了辞职，回家陪伴老母亲。面对诸多不理解，俞兄就轻漂漂一句话：事业无处不在，但老母亲只有一个，先把老母亲陪好了再说。俞兄以实际行动，无声地演绎了中华民族的孝道文化。2018年，俞兄的老母亲在86岁时走了，我们都去送最后一程，从此，俞兄便可以“任尔风远”了。这些在《老俞胡说——冗事钩沉》的第二辑“华盖集”中能探其一、二，其中《妈妈的诗与远方》《冬至，当我掏起坟前那播土》《我的继父》里都有很细腻的描写，我就不多说什么了。
我为俞敏兄胡赞，实在也说不出什么东西来赞他，但一个被人们戏称为“文青”的业余文人，他敲打出来的文字，竟能让人一口气读完，而且感到那么的亲切，那么的身临其境，随着页码引领，仿佛让我进入了少年的无知、青年的懵懂、中年奋斗的艰辛......无法不使人联想，使人感概。昨天与俞兄一起在富润食堂吃中饭时，一位老总问俞兄这么一句话：俞老师,你做“拖油瓶”受到过的不公和委屈难道真的放下了?俞敏淡淡地回答:好像沒什么东西放不下的,如果真的没放下,也不会写到书里。这才是真实的俞敏，一个豁达、开朗、毫无遮掩的俞敏，一个率真的俞敏。

“胡序不胡，胡评也不胡，我想由衷赞美《老俞胡说——冗事钩沉》，但水平所限，词不达意，我还是以我认识和熟悉的俞敏为基础，勾勒出鲜为人知的、全方位的、多维的俞敏，权当为俞敏兄的《老俞胡说——冗事钩沉》胡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