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医农（1929年9月10日—2024年10月12日），1929年9月10日出生于湖南长沙，1955年入读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编辑专业。资深编辑，因编辑出版《青年生活向导》、“传统与变革丛书”、《山坳上的中国》、《长江，长江》、“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宪政译丛”、“历代基督教学术文库”等上百种影响深远的学术著作，受到业界和学界的尊敬。2024年10月12日永享安歇，享年95岁。
本文转自“微光简记”
许医农：我对编辑事业的理解与体会
——与编辑部年轻同行朋友们的告别谈心
开场白：
晓林命题让我给大家作一次告别谈心。我这个人心无城府，里外透明，湖南人炮筒子性格，一点就着，喜怒哀乐爱恶恨，既形之于言，也形之于色。论年龄，我与在座诸位多数是两代人，少数是三代人——奶奶辈的了。我不知道大家平时和我相处是什么心态，就我自己说，从来没有“师长”心理，更无“长辈”心理。不过真说告别，让我寻思“说什么”时，却不得不面临“代沟”的无情存在。
我是个典型的“50年代知识分子”，十八九岁初涉人世时，便亲历国民党濒临崩溃的混沌岁月，然后带着被解放与个人新生者的无限崇敬、信仰、期望投身革命，然后赶上了中国历史上这空前的大折腾、大变化、大悲欢的半个世纪。曾有过立功受奖当劳模的光荣，也经历过批斗劳改当牛鬼蛇神的苦难。有过我这样几十年人生经历的人，和在座诸位相比，在兴趣、爱好、价值目标、生活方式和人生追求上显然不能用同一把尺子丈量，去论短长，那么我和大家说什么？
作为编辑，论学历，你们比我高，硕士、博士；论知识，你们比我懂得多，皆学有专长，三联出书范围所及说明诸位超群的知识驾驭能力，还有电脑、外语等都是我所不可企及的。那么，我和大家有什么可说的呢？
想来想去，只有一个话题是我可以说的，而且我认为大家可能还愿意听的。那便是：说说我自己是怎样一个人，我怎样做人、做事以及决定我做人做事背后主要的思想动力和人生价值追求是什么。一句话，说说几十年来，我在自己事业与生活中的人生体会与追求——这涉及的是一个关于人和人生的永恒话题，是不同的时代、不同辈分的人都共同面对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说，我这过来人的某些体验对大家或许不会是毫无意义的。
我讲三个问题：我的自画像，我对编辑事业的理解与体会，几点忠告。
一、我的自画像。
决定一个人一生怎么个活法和他来世间走一趟的生命价值当然有时代、机遇、环境多方面的因素，但就个人内在因素来说主要有两条：性格与人生信念。
我的性格
性格就是命运——这句话是千真万确。人的性格与某种先天素质禀赋有关，但决定因素是后天的家庭与自幼成长的环境。
我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城市贫民家庭，无田无地无房无业。幼时父亲瘫痪，靠毕业于女子职业学校的母亲手工劳作养家。自幼经济生活贫困，社会地位低下，幸而受外祖父与舅父（许医农老师舅父李柏荣[1]，在湖南一师读书时，与毛主席同窗，知名学者，简介见附注-编者注）——一个破落的书香世家末代的熏陶，呀呀学语便会背诵唐诗、古文，读孟子、论语，因而自幼酷爱文学，不甘沉沦，少年时代就有过北大梦，高中因接触地下党老师有过延安梦。这一家庭出身，成长环境，时代背景塑造了我的性格——强烈的个人奋斗、自强不息、不甘沉沦。
这一性格特征贯穿了我从少年时代直到今天的整个一生。回顾人生路，在每一个命运安排的十字路口，可以说都受益于我的性格而做了自己命运的主人。
（1）私立女中求学时期以优异成绩居于阔小姐同学之上而树立自己的心理平衡砝码。
（2）13岁初中毕业在农村小学执教两年后复学入高中。
（3）1948年高中毕业后改男妆远走南京闯天下。
（4）1952年从绍兴选调回南航（全称为南京航空工业专科学校）体检不合格11人被退回，结果10人去了，我独留下。
（5）1953年被汽车撞伤全身瘫痪卧床不起，奇迹般痊愈后55年报了北大，圆了少年梦。
（6）经历文革。
图注：北大时期着男装的许医农
回首生平，千真万确，性格就是命运！无论生活中遭遇什么，只要你不打倒你自己，别人就永远打不倒你。只要你执着，最后必达目的。在座多为人父母，你们无疑非常重视将孩子培养成才，但别忘了有心的培养孩子的良好性格。
我的人生信念
每个人从青少年时代起直到成年多少会有自己的人生偶像，都会热衷于抄摘名言警句作为自己的人生教条，它们大多数来自于十八、十九世纪俄罗斯与西方文学名著。
我的第一个偶像是十九世纪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笔下的与书同名的主人公多亭——一个雄辩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个个人奋斗的典型。
最早成为我终生信念的人生信条的，是莎士比亚在戏剧《一报还一报》中的那句名言：“上天生下我们，是把我们当作火炬，不是照亮自己，而是要普照世界”，这比个人奋斗出人头地的多亭高了一个境界。我常想：一个古代西方的人文主义者尚有这样的襟怀，我们难道不更应该作火炬吗？没有莎士比亚那份智慧与伟大，谈不上照亮世界，能照亮一个小角落，照亮自己身边的人也不错呀，就算没有白来人生一趟。
1989年，奉命终审《“现代社会与人”名著译丛》书稿，读了美裔犹太教哲学家神学家赫舍尔的《who is man》（《人是谁》）。赫舍尔提出，理解人类离不开对上D的理解。人类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这种神圣的联系赋予了人类道德与伦理的责任。赫他从人的本源意义——人怎样才能有资格成为人——来自审。他认为：动物只关心自己的需求，做人的程度与我们关心他人的程度成正比，如果生命不为自我以外的目的服务，如果生命对别人没有价值，那么生命就对自我毫无意义。由此，他把幸福定义为“确信自己被别人需要。”
总之，我的人生信念用一句话概括：不为攫取为奉献，不为自己为他人。
以上就是我的自画像。
二、我对编辑事业的理解与体会
了解我的性格与人生信念后就不难理解我对编辑事业怀着怎样一种特殊热爱与珍视。我对自己充当政治祭坛上无辜的牺牲品，空有编龄41年，最宝贵的20年青春年华的白白虚掷、无所作为是何等痛惜！了解这些后，你们大概更能理解这二十年来我为什么会成为人们公认的“事业狂”。
20年来我一天也未曾离岗，没人用鞭子抽我，我自己把自己绑在战车上，除了一日简单三餐和不足五小时的睡眠，我昼夜不停的运转：组稿，审稿，改稿，读书，与作者读者保持广泛联系，写信、交流、探讨……对别人，事业是人生支柱之一，对我则是人生的全部！我舍弃了自己原有的各方面兴趣、爱好，93年至今，甚至没进过一次西单商场……常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让自己活的这么辛苦、紧张、劳累：你到底图什么？从中得到了什么？
我图什么、得到了什么？扪心自问：我得到的是一种对自己活着的意义与价值的充分自信与认定，一种精神上的极大满足。这实在与编辑职业的特殊性密不可分。人类从茹毛饮血蛮荒时代发展到征服宇宙太空的今天，当然离不开物质产品基础，可是归根结底是靠精神产品的创造与积累，代代相继而发展前进的……任何大思想家、理论家、文学家、科学家的不朽创造中都凝聚着编辑的心血劳动！因而编辑事业对我们有着一份特殊苛求，这是关于“科学的巨人遇到了巨人般的编辑”的故事。
我当然称不上“巨人一般的编辑”，但是，我确信：二十年来我在自己岗位上的付出 绝对不是可有可无。
1980-83年在儿童文学领域编辑的若干书，被称为小精品；
1984年推出的《青年生活向导》，自写了86万字中13万、读者来信近9000封。军令状、论文改写三易其稿，首印20万，当年三印47万，名列1986年首届优秀青年读物奖榜首；
1985年参与主编“传统与变革丛书”，85－88年三批16种图书印版57万，为《中国意识的危机》一书译文提出44处质疑，42处被接受。更休说《山坳上的中国》的问世。
山坳上的中国书封与版权页
1990年，办离休不离岗。1992年来京组稿遇董秀玉邀我来京，使我能从93年开始在心仪已久的三联阵地上与年轻同行们共同开拓三联事业新局面，超龄服役7年，为我此生作为岗位上的编辑生涯画了圆满句号。——详情见总结（指《关于我在三联工作的总报告》-编者注）。
一言以概之，“人生难得几回搏！”——这是我从自己编辑生涯中所得一大精神满足。
比这一点更大的满足则来自我为之付出辛勤劳动推向社会的图书所引来千万读者甚至整个社会的新生、来自读者的强烈呼应与反馈！
1984年在贵州社推出的《青年生活向导》，两年收到近9千封读者来信，范围广及工厂、农村、机关学校，炮火连天的前线，东北边陲的边防哨卡，乃至监狱服刑青年；
“传统与变革丛书”收到400多封读者来信；
《长江，长江》的反馈出乎意外；
《山坳上的中国》更是震动朝野上下。出了日译、繁体港版、台版、英译、法译。读者包括中央高层领导、普通工农、老红军、十三岁少不更事的孩子，几页、十几页、几十页的读者来信、倾心相诉，这本书呼唤忧患意识的同时也催发了人们使命感和责任感。
读者反馈使我热血沸腾，感受到个人心灵与千万人民的忧乐苦难相连，看到自己的心血、劳动成果反映出时代脉搏的跳动，关联至国运兴衰，这种精神上的充实感不就是编辑这个事业的特殊性给予的厚赠么？
我这个人一大特色就是有一腔不冷的热血和忠诚。我确信：如果当教师，我会是最好的教师；如果当医生，我会是最好的医生。但是教师不过面对学生，医生不过面对病人，唯有咱们这编辑职业，一本书推出，面对的是整个社会，关连到万千人的忧乐与成长……为这样的事业绞尽心血，哪怕以身殉道，值得！。
基于此，最后我想说的是：
三、四点希望
1、热爱咱们的编辑职业，充分认识编辑事业的特殊价值所在，确信为之倾注心血、付出全部精力，是值得的。有热爱才可能真投入，真投入才可能得到相应回报；
2、看到咱们事业的弹性（从“人人可干”到“上不封顶”），充分理解做一个好编辑对我们的特殊苛求，永远保持好奇，保持对知识的贪婪吸取，要有高视野，能抓住新动向，开辟新思路，策划有价值的新选题，而且要先行一步，先声夺人。一本书的推出是“西施”还是“效颦东施”，其效果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以“向导”和“山坳”为例）。
3、重视与作者和广大读者的联系。编辑的事业资源倚靠在每一部书稿的处理过程中。出书前后，在与作者和读者交往联系中逐步积累。不要漫不经心，忽视小事，有时候小事的处理关联着大事。我讲过一个美院学生寻购《爱默生与中国》的来信的故事，我几十年如一日，读者来信每封必复，且用手笔。
4、重视编辑、设计、出版、校对、发行与宣传等各部门之间的联系、协作。一本好书是众多环节大家认真投入、共同合作的成果，任何一环弱了都不行，编辑应以优化整体质量为前提主动加强与各部门、各环节同事的联系。
5、注重书稿档案的建立。要养成为自己责编的书建立档案记载的习惯，否则猴子掰苞谷，干了一辈子，手中只留下最后一个。
最后请给我几分钟时间，让我给大家推荐一本很值得一读的好书，这就是我所提到的美籍犹太教哲学家和神学家赫舍尔的《Who is man?》——《人是谁》，人是谁？我们是谁？
许医农 2000年6月29日
2007年7月子云依据许医农老师提供的手稿整理成电子版
2024年10月15日子云再编辑
经由许老师家人同意后刊布，刊布时有两句话的删节
后记：关于《who is man》（人是谁？）：copy一段本书介绍：
Ａ．Ｊ．赫舍尔（１９０７．华沙—１９７２．纽约）是颇有影响的美籍犹太教哲学家和神学家。《人是谁》这本小册子是他对人的生存及地位的问题的回答。人的问题不仅是一个哲学问题，而且是一个神学问题。这有点不可思议。因为按定义，神学就是关于神的存在及其属性的学问。但神学也包含神与世界、神与人的关系问题，因而很自然，人的问题便成为神学中一个迫切的问题。人的问题颇受神学家的青睐；人在神的眼中，绝非无关紧要。这在西方犹太—基督教传统文化中本不足为奇。
但我们却受到一种伪谬的教诲，似乎神学忽视并抹杀人的问题，似乎宗教使人轻贱自我。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自文艺复兴起，先进思想家们以人性对抗神性，以人权对抗神权，以人道对抗神道，以人本对抗神本，以人学对抗神学，人的尊严才得以恢复。不少哲学史与世界史年复一年地向求知的头脑进行这样的宣教。
但是，恰恰是对神性的崇奉，强化了人性的重要；恰恰是神权，限制并阻遏了王权；恰恰是神道，推进了人道精神的宏布；恰恰是神本，提高了人的地位。说“人本乎神”，比说“人本乎自然”，使人更多地具有神性，使人有别于自然万物；人权一开始就是特权的对立物——特权是一部分人享有高于其他人的权利，而人权则意味着人人享有平等的普遍权利。因此，人道、人性、人权、人本、人学并不与神道、神性、神权、神本、神学相对立。这就是为什么恰恰在信奉基督教的西方而不是在别的“注重人伦”的文化中更多地涌现过诸如“人是什么”、“人是谁”的一类的著作。
[1]许医农二舅，李柏荣(1893—1972)，别号日涛，湖南邵阳北路孙家桥人(今属新邵县)。李柏荣先生是20世纪中叶著名的学者，在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语言文字学、文学、考古学各方面均有成就，其著作不下50种，手稿146册，均收藏于邵阳市松坡图书馆。尤其对家乡先哲魏源先生研究用力极深，他所编纂的《魏源师友记》一书，具有较高的文献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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