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的印象中，国民党特务都是一些心思阴险的人。他们无恶不作，影响百姓的正常生活。但是有这样一个特务，在被抓之后，他却说自己曾经为党做出了不少的贡献，并请求陈赓将军为他作证明。

那么这个特务是谁呢？他就是鲍君甫，他可以说是我党的第一位“双面特工”。

▲鲍君甫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不仅各个行业都百废待兴，同时还有很多战时遗留下的不和谐因素未能清除，其中以国民党残余势力最大！

于是就展开了搜捕、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大量的国民党特务被抓。后来为了能够更加快速地清除特务，政府还开展了特务人员登记工作。

1951年，南京公安局就展开了这项登记工作，在“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宣传下，大批为国民党做过事情的人主动前去登记，让运动的进度大大加快。

但是可以想象，即使口号喊得再响亮，也依旧有很多人不敢相信，生怕一旦登记，就会被严惩。所以相关部门也没有放弃查访，力图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人物。

鲍君甫就是在这个时候被发现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是群众发现了不对劲：在南京有一茶水摊，摊子又小又破，摊主说着一口广东话。但是，这个小破摊子的主人，平日里穿着讲究，爱看报纸，与寻常百姓不太一样。

因而被有心人觉察，将其举报到了公安局。警察马上派人调查，没想到还真抓到一条大鱼！这个“广东佬”竟然是大名鼎鼎的鲍君甫，曾经担任过国民党南京反省院院长。

▲国民党反省院

因为他一直没有主动前去登记，警察就把给他逮捕了，后来又转到南京的人民法院进行审判。

在审理中法院认为鲍君甫，长期从事破坏我党的工作，威胁社会安全，应当枪毙。没想到在最后一瞬间，鲍君甫却大喊抗议：

“大革命时期，我为党做过许多贡献，这个判决我不接受。”

听闻鲍君甫的话，人们并不相信：

“你可是中统有名的特务，谁人不知？你们这些人，搞破坏都来不及，居然还会帮忙？别想骗人！”

鲍君甫见状，连忙说道：

“我是在陈养山的介绍为党工作的！后来担任调查科主任，也是经过党批准的。”

审查人员便问：

“众所周知你参与过搜捕我党党员的行动，何必抵赖？”

鲍君甫说：

“在国民党搜捕的时候，是我次次通知陈赓，好让同志们能够安全转移。只是后来我被顾顺章告密，被国民党逮捕，才失去了联系！你们若说我是特务汉奸，我是不认的！我要求陈赓为我作证！”

▲抓捕的特务

鲍君甫的这番话让审查人员有些将信将疑，虽然他们心里还是有些不信，但也需要认真求证。于是南京法院就向陈赓发函，求证事情真伪。

但是没想到，发出的文件迟迟没有收到回复。原来南京法院以为陈赓还在云南任职，就将文件发往了云南，可是此时的陈赓已经被任命为志愿军的副司令，开赴朝鲜战场了。

文件几经辗转，才送到了陈赓手上。陈赓立刻回复，在信上说：

“鲍君甫确实早在1927年就与我党有了联系，并在1931年前与我保持工作上的联系。在国民党搜捕我党党员期间，鲍君甫做出许多贡献。我被捕时曾与他关在一起过，此时表面上还好......”

那么在那一段时期鲍君甫到底为我党做过哪些事呢？

鲍君甫又名杨登瀛，1893年出生在广东香山县，后去日本留学。

因为多年的留学生涯，让鲍君甫大开眼界，他不仅精通日语，了解日本文化，还对政治、经济等方面都有很深刻的认知。

▲民国时期的留学生

1919 年，学成归国的鲍君甫在上海一家日本人开的洋行里担任翻译，渐渐地建立起了自己的人脉关系。为了实现自己的报国理想，鲍君甫在1924年加入了国民党。

但日子久了，鲍君甫发现，国民党内部的一些理念与自己非常不同，甚至是背道而驰。尤其是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让鲍君甫非常看不过眼。

他因参加了“讨蒋运动”，而被关进大牢，最后是在蔡元培的保释下才得以重见天日。也是在这期间认识了在青帮的老乡杨剑虹，后来在杨剑虹的“拉拢”下，鲍君甫加入了国民党的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

对国民党失望至极的鲍君甫，在好友陈养山的介绍下与我党建立了联系，表示愿意为我党做些事情。1928年陈赓与鲍君甫正式见了面。

那么鲍君甫又是如何，一步步变成一名红色特工的呢？这还要从蒋介石建立，党务调查科开始说起。

党务调查科是中统的前身，是蒋介石为了加强自己统治，而建立的特务机构。1928年，调查科建立之后由陈立夫掌权，杨剑虹也是在此时加入的，并在加入后邀请鲍君甫也加入进来。

▲陈立夫

鲍君甫得知之后很是为难，因为这个工作的性质是特务，一个不小心就会将我党的同志搅和进去。

得知事情原委之后，周总理认为这是打入国民党内部的好机会，于是要求鲍君甫趁此机会，在国民党内部建立情报网络，并让陈赓作为他的接头人。

1928年5月，陈赓与鲍君甫在霞飞路的一家咖啡馆正式见了面，对其交代了接下来的工作内容。因为出色的人际关系处理手段和广泛的人脉，鲍君甫很快就在调查科站稳了脚跟，开始给我党提供情报。

陈赓曾经说过：

“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务机关，从一开始就在我们的手里！”

在鲍君甫的不懈努力与我党的配合之下，他渐渐执在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做得风生水起，更加有能力为我党做贡献了。

▲国民党特务

他利用自己的情报网络，帮助共产党营救被捕的同志，惩处叛徒和汉奸。有这样几件事，影响深远，必须特别提及：

1928年秋，上海警备司令部得到了名叫戴冰石的告密，他说出了我党沪东区秘密机关的地址。

因为来不及转移，我党的七个同志被抓走，其中还有戴冰石的小姨子。事先不知情的鲍君甫立即将这个情报告诉了陈赓，经过调查，发现戴冰石确实已经叛变，于是陈赓和鲍君甫开始筹划处决叛徒的行动。

恰好此时，戴冰石找到鲍君甫，希望释放他的小姨子。鲍君甫表面上答应，背后与陈赓谋划。在戴冰石去宾馆接小姨子的时候，将其击毙。

1929年8月份，我党的多名高层干部在上海新闸路开会，其中包括澎湃、杨殷等人。没想到会还没开完，就被租界的巡捕抓捕，这明显是有人出卖了他们！

▲澎湃烈士

陈赓立刻联系鲍君甫，让他“打听”一下叛徒是谁，鲍君甫很快就找到了线索。

原来叛徒是一个叫做白鑫的人，他的一个亲属当了叛徒，被澎湃枪毙。从此白鑫就对澎湃怀恨在心，并将他出卖给了国民党。

周总理指示陈赓，竭尽全力营救澎湃等人，并尽快除掉白鑫。

陈赓又一次联系鲍君甫，希望他辅助这次的任务。鲍君甫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将澎湃和白鑫的行程路线打探出来，还找到了白鑫的居住地址。但是由于敌人提前了出发的时间导致营救行动失败了，但是白鑫却被击毙在自家门口。

1931年的初春，一位叫做李世珍（关向应）的委员在租界被捕，他的房间内有很多机要文件，一旦丢失或被国民党得到，后果不堪设想。

鲍君甫利用自己的身份，将我党潜伏人员刘鼎安排进去，担任文件翻译。刘鼎煞有介事地翻了翻文件，说：

“这就是一些学者的稿件。”

搜查人员大失所望，刘鼎趁机将几张机密文件，藏进自己的口袋，并用一叠文学稿件，替换了其他的机密文件。

▲关向应

这件事最终没有酿成大祸，全靠鲍君甫的协助。

其他的例如，黄弟洪要出卖周总理的生活轨迹，被鲍君甫查出之后处决。任弼被捕遭遇严刑拷打，也是鲍君甫想方设法营救。

但是随着顾顺章的叛变，鲍君甫的谍战生涯也就随之结束了。

1931年4月份，当时顾顺章叛变的电报传到了南京，里面揭发了许多潜伏的我党，其中就有鲍君甫。 幸好这封电报被钱壮飞截获，才没有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当时陈赓曾告知鲍君甫要及时转移，而他却认为关系过硬不会有事谁知不久就被逮捕关押了起来，当然在狱中他并没有承认自己的身份。

后来虽然被保释出狱，但也从此失去了我党的联系，而他也被国民党边缘化，做了南京感化院的股长、院长。

南京解放后，国民党高官都纷纷逃往台湾，鲍君甫认为自己没有做对不起我党的事，就没有跟着一起走，反而留在了南京，靠着茶水摊度日。

相比于曾经的叱咤风云，这时候的鲍君甫非常落魄。一直到被警察逮捕，才将自己的经历说出来。

▲茶水摊

因为有陈赓的证明及相关调查，鲍君甫并没有被为难。南京中级人民法院在审判时说：

“鲍君甫虽然有过国民党的身份，但鉴于其一直暗中帮助我党，功劳大于过错。今决定，判处一年管制，并当庭释放。”

这之后，很多老朋友陆续和鲍君甫重新取得了联系，对他的生活也给予了相应的帮助。1955年由陈赓提议，经李克农、罗瑞卿同意，每月发给鲍君甫100元的生活补助。

1969年冬天，鲍君甫因病在北京去世。

在周总理去世前曾对相关人员说过一些鲜为人知的名字，妻子就包括了鲍君甫，最后总理说：

“这些在我们党最危难时期帮助过我们的人，千万不要忘记了……”

虽然鲍君甫自始至终，也没有在我党政府里担任过职务，但是他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他也是一位隐蔽战线上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