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国忠 沈卫荣 朱小如
中国人历来重生轻死，大谈生而避谈死，这其实是很消极很不健康的。“人非经验生，却需经验死”这句话，也要求我们理性地去认识死亡，理解死亡，面对死亡，接受死亡；认识了死亡的意义，才能懂得人生的意义；对死亡的觉悟，也就是对生命本质意义的觉悟，往前延伸就是对人生和人生价值的觉悟。
朱小如（文学评论家）：在我读来，这本书是国忠先生的泣血之作，充满了对自己因病而早逝的弟弟悲痛哀悼之情，但，这本书的内容又不仅仅只是国忠先生真实情感的单纯表达那么简单。而更多的是国忠先生描述了弟弟在得知自己身患绝症、生命不多的日子里，通过研读圣经，通过认真布道，通过与哥哥的相互探讨人生意义，完成了自我的精神升华，最终安详、平静的离开人世。国忠先生给此书起了《弟弟最后的日子》这样看似极普通、极平常的名字，在我理解中，却十分的不普通、不平常。
《弟弟最后的日子》涉及到了“信”还是“不信”的问题、“神”的“有无”问题、“信仰”的“皈依”问题和何时“皈依”的问题，涉及到了“灵魂的自我救赎和相互救赎”等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在当今文坛的一些作家作品中也有所表达，如马原的《牛鬼蛇神》描述了一个无神论者，向有神论者的人生转向，但同时又有着对上帝造物主的存在质疑。又如，新疆一位作家阿拉提笔下描写了一个叫“玛利亚上海”的坏女人，做尽了人间坏事，然后，一朝皈依“宗教信仰”，于是灵魂立刻得到了救赎和净化。我虽对此类文学心中常有疑惑不解之处。但我又不能不承认，此类文学也还都在努力为灵魂寻找安息之地。面对当今社会现实，精神性的疾病已沉疴遍地，而文学作品能提供的精神性治疗的药方，却少之又少。我们常常急于反映热气腾腾的“生活”，而疏忽了让“生活”在内心世界里加以一番严肃的考量。
更何况，当今世面上炫耀的“宗教信仰”似乎也早就沾染了铜臭味，像弟弟如此虔诚的“宗教信徒”——我更愿意把弟弟看成为一个“人生的思想者”走了，留下一长串读圣经的心得和布道的题目；像哥哥在《弟弟最后的日子》里兄弟之间，经常不断地进行着心灵深处纯精神性的相互对话，这样具有独特的感性经验的文学也几乎成了“绝唱”。
我深深体会到国忠先生在书写此书时所面对的悲痛回忆和内心的愧疚，同时也深深体会到国忠先生书写此书的深远意义：让文学真正回到内心的思考，让思想和信仰得以真正的传递。
沈卫荣（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宗教高等研究院副院长、西域语言文化历史研究所所长）：以往几十年间，国人很少在公开场域直接地讨论个人的宗教信仰问题，但是我们目前所处的这个社会中宗教信仰的存在及其影响则越来越明显和不可忽略，需要我们正确地去面对。而文学作品每每走在前列，它们用文学的手段，以讲故事的方式，对宗教信仰问题进行了直观的描绘和不同角度的解释，时有振聋发聩的效果。《弟弟最后的日子》无疑是这类作品中的典型代表和优秀之作，它为读者披露了江南农村家庭实践基督教信仰的很多细节，弥足珍贵。书中描述的这种信仰带给弟弟的超越死亡的勇气和信心，无疑是一种对个人、家庭和社会都有益的正能量。
从社会和文化层面来看，宗教信仰无疑是一个极其重要和复杂的问题，对它作任何简单的取舍和褒贬都是不合适的。而对于某个特定的个人而言，对各自宗教信仰和实践方式的选择当都有其特殊的缘起，它是自由的，也是值得尊重的。我觉得不管信仰何种宗教，信仰最根本的关注和意义在于出世的精神超越和入世的向善态度。不管信仰哪一种宗教，其目的都不应该是为了今世的福报，而是为了超越对现世利乐、苦难的执着，追求和达到永恒的精神解脱。说到底，信仰宗教是为了脱俗，而不是为了求得更多的俗利。《弟弟最后的日子》中的弟弟依靠他坚定的信仰达到了对现世之生死的解脱，也给他短暂的人生赋予了永恒的意义。我不认为，也不希望《弟弟最后的日子》这样的作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绝唱”，相反它只是一部开山之作，它的成功将会引发出一系列的优秀作品，将对宗教信仰和人的生死这样的主题的讨论引入一个更深、更高的层次。
周国忠（诗人，《弟弟最后的日子》作者）：对于当今文坛一些作家作品中对宗教信仰问题也有所表达的问题，由于我阅读十分有限，故没有发言权。对于究竟是有神还是无神等问题，书中已有涉及，所以我便不再说。我只想说，科学只是人类的智力行为和能力之一，它仅仅是人类探索宇宙的一种手段和方法，而决非唯一的手段和方法，面对浩瀚宇宙的无数奥秘，科学是十分有限的，有时甚至是苍白的。其实，人类所有学问和知识的最终归指，无疑是人的生死这一根本问题，而宗教和哲学，则是在各自的领域，以不同的方式方法，更为深入地进入人的本性，探究生命和宇宙的本质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发挥了科学无法企及、无法替代的作用。尽管宗教是以超验为前提而存在的，哲学是以质疑的方式存在的，科学是以实验的方式存在的，但三者都是人类的智力行为，在目的上是一致的，只是被人为地分割或者说相互进行了排斥。这是不应该的！我还想说，宗教与哲学方向一致，方法却不同，宗教靠启示，哲学靠理性。然而，人的理性和认知能力是十分局限的。面对宇宙中的无限奥秘，渺小而极其有限的人对其的认知是微乎其微的。因为，人的维度还很低，生命的长度又很短，仅凭这个“低”和“短”的有限，又岂能察知和经验无限宇宙中的未知事物、全部事物？而无法察知和经验未知事物，并不等于未知事物的不存在，更不能成为贸然、断然否定存在的未知事物的理由。相反，它更需要我们保持谦卑之心、敬畏之心、感恩之心，从而努力不懈地去探索、发现、体验。这才是科学、客观、理性的精神和态度。我可能扯远了，还是回应小如讨论话题中的最后部分较好，即我写作此书面对的悲痛回忆和意义等问题。
我写这本书的过程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诚如姜琍敏老师等专家在研讨会上所说的那样：“是将自己撕裂后又缝合的过程，是泣血的过程”。因为我写的是真人真事，写的是我经历过的切肤之痛的事情，是一种沉痛的写作，用丁晓原老师所讲“是一种生命写作”，不是虚构文本编故事。写这本书的时候，弟弟已离世五年，要真实复原当时全部事情显然做不到，但我没有退却，因为似乎总有弟弟的精神力量在激励我要将它写出来。为了力求真实性的最大化，我一是收集了弟弟生前的病历卡、化验报告等资料；二是梳理了自己当初对弟弟的一些记录；三是我逐一采访了母亲、妻子、弟媳、侄女、两个姐姐姐夫及与我弟弟有关联的人，并作了详细记录，然后加以统合。但这些过程都是十分痛苦的，因为，我的这种“旧事重提”，不但戳痛了自己的内心，也戳痛了亲人们的内心，就好像一个伤疤刚有些长好就又去撕开一样。所以说，我是以亲人们的痛苦为代价，换回了我对材料占用的充分。尽管如此，写了二章还是感到吃力，一度出现不自信，满脑子的弟弟，却没有一个好的思绪。后来有三个因素促使我很快进入了状态，一是干脆中断写作，用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整理、打印、校阅弟弟8本讲稿笔记（25万字），这个过程同样既痛苦又累人，却使我重温了与弟弟共度的那段岁月，重温了弟弟的心路历程和精神气息，思路一下子豁亮明晰起来；二是一位知己不停鼓励我写下去；三是不考虑出版，只要真实地写出来就行；这种没有任何思想负担的心态反而促使了此书的顺利写成。写完此书最后一个字，我在书房失声痛哭，妻子进来见状也痛哭。所以，我写这本书的过程只有痛苦没有快乐，而且连累了我的亲人也为之痛苦。因此，我对有些说“写作是一种快乐，甚至是一种享受”的写作者深感羡慕和钦佩！按常识理解，书写完了总该快乐了吧？但我仍然没有，我只是感到有一点安慰，对弟弟有了一些告慰，包括对我活着的那些亲人和帮助过弟弟的人们的告慰，但无论是安慰还是告慰，都并不等于快乐。因为，就像父亲一样，弟弟的永远离去是我心中永远的疼痛！人们常说岁月能抚平心头的创痛，我对这句话是存疑的，岁月顶多能减轻心头的创痛，却难以完全抚平创痛，至少我是这样体认的。至于小如谈到书名普通、平常又十分的不普通、不平常的问题，我写的就是弟弟最后的日子的经历。当然，这个书名还可有多重含义解读，每个人都会有自己最后的日子，等等。
前些日在这本书的研讨会上，不少专家、学者对该书的价值和意义都作了较深的探讨，还建议进行跨界研究。这当然是一个意外收获的话题。我想，这本小书除了写了亲情大爱、家庭伦理、探索价值取向、终极关怀等以外，还有两点较重要。
一是死亡教育。受传统主流文化影响，中国人历来重生轻死，很少拷问死亡，代代传承，形成了国人大谈生而避谈死、谈死色变的心理结构。这其实是很消极、很不健康的，也是令人十分遗憾的。因为，死亡是人类最深刻的头等大事，也是人类总体结局的缩影，任何人都无法幸免！“人非经验生，却需经验死”这句话，也要求我们理性地去认识死亡、理解死亡、面对死亡、接受死亡；认识了死亡的意义，才能懂得人生的意义。记得20多年前我曾在昆山的一次午餐上对众人说：“中国缺少一门死亡教育课程，这是不应该的，也是不能接受的，它只会使人在回避中麻木、麻痹、自欺，一到大限临头，就陷入没有准备、手忙脚乱、极度恐惧的悲观中，这是十分有害的。”其实，以积极的态度去认识、理解、面对死亡这一课题，明白死亡是人生必然和必须经过的过程，死亡，才能使人生得以真正完整，明白了这些道理后，反而会使人变得理性、镇定、达观、豁然、释然，从而坦然、从容地去面对这道谁也绕不过去的坎，得到心灵的安顿和宁静；平时对名利追求的欲望就会控制在相对合理、合宜的尺度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不会尔虞我诈、争天夺地，从而以良好的心态做人做事，与人为善，相互体恤，既爱别人，也接受别人的爱，实现真正的和睦共处。因为，对死亡的觉悟，也就是对生命本质意义的觉悟，往前延伸就是对人生和人生价值的觉悟。所以，从某种意义讲，书中一些对死亡的拷问、对终极关怀和意义的探索，无意间实践并兑现了我20多年前在昆山的那个论述。
二是诚实忏悔。我曾说过：中国有个怪现象，中国人只有后悔，没有忏悔，或者说更多是后悔，很少有忏悔。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固然不止一点，但最主要还是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关，尤其与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信仰有关。我们不承认有神的存在，甚至将自己喻为上帝，这种将极其渺小的人无限放大的狂妄，和对宇宙“终极之存在”的漠视，使我们失去了敬畏心，没有了敬畏，我们就不会谦卑，也就失去了忏悔的意识和能力。书中弟弟的忏悔是彻底的，他按神的标准完全地将自己的“老我”倒空，与自己进行了彻底清算，与过去诀别，才有了他末后三年崭新的生命形态和大美，实现了自我救赎，也施予亲人们救赎。我本人在书中的忏悔虽不彻底，却也是真诚的。一位批评家曾在评论文章中这样写道：“周国忠的忏悔，无疑是这个时代难能可贵的先声”，这话也许存有抬举的成分，却也在相当程度上说明了我确实作了忏悔，而且是真心实意的忏悔，至少我觉得自己已具备了忏悔意识。要明白：一个人要真正面对自己、认识自己、认清自己有多难！而将之诉诸文字坦露在众人面前更需要勇气。其实，我写作此书的本身也是一个忏悔的过程、赎罪的过程、自我净化的过程，因此格外痛苦。我讲这些不后悔，我会继续作深入的忏悔，也希望我的家人乃至后人要存敬畏，知谦卑，常忏悔。
另外，写完此书后，我才恍然领悟了狄德罗“艺术就是从平凡中找到不平凡，和从不平凡中找到平凡”这个论断的精辟。弟弟是个极普通、极平凡的人，却因着苦难的磨砺、信仰的指引成为一个不凡的人，甚至伟大的人，而他最终还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普通人、平凡人，然而他的简单中又恰恰蕴含着纯粹、深刻、尊严、高贵和丰富。所以，我似乎又在无意间实践了狄德罗的艺术论断。同时，又使我想起纪伯伦“用墨水书写与用心血书写大不相同”的那句话。对小如先生“让文学真正回到内心的思考”的话，我有深刻感悟和体认。
朱小如：我深深感觉到了这本书带给我的心灵震撼：是弟弟身患绝症却并不怨天尤人，而积极进取的人生达观精神；是弟弟以及亲人家庭能处变不惊，看淡生死荣辱的日常生活的责任担当；是一个普通人对自己为什么而活着的，信仰意义上的不懈追寻。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普通家庭成员心灵之间的相互救赎。我深深感觉到了这是一本真正体现了文学本真之书，一本真正的精神窄门之书。
我这么理解此书，不知国忠先生以为如何？另外“窄门”这个词是宗教用语。余华在《兄弟》的后记中曾使用过这个词，在我理解中，只有通过“窄门”而才能步入“天堂”的路径，被余华用来指引自己的文学创作，与其说余华对文学有宗教般的敬意，不如说，余华用文学表达了对宗教的敬意。而文学和宗教，这两者在慰藉人类心灵方面的精神性作用几乎相同，国忠先生的这本书在我读来也是如此。
沈卫荣：我读《弟弟最后的日子》的感觉与小如先生相同，它描述的本来是一个十分悲情的故事，但这个家庭的巨大不幸在国忠先生笔下得到了升华。它表现出来的不只是泣血之痛，更有对生命意义的探索和对死亡尊严的敬重。作者用几乎是白描的笔法，描述了围绕弟弟生命最后三年间发生在这个江南农村家庭中的一个个细小的故事和亲人们的真情实感，其中没有我们习见的对失去亲人之悲苦的不加节制的宣泄和对夸张、俗套的哀荣的铺陈，从中读者真切地感受到了亲人们对弟弟生命意义的肯定和对他英年早逝这一人间悲剧的超越。
阅读《弟弟最后的日子》给我最大的启发是：我们真的应该好好讨论死亡这件事了！国人受孔老夫子思想的影响，“未知生，焉知死”，好死不如赖活，忌谈甚至忽视死亡这件没有人可以幸免的人生大事。而当死亡的无常和不幸降临到个人或者家庭时，则立刻成了无法克服和超越的苦痛和灾难，人生因此而变得毫无价值，濒死者常常为了苟延残喘而不惜丧失所有的人生尊严。《弟弟最后的日子》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对待死亡的态度和选择，面对生命之无常，亲人们表现出来的不是怨天尤人，而是积极的面对和担当，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帮助弟弟树立起超越生死的勇气。
在国忠先生笔下，他和他的家人具备的这种超越死亡的力量来自他们的宗教信仰，这与通常将宗教当作麻醉我们的精神鸦片的文化大背景显得有点不太合拍。我们暂且先不谈信仰的力量，就说我们应该怎样来抚平各种巨大的灾难给我们的人生带来的创伤？我们借助什么才能够超越像痛失亲人这样的巨大悲哀？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无疑太缺少这方面的深切关心，《弟弟最后的日子》中表现出的这种宗教的力量至少应该启发我们在这个方面进行深刻的思考。
周国忠：弟弟经历了三年的病痛折磨，做了五次介入治疗，最终两个来月是非常煎熬的。但弟弟在苦难面前所表现出来的视死如归的精神，所拥有的强大的意志力、忍耐力、搏击力强烈地震撼了我！他至死从没掉一滴泪，这也是最戳痛我内心的痛苦之一。当病后的弟弟迅速选择皈依后，他那种洞悟人生、明白生死、知晓生命本质意义的顿悟后的豁然就写到了他的脸上，而且落实到具体的行为上，展开了全新的人生姿态，从容地面对绝症，刻苦地沉潜圣经，紧迫地事工福音，喜乐地舍己布施，心甘情愿地燃烧自己，照亮家人。这些生命形态，与社会上一些人患病后惶惶不可终日的恐惧情状形成了强烈反差，使我既心痛又震惊复感佩！弟弟这种里外一致的强大，使我明白了什么叫做力量，也使我领悟了海明威名言：“可以摧折，不可战胜”的含义。苦难中的弟弟实现了自我救赎，究竟靠的是什么？你可以说他是有物质的依托，有亲人们的帮助和呵护，还有先进的科学、医学、技术的支持，即便如此，虽然延续然而必死的肉体能完成灵魂的觉醒和救赎？我想答案是否定的。也许是我片面地认为：弟弟更多是靠信仰的支撑。因此，弟弟活得很高贵，死得很尊严。我与弟弟有难以割舍的血脉深情，又目睹了他生命最后岁月所经历的苦难而悲壮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情感经历，也是我人生中最珍贵的生命体验，它不住地冲击我的内心，折磨得我很痛苦，如果不把它写出来，我是无法安心的！另外，我写作此书的目的之一，也是纪念曾经帮助过弟弟的人。在弟弟患病直到离世期间，曾有不同界别的许多人，从精神到物质到道义给予了弟弟不少关心、鼓励、支持、关爱甚至启蒙，这些都令我十分感动和感激。我想，我和亲人们对弟弟做再多的事，做再多的帮助，都不为过，都是应该的。因为，我们和弟弟是血脉关系，而那么多与弟弟并无血缘关系的人，为弟弟做了那么多事，则是完全超越了血缘的一种无私奉献和崇高，我永远无法忘怀，内心非常感恩他们！感恩两字我将它拆解为“感而恩之”，但我除了铭记在心之外，没有什么可对他们“感而恩之”。我只能退而求其次，我要在书中记述他们的劳绩，纪念他们为我弟弟所做的一切。因为，他们是值得颂扬的。顺便提一下，我当初写作此书时，并没考虑要发表，更没想过要出版，一门心思只想把憋在心里的东西写出来就行，写出来能纪念弟弟，纪念亲属和那些曾帮助过他的人就行；还想过写出后只打印它一百份，顶多印刷装订一二百份，送给亲属和他们作个留念就行。也许正因为当时持有这种无功利的心态，反而催生了良好的创作状态，原本想用一年半载写完它，结果实际书写仅三个多月就完成了，而且基本没作修改。这种现象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小如关于“文学本真”的话题，或者说与“文学本真”写作存在一些可供思考的联系。
朱小如：虽然，对我来说在文学界搞文学批评多年，但，能够在形而上的层面上来谈论精神问题，实在是久违了。一是环境空间不够，二是缺乏文本。国忠先生此书给了我们难得的一次机会。谈到“宗教信仰”问题，我们这一代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人，从小受到的教育里便只有“宗教迷信”一说，我们这一代人能谈的信仰也只有一说，那就是“政治信仰”，我们几乎对“宗教信仰”一无所知，对宪法所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也仅仅理解为与生男、生女一样，由不得自己选择，爹妈生我是什么就是什么。如此至今，我们几乎失去了谈论“政治信仰”的兴趣，同时更丧失了谈论“宗教信仰”的能力。而国忠先生的这本泣血之作让我们意识到自己以往的此类认识有多么错误，让我们意识到“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的不同。同时，这本泣血之作让我们有了重新理解宪法所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真正含义，加深认识“宗教信仰”对人们日常生活中面对“苦难”、“死亡”的指引作用。
沈卫荣：从我自己的专业角度来对生死和宗教信仰问题说几句话。大家知道，在当今的西方世界，临终关怀是一个深受社会和文化关注的大题目，很多西方人最终的归宿是“临终关怀医院”(hospis)，而这类医院很多是由宗教团体开设的，他们所提供的临终关怀措施很多也是宗教性质的，它对各种宗教信仰中有关死亡的诠释兼容并蓄，以引导临终者在生命的最后关头超越死亡，有尊严地完成死亡这一人生过程。
譬如，一度成为世界级畅销书的《西藏生死书》就是对临终者实施关怀时常用的一本教科书，而这本书中对生死作为一个过程的解释，无疑可以帮助临终者摆脱对死亡的恐惧。按照藏传佛教中的“中有”或者“中阴”思想，人的生与死都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中的两个环节，人生可以分为“处生”、“梦”、“禅定”、“临终”、“法性”和“转世”六个“中有”，这六种“中有”，即人生的六个阶段，不过就是人生的六种不同的状态而已，它们不但没有本质的区别，而且也是人生的必由之路。我们今世得此瑕满人生的意义，并不是为了要体味“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而是为了要证悟乐空无二、生死一味的道理，最终超越生死。
周国忠：小如先生上述的话题所表述的东西是客观存在的，沈教授的阐述既专业又透彻。谈到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的不同，我相信我和小如、沈教授都会有一个共识和遵循：即不会用宗教信仰去否定政治信仰，更不会用一种宗教去否定另一种宗教。沈教授本身就是宗教比较学研究的权威。我想，用“比较”这个词较合宜，“比较”本身就具有一种宽容、包容精神，具有一种客观态度。通过“比较”，引发思考，产生价值判断，这无疑是有意义和有益的事情。由于特定的环境气候和种种原因，我们一讲宗教信仰就很敏感，甚至有点“谈教色变”的样子，而私下里的情况却完全又是另一回事，各色人等求神拜佛占卜问卦的现象在事实上是大量存在的，这种自相矛盾的表现，说轻点是违背逻辑，说重点是自欺。而且，我对这种功利性的信这信那、求这求那的行为始终是不以为然的。因为，他不是真信，他所谓的信只是为自己求得诸多好处，根本不是纯粹意义层面上的信仰，他还不具备对信仰渴慕的真诚，不具备理解、领悟信仰真谛的能力，他的兴趣在求得好处，是一种与宗教信仰无关的自私。我在书中曾说过这样两句话：“宗教叫我们要舍己，因为我们太爱己。”
世界是多元的，文化是多元的，人这个生物本身就是一个复杂多重的矛盾综合体。人的价值观受种族、国家、地域、语言、文化、历史、习俗、传统等诸多因素影响，无疑也是多元的。我始终认为，任何人都无权将自己的价值取向去影响、干涉甚至强逼别人去接受某一种价值观。因为人人都是鲜活的、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的生命个体，人人都是平等的，任何人都有权利选择适合自己的价值观，别人不得也无权干预、干涉或指责，而应该以宽容、包容的襟怀，尊重其选择。因为，这既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也是上苍赋予每个人的尊严。我还觉得，人生在世，正确的价值观既是人生的坐标，也是人生努力的方向；人生的展开，实际上也是价值观的具体展开，它会渗透到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研讨会上，费振钟老师就说：“一本书的价值就在于，它能够提供什么样的话题，能够提供多少话题，而《弟弟最后的日子》这本书，恰恰提供了可以让我们思考和讨论的很多话题。”我想，这次“三人谈”，就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因此，我怀揣感恩，对两位老师给我这样一次学习请益的机会表示由衷的谢意和敬意！
最后我想再次表述一下，研讨会上不少学者专家认为我的这本小书充满着正能量，这是符合我的心意和心愿的。至于大家究竟怎样看待这本书，已完全由不得我了！相信读者诸君自有判断力。我所秉持的态度是：就让这本小书随其自身的命缘轨迹自由运行吧。我还想引用纪伯伦的一句话来作结束——“精神的苏醒对人来说是最可贵的东西，而且是生存的目的所在。”
说明：《弟弟最后的日子》是无锡籍作家周国忠先生的长篇纪实文学，2013年8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本文原文曾先后刊载于《文汇读书周报》和《雨花》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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