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一场罕见地“抬会”风波席卷了浙江乐清的二十多个县镇。
二十多万人被卷入其中，八万多个家庭倾家荡产。
乐清县的社会的动荡，成为一起惊动中央的大案，甚至引起了海外的广泛关注。
一、小木匠失踪，大案露出冰山一角
李启峰是温州市乐清县的一个小木匠，就是这个看上去毫不起眼的小木匠，却牵动了很多人的心。
1986年3月下旬，乐清县小木匠李启峰失踪的消息，在温州很多县里传来。
许多人在得知李启峰失踪的消息之后，开始恐慌，甚至痛哭流涕。
很快，温州市很多店铺关门，工厂停工，数万个家庭陷入经济困难，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正在温州发生。
一时间，温州陷入了“经济萧条”的境况当中。
失踪的小木匠李启峰是温州市乐清县雪湾村人，因为从小家境贫寒，所以早早学了木匠手艺，以此为生。
李启峰在乐清当地也是小有名气的木匠，因为手艺精湛，做工细腻，所以很多人都愿意找李启峰做事。
更重要的是，李启峰这个人还很讲义气，这一点为李启峰在当地积累了不少的人脉。
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手艺又好、又讲义气的小木匠。
二、小木匠的双重身份
除了木匠的身份之外，李启峰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身份——抬会大会主。
“抬会”又叫应会，经济互助会。
它的主要模式就是：一个人作为发起人，将想要参与的人组织在一起，形成一个“会”的组织。
发起人被称为会主，其他人被称为会员。
所有入会的人都要先交钱，会主将会员们的钱放在一起，再把这笔钱交给有需要的会员使用。
用钱的会员需要支付利息，不用钱的会员就能够吃利息。
抬会最开始只发展在几个人当中，各自出钱，相互帮助。
但是李启峰打破这种规律，开始组织“百人百元百月单万会”。
李启峰给出的入会条件看上去疯狂，但是承诺的好处也同样诱人。
入会第一个月需要交1.16万元，但是两个月之后，每个月就能够保证拿到9000元的利息，之前的本金也依然是自己的。
拿满一年之后，会员只需要每个月支付3000元，就可以继续享受每个月9000元的利息。
一共需要支付满88个月，加上之前的12个月正好100个月，一个会期结束。
尽管1.16万元对于当时很多人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但是仅仅两个月过后，每个月就能够拿到9000元的好处，确实让很多人动了心。
李启峰在乐清是有一定人脉的，当这个消息一传播出去的时候，很多人纷纷找上李启峰。
有人半信半疑地问李启峰，是否一定能够保证两个月之后能够发出9000块钱。
李启峰大手一挥，拍着胸脯向来者保证。
李启峰平日里的讲义气为他招募会员起了很大作用，很多人都相信了李启峰说的。
家里有钱的直接找到李启峰家入会，拿不出1.16万元的，甚至愿意借钱凑够1.16万元入会。
一时间，李启峰家乃至整个雪湾村都变得热闹起来，每天都是拿着钱去李启峰家请求入会的人。
李启峰和他的妻子变得格外忙碌起来，每天接待前来要求入会的人。
除了李启峰和他的妻子之外，李启峰家还有三名会计、五位出纳和四个保镖。
会计和出纳一直在记账、收款、记录人名；四位保镖则守在李启峰家，保护李启峰、李启峰家人和李启峰家中钱的安全。
每一个交了1.16万元入会费的人都会拿到一个所谓的“会员证。”
一个还没巴掌大的小笔记本上，记录着入会人的基本信息和交钱时间，盖有李启峰的私章作为两个月之后前来取钱的凭证。
会计，图片来源于网络
三、金钱的疯狂游戏
如果抬会真的只是如前文提到的那般，其实并没有什么危险。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样将大量资金聚集在供有需要的人使用的行为，对于早期的民营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一方面，解决了创业初期的经济压力问题，另一方面，也能促进更多的人创造收入。
但是，问题就出在人在利益面前就会忘记原定的规则。
尤其像“抬会”这种比较原始的资金累积方式，在没有完善的监管制度下，拥有话语权和极大权利的会长，是保证“抬会”能否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
很显然，李启峰并不是这样一个能够把控住全局的会长。
越来越多的人找上李启峰，拿着钱要求入会。
这些人不仅仅是从乐清县而来，还有从平阳县、洞头县、玉环县甚至温州市区等等地方而来，专门找到李启峰的。
抬会的发展越来越疯狂，入会费也不再局限于1.16万元。
有一次，玉环县有人直接包了一条小船，向李启峰送来76万元。
面对着疯狂的前来者，李启峰甚至来不及数钱，到后来就是拿尺子量一下，或者拿称称一下重量就行。
毕竟面对十几到几十万的钱款，靠着人力一张张清点是非常费时费力的。
随着入会费的增长，到最后，入会已经变成了一件大家争先恐后去做的事。
数钱，图片来源于网络
很多人为了加入抬会，给会长送礼，低于几万块的礼品一般不会被接受。
李启峰的抬会越做越大，会员也越来越多，难以聚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李启峰采取组合的方式发展会员。
会员，图片来源于网络
他在大会之下设立了小会，小会之中设置小会主，小会主分别发展各自的会员。
抬会演变到这里，已经逐渐变成了具有投机欺诈性质的民间信用形式。
越来越多的人见有利可图便不加思索的要求入会，在利益面前，没有人思考风险，所有人都在规划明天。
四、疯狂后的崩溃
抬会的规模发展越来越大，越来越有一种“疯狂”的意味在里面。
当时在乐清，大大小小地抬会一共有1346个，其中最大的抬会已经发展到了12122人。
从1985年到1987年初，温州市中有九个县，两个区，总共30万人卷入“抬会”当中。
会款发生额高达12亿之多，甚至出现了“短会”“官会”等不同形式的变种。
而“疯狂”往往是崩溃的前兆。
1986年的春天，对于李启峰来说并不是春天。
大批的入会者涌入，抬会的规模确实大大扩大，但是这当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只想收利息，不想用钱的。
支付利息的人远远少于拿利息的人，为了填补之前给出的“每个月可以拿到9000元”的条件，李启峰只能不断地发展会员，用新的入会费填补之前的窟窿。
有人计算过，假设每个人都是1.16万元入会，要是想维持下去，到第6个月，就必须增加到22个会员；
到第12个月，就要发展693个会员，而到第18个月，会员数量就要超过两万人了。
滚雪球式的发展让抬会最终难以支撑下去，资金链断裂给抬会带来了难以挽回的伤害。
大小抬会相继崩溃，别说当初承诺的每月9000元利息的条件难以再实现，很多会员到最后连会费都取不出来。
李启峰的失踪，无疑让温州市十几万的会员陷入恐慌之中，有的人已经交了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会员费。
一时间，温州市的十六个县，几十个乡镇，三十多万人，都陷入了极大的恐慌之中。
六神无主地抬会会员变成讨债者，冲进了各个大大小小的会主家中。
讨债者哭喊，叫骂甚至是与会主发生肢体冲突。
曾经的会员，还会集体跑到乐清县政府机构。
1986年7月，就有平阳、苍南两个县的会员集合了四百多名女性会员。
几百人一起闯进乐清县机关大院，坐在地上、办公室里一起哭喊。
因为店铺关门，工厂停工，导致很多人失业。
被骗加上失业，八万多个家的正常生活被打乱，上百所小学被迫停课放假，社会正常秩序被打乱。
乐清县的社会治安一片混乱。
教室，图片来源于网络
要不到钱的会员很容易陷入极端，不少人把会主及其家人抓起来，绑在柱子上，对他们施加私刑和威胁，这其中的手段非常残忍。
乐清县公安机关在事后统计时发现，在此期间，被非法拘禁者达到1000多人。
此外，还有200人潜逃，140多处房屋被毁，8万多户家庭倾家荡产。
那段时间里，很多会主不堪压力，主动找到公安机关要求坐牢。
商店，图片来源于网络
1986年第12期《乐清公安情况反映》这样记录当时的情况：
“商店长期滞销、积压的200余把三角刮刃，最近被抢购一空。一些会主为了免受暴力逼债者的非人折磨，竟然托熟人开后门，主动要求坐牢。”
五、抬会的结束
早在“抬会”彻底崩溃之前，乐清县政府就已经有所行动。
1986年2月14日，乐清县政府发布严禁“抬会”非法金融活动的通告。
但是效果不佳，明面上的“抬会”活动转入地下。
由于许多会员到期拿不到会款，社会秩序出现了极大动荡。
当乐清县的社会混乱已经发展难以忽视的地步时，乐清市公安机关准备找到大会主李启峰。
这才发现，李启峰及其妻子早已经带着12万元会款离开了乐清县。
乐清县政府见李启峰已经携款潜逃，立即组织了一支由公安，工商银行以及基层干部组成的队伍，对李启峰的抬会进行彻查。
公安调查，图片来源于网络
最终，这支队伍在李启峰家中发现了146箱的现金，共计2907万元人民币，收回了李启峰对外借款883万元。
这一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一部分会员的损失。
但是经过盘点计算后发现，光李启峰一人，就造成了186万元的经济损失。
现金，图片来源于网络
除了李启峰之外，令一个大会主郑乐芬也携款潜逃。
郑乐芬的抬会范围比李启峰更广，除了温州市之外，江苏、山东、新疆等地都有他的会员。
此时，温州的抬会已经惊动了中央，中央下达命令，务必要将携款潜逃的大会主抓捕。
1986年5月4日，在天津市公安机关的协助之下，李启峰夫妇在天津被抓捕归案。
两个多月之后，郑乐芬在江苏省金坛县被当地公安机关抓获。
李启峰和郑乐芬等会主虽然被抓捕归案，但是很多会员的钱依然无法收回。
很多人因此倾家荡产，家破人亡。
乐清县翁土羊镇，有一个收破烂的老人将攒了很久的5000元存在当地的一个小会主中。
最后，小会主潜逃。
老人赶到小会主家中时，小会主家中早已经被其他会员搜刮干净。
老人无奈之下，只能一边哭，一边将小会主家两扇门拆下扛走。
两扇门，图片来源于网络
六、难以定罪
李启峰和郑乐芬等人虽然被抓捕，但是却很难对她们进行定罪。
李启峰和郑乐芬等人的行为属于经济犯罪，当时的法律对于这种新型经济犯罪还没有明确的规定。
“抬会”这种行为究竟是投机倒把还是诈骗，很难下结论。
除此之外，中国当时正处于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外界对于“抬会”的看法并不统一。
有人认为合理，也有人认为不合理，甚至还有个别温州领导认为“温州地区民间互助会”源头悠久。
在国家银行资金不足的情况下，这也是一种大胆探索。
同时，温州市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怎样对李启峰等人定罪影响较大。
最后，在乐清县公、检、法、司四个部门以及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共同商讨后决定，以诈骗罪来处理李启峰等人。
法庭认为，李启峰在主观上是想要以非法获利为目的，而并不是在国家银行资金不足的情况下，民间金融补充的大胆探索。
且在“抬会”发展的后期，李启峰明知乐清县已经禁止“抬会”行为，依然继续扩大“抬会”规模，这对国家金融管理秩序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1989年1月12日，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定认为，李启锋以获取非法利润为目的，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规，利用“抬会”形式，非法从事金融投机活动，破坏国家金融管理。
其行为构成投机倒把罪，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应予严惩。
“抬会”这场疯狂的金融游戏最终以李启峰等人的死刑而结束，它造成的影响是难以挽回的。
“抬会”风波过去之后，温州作家李涛将这一次风波的始末完整记录下来，写成了长篇小说《怪胎》，而这篇小说也成为了李涛的成名作。
虽然自从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对金融体制进行改革，同时也鼓励百姓为自己创造财富。
但是，这种破坏金融稳定，扰乱社会的行为最终还是要受到国家的严厉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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