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圣约翰大学 图片来自殷自力
文|朱健，作者授权转载。
他聪慧过人，学习成绩永远是第一，他成了街坊邻居们嘴中孩子们的榜样和偶像。
他读南京国民法政大学二年级时，大学停办了。歇学后，他结识了不良朋友，厮混于赌场。他又成了街坊邻居们眼中鄙视的浪子。
最后，他却成为了一代宗师。这个蜕变就像安徒生童话一样。
他是谁呢？
他就是潘序伦。
1893年，潘序伦出生于鱼米之乡江苏宜兴。
1919年春节，在外地的发小们都回到家乡过年了。发小们聚会时，一位姓周的同学自豪地说，他要去法国留学了，发小们纷纷祝贺。
发小们都知道，潘序伦的智商能甩周同学好几条街，学习成绩也高他好几个档次。
周同学在得瑟和自豪时，潘序伦却成了背景板，被发小们在惋惜中议论。这种巨大的反差对潘序伦来说，刺激太大了。
他突然醒悟，不能再瞎混了！
春节一过完，潘序伦就赶回了上海。找到了他的恩师上海浦东中学校长黄炎培。诉说了自己想重新读书，并想出国留学的想法。
黄炎培是中国著名的教育家，解放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极为喜欢这个天资聪慧、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
当潘序伦迷失人生方向时，黄炎培曾扼腕叹息。现在，潘序伦迷途知返，自己主动要读书了，惜才的黄炎培大喜。
黄炎培马上给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写了一封推荐信。同时，明确表示他愿意做潘序伦同学的担保人。
卜舫济校长是美国教育专家，已在中国生活了大半辈子。他能讲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并精通中文。他也是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好友。
1913年2月1日，辛亥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年。孙中山先生应卜舫济校长的邀请，专程来到了上海圣约翰大学，参加上海圣约翰大学学生的毕业典礼。
在毕业典礼上，孙中山先生提出了那个著名的期许：
希望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同学们，成为中国之光和真理的火炬！
卜舫济校长看到黄炎培的信后，极为重视。因为，他知道黄炎培在中国的地位和社会的声望。黄先生举荐和担保的学生，一定是有其长处的。
卜舫济校长亲自与潘序伦进行了面谈。与潘序伦一谈，他就知道这个青年，智商和原教育底子非常好。
但现实，又使卜舫济校长十分棘手和为难。
一方面，这是尊敬的黄炎培先生亲自举荐和担保的青年。
另一方面，潘序伦没有参加上海圣约翰大学的统一考试。并且他已26岁，结婚成家了。
最后，卜舫济校长亲自决定，公事公办。但以一种契约的形式公事特办，协议规定：
潘序伦只能以旁听生的身份旁听课程。一学年之后，如果各门功课在70分以上，潘序伦就可以拥有正式学籍，并直接跳级读大四。
如果一年内达不到标准，就自动终止其旁听资格，不再延续旁听。
旁听期间，学费如数缴纳。
这是上海圣约翰大学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既苛刻又激励的协议。
潘序伦一听就明白，这个激励协议，就是俗称的对赌协议。
潘序伦签完协议后，用英语对卜校长说，他一定会遵守契约的。
卜舫济校长用中文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潘序伦，这个具有天赋的浪子迷途知返后，立刻就换上了一个人生最大的动力马达——刻苦。
天赋+刻苦=旁听生潘序伦。
潘序伦 图片来自百度
换了新马达的潘序伦，每天除了吃饭和睡觉，就像一台永不停息的学习机，一直高速飞转着。
他的学习成绩，让所有人惊愕。
第一学期考试，潘序伦就考了全班第二。卜舫济校长兑现承诺，潘序伦从旁听生转为正式学生。
大四毕业考试，潘序伦的各科成绩均为全班第一。全校英文大赛他荣获唯一的金奖。
恩师黄炎培和卜舫济校长，都为潘序伦优异的成绩感到骄傲。
潘序伦，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的小目标达到了，他想留学的大目标能达到吗？
上海圣约翰大学是1905年在美国注册的，学生的学籍、学分，美国各大学都承认。
好酒，不怕巷子深。
中国与美国虽然相隔一个辽阔的太平洋，但上海圣约翰大学优秀的学生，一直深受美国一流大学的青睐。
潘序伦收到了世界上最顶级的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商业管理学院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
潘序伦也创造了上海圣约翰大学的一个奇迹，一个旁听生用两年多的时间，考上了哈佛研究生。
同时，他也以自身的行为活生生地演绎了“浪子回头金不换”！
上海圣约翰大学 图片来自殷自力
上海圣约翰大学号称东方的哈佛。每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都会全额资助上海圣约翰大学五名留学生。
获得全额留学奖学金，这是每一个圣约翰学子的梦想。
这一切，成绩是唯一的标准。
潘序伦，他能考上吗？
聪慧刻苦的学子，老天爷都会抢着给他买单的！
结果，他如愿以偿考取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奖学金的名额。
1921年，潘序伦乘坐轮船由上海前往美国，开始了哈佛大学研究生的生涯。
潘序伦来到哈佛大学商业管理学院后，他与众不同选择了冷门的会计专业。
潘序伦为什么要选择冷门的会计专业呢？
潘序伦认为，现代会计与中国传统的账房先生，是有本质区别的，这如同橘和橙的区别。
他认为，现代会计的核算、审计、财务管理，伴随着中国民族工业、商业的发展，它一定会成为社会必需的一门新专业。
他决心把现代会计行业带回中国，这成了他在哈佛学习的动力和目标！
潘序伦这台超级动力的马达，在哈佛大学又飞速转了起来。
潘序伦在回忆录中写道：
在哈佛两年期间，我从未看过一场电影，也从未到餐馆吃过一顿饭。所有的时间，都是在教室、宿舍或图书馆里度过的。
1923年，潘序伦获得美国哈佛大学企业管理学硕士学位。
1924年，潘序伦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回国。
1925年，潘序伦担任了国立暨南大学商学院院长一职。
面对民国第一波工业、商业发展的浪潮，潘序伦觉得，他在课堂上说千道万，不如他亲自下场实践。
他决心辞去国立暨南大学商学院院长一职，用自主创业的方式，去开创中国的会计行业。
国立暨南大学商学院的师生们，实在舍不得这位有着新思想、新学问、新理念的博士院长。
他们以一种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方式。在上海《申报》上，刊登了“暨南商大挽留潘序伦”的长篇文章。
文章在《申报》发表后，立即成了上海前所未有的热点新闻。潘序伦的名字也以这种特殊的方式，进入到了上海市民的眼帘。
上海市民从此也就知道了：上海有一位真才实学、深受师生尊重和喜欢的博士院长。
潘序伦也被师生们的真情告白，感动得一塌糊涂。但是，他心中的志向，更加远大！
1927年，34岁的潘序伦在上海创业了，他成立了新式的会计事务所。
他将“民无信不立”的格言，变成了会计师事务所的“名号”。
立信会计事务所成立后，很快就博得了社会各界的信赖。
潘序伦 图片来自百度
1931年日寇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东北义勇军奋起抗日，全国民众纷纷捐款。
但社会上流传，组织捐款的《生活》周刊、东北抗日义勇军后援会，利用捐款徇私舞弊，发国难财。
是谣言？还是弊案？
《生活》周刊、东北抗日义勇军、社会各界一致要求，尽快查明事实真相。
各方都推荐由独立的第三方，立信会计事务所进行捐款的审计核查。
潘序伦深知，捐款关系到全国民众抗日热情和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抗日决心。这些捐款：
每一笔，都是百姓抗日的决心；
每一分，都是百姓省出的饭钱。
核查工作量是巨大的。因为，老百姓的捐款大部分是小额捐款，最少的只有五分钱。
潘序伦亲自担任主审，全所员工24小时连轴转，一丝不苟地进行逐笔核查。
全部收支账目很快就核查清楚了。立信会计事务所将每一笔收支项目都出具了证明，并将核查结果逐笔清晰登报，向全国人民公开。
审计核查登报公布后，邹韬奋先生代表《生活》周刊、马占山将军代表东北抗日义勇军、蔡廷锴将军代表十九路军，纷纷感谢潘序伦和立信会计事务所，秉公办事，认真核查，取信于民。
从此，立信会计事务所名声大震！
立信会计事务所品牌打响后，很快全国各地都纷纷派人来上海立信会计事务所，学习新式会计。
面对如此大的社会需求量，潘序伦因势利导，很快开设了立信会计夜校和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加速培养新式会计人员。
就是在抗战烽火的年代，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培养新式会计，也从未间断过。抗战结束时，立信为全国培养了三万五千名新式会计人员。
从此，中国的民族工业、商业有了一大批新式专业的财会人员。
潘序伦，成为了中国现代会计行业的创始人，也成为了中国现代会计的一代宗师。
潘序伦的弟子遍布全中国，但他有一个特殊的弟子，这弟子是一个极为罕见的天才，也是他的掌上明珠。
他，就是顾准。
顾准祖籍苏州，1915年出生在上海。
他父亲在上海经营棉花生意，因为经营不善，公司破产了。至此，他的家境一落千丈。
顾准在收费低廉的中华职业学校读到初二，家里就再拿不出一分钱了。
此时，时任中华职业学校校长的黄炎培找到了潘序伦。
黄炎培告诉潘序伦，顾准这孩子虽然才十二岁，但却是一个罕见的天才，如果辍学太可惜了。
惜才如子的恩师，希望潘序伦能将这块璞玉雕刻成材。
潘序伦感叹，历史多么相似啊！
他在十二岁的顾准身上，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和印记。
当年，恩师黄炎培将自己举荐给了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卜舫济校长。现在恩师又将顾准托付给了自己。
滴水之恩，定要涌泉相报。
对于恩师的信任和托付，潘序伦亲自为顾准设计了培养路径。
他给顾准设置了一个特殊的岗位，半工半读练习生，并享有特殊的待遇：
管吃管住，免学费，并享有实习生津贴；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的一切课程，顾准都可以旁听；立信会计事务所的一切高级会议，高管的培训，国际交流研讨会，端茶倒水都由顾准服务，但他可以全程旁听一切内容。
为了培养顾准，潘序伦还给他报了外语学校，让顾准同时学习英语和日语。
黄炎培伯乐慧眼识珠，潘序伦悉心呵护栽培。
四年后，顾准这位天才少年脱颖而出了。
顾准16岁时，他就站到了立信会计夜校的讲台。
潘序伦与弟子顾准合影 图片来自百度
第一天上课时，潘序伦也坐在学员的位置上，他是为少年顾准站台，更是检验其知识的含金量。
台下一个个成年学员看着这稚嫩的少年老师，目光里都充满了疑惑。
但当顾准讲完课时，无人不敬佩，所有的目光都折射出一句话：自古英雄出少年。
少年天才顾准的智慧是惊人的。
16岁时，顾准就编写出《高级商业簿记习题详解》。
17岁时，他与导师潘序伦合著了《政府会计》。
19岁时，他出版了专著《银行会计》，成为中国第一本银行会计学大学通用教材。
这个青年才俊、金融明星很快闪耀在了上海滩。
上海圣约翰大学、上海之江大学、上海沪江大学等纷纷聘他为兼职教授。上海的外资公司也纷纷聘其为兼职会计。
他的待遇火箭般地进入到了上海高级金领的行列。
当时，上海一个蓝领工人月收入只有10-15块大洋；大学教授100-150块大洋；顾准一个月的收入达到了300块大洋。
民国时期，上海是各种思想和文化最为活跃的都市。
顾准这个思想活跃、善于探索理论的青年，很快就接受了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学说，成为了一名进步的左翼青年。
1935年，二十岁的顾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他出众的才能，二十四岁就成为了地下党江苏省委副书记。
顾准利用立信会计事务所和金融专家的公开身份，在上海为党做了大量的特殊工作。
顾准的思想和行为的一切变化，潘序伦都看在眼里，作为导师他完全心知肚明，在无言的包容中，默默地保护着弟子。
抗战全面爆发后，党组织派顾准去抗日前线，加强新四军的宣传和经济工作。
顾准要走了，要参加新四军了。
临行前，顾准特地向辛勤培养他十四年的师傅和导师告别。
潘序伦实在舍不得这个心爱的徒弟和最得意的弟子。他掏心掏肺、语重心长地对弟子说：别走了，待我退休时，我会将“立信”的一切都交给你。
1940年，二十五岁的顾准最终还是带着满腔的青春热血，在地下党组织的特别护送下，奔赴了抗日前线，参加了新四军。
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校训是：光与真理！
潘序伦知道，顾准就是寻求光与真理的伟大逆行者！
潘序伦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呢？
这是因为，顾准与绝大多数参加革命的人，有着本质的不同。
其他人都是底层的穷苦农民，参加革命是为了摆脱自身的贫穷，过上好日子。
而顾准是将自己优渥的生活砸碎，抛向九霄云外。为了其他穷人过上好日子，这个圣洁而美丽的理想，参加了革命。这真是：
他人革命是为了过上好日子；
顾准革命是好日子的逆行者！
九十年后的今天，还有为了他人过上好日子、放弃自己美好生活的逆行者吗？
顾准在新四军期间，去延安参加了党的高级干部培训。期间，中央领导中最懂财经、也是上海出生的陈云书记，非常欣赏顾准的才华。为了支援前线，发展解放区的经济，陈云书记曾提议，顾准任解放区山东财政厅厅长。
上海解放前夕，陈云又一次推荐顾准，作为我党接收上海的专家型干部。
1949年，上海解放。
顾准随着解放大军回到阔别九年的上海。他成了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
上海市民对顾准的评价是：他是陈毅市长最得力的左右膀，也是市政府最强的大脑。
解放初期，上海百业凋弊，经济崩溃，通货膨胀。此时，太需要经济专家和金融专家了。
顾准在新四军 图片来自百度
顾准找到了导师潘序伦。
顾准告诉导师说，他向陈毅市长和潘汉年副市长推荐了导师，市领导想请导师做人民政府的高级经济顾问。
面对顾准代表市领导的诚恳邀请，潘序伦给顾准讲了大实话。
潘序伦说，因为他曾经在民国政府做过经济管理工作。如果，他现在又在新政府做高级经济顾问。世人会认为，他是一个政治投机分子，会鄙视和嘲笑他的！
当官，从古至今一直是多少人终身的“伟大”梦想。
潘序伦，这个留美经济博士、一代宗师却以最朴素的常识，轻轻地谢绝了市领导的好意，悄悄地关上了当官的大门。
顾准，真的很能干！
短短的三年，上海彻底扭转了财务危机。1952年，上海的税收已比解放初期提高了10倍，并占全国税收的32%。上海成为国家重要的经济支柱。
上海经济复苏了，顾准的麻烦却来了，而且还来得非常迅疾。
1952年2月，中央财政部X部长带队来上海，要求上海推行群众“民主评定”税率。
税率，要由群众“民主评定”。
放在今天就是一个笑话！而且会是惊掉下巴的冷笑话！
可在当时，这就像大跃进时期亩产万斤的神话，是不能质疑的。
也如同“浩劫”期间，“工农兵”上大学，是不用考试的。全国采用的是所谓群众评议和民主推荐的方式。
作为懂经济的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顾准不同意在上海推行群众“民主评定”税率。
上海仍坚持按照市政府颁布的“税率”征税，但这给顾准带来了灭顶之灾！
1952年2月29日，顾准被以个人英雄主义、目无组织、对抗组织等错误行为，受到了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
随后，《解放日报》刊登了顾准被免职的消息。
顾准，这个充满着圣洁和美丽理想的革命者；这个二十岁就参加地下党，二十四岁就成为了地下党江苏省委副书记；这个革自己命的逆行者！
得知自己被撤职后，他十分突然、吃惊和错愕！
他的内心深处，迅速填满了悲挫与激愤！
他整整一夜没有合眼，一直在寻求这是为什么？
为了寻求为什么？
他苦苦地寻求，挣扎地寻求！
寻求了多年后，也没有找出真正的为什么？
其实，上海不执行“民主评定”税率，从表面上看是顾准抗上、不听话。但深层次的原因是：
解放前，领导干部绝大多数来自农村。他们在武装斗争的战场上，英勇善战，摧城拔寨。
解放后，他们来到了一个陌生的经济赛场，连游戏规则还都没有搞清楚，就参加比赛了。
更要命的是，他们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
而顾准作为一个专家型的干部，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他熟知游戏规则，精通经济工作。
所以，在经济赛场同场竞技时，顾准就成了鸡群里那只扎眼的鹤。这只鹤，常让人羡慕嫉妒恨。
最终，这只鹤一定会被裁判的昏哨黑哨，亮出红牌罚出鸡群的！
一位上级领导曾说了一句大实话，顾准“这个鸟儿，自找枪子”！
1955年，顾准被分配到中央党校学习一年。然后，调进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当研究员。
顾准，真的是奇才！
换了跑道，仍然是飞机中的战斗机！
1957年，顾准发表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重磅文章。
于无声处，炸响了一声春雷！
顾准，成了我国第一个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探索者。
在计划经济的年代，敢于研究探索市场经济理论，那就如同四百多年前，探索自由思想的意大利人布鲁诺。
这是要冒着坐牢风险的！
著名的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孙冶方说：
顾准是一个罕见的天才，更是一个寻求真理的探索者。他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断，至少超前了50年。
孙冶方，一言中的！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顾准曾经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写进了党的决议。
岁月，整整相隔了56年。
1957年底，反右斗争开始了。顾准这篇炸响华夏大地的重磅文章，成了反党大毒草！
1958年4月，顾准被划定为右派，开除党籍。
顾准，生不逢时！
同一个党，同一个理论论断，相隔56年，命运截然不同：
一个成了党中央的决议，全党全国全民认真学习贯彻；
一个成了反党大毒草，全党共讨之，全民共伐之。
顾准，倒在了自己人的乱拳乱棒下，倒在了亿万人民群众的口诛笔伐中。
顾准 图片来自百度
倒在了黎明前的至暗中！
1958年，远在上海的导师潘序伦，也因为在政协会议上的发言，被划为了右派。同时，他被撤销了政协委员，并开除了民盟盟员。
潘序伦和顾准，这一根藤上的两个苦瓜，同时遭到了政治运动的狂风暴雪。
潘序伦被打成了右派后，不吭不哈，也不申辩，默默地接受了。
但当他听到心爱的弟子顾准，也被打成右派了，潘序伦心痛万分，焦虑不安。
他实在坐不住了，他不顾自己头上也戴了一顶右派的帽子，找到恩师黄炎培（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三十年前，恩师曾将快要辍学的十二岁顾准，托付给了自己。
三十年后，潘序伦希望恩师黄炎培再出一次手，拯救弟子顾准。
黄炎培副委员长敢帮忙吗？
不敢！
因为他自己心爱的儿子，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博士，中国著名的水利专家，号称“中国的良心”的黄万里教授，也打成了右派。
作为副委员长的老爸，黄炎培他根本不敢为儿子吱一声！
这就是无情的阶级斗争！
这就是残酷的政治运动！
1961年，国家开始给部分右派摘帽子。潘序伦和顾准这对师生、这对师徒，先后都摘掉了右派的帽子。
一根藤上，两个命运息息相关的苦瓜，终于都落蒂了！
顾准也结束了在河北赞皇、河南商城的劳动改造，又回到了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继续从事他的理论研究。
不久，顾准又有麻烦了。
顾准针对当时我囯采用的苏联会计体系中，存在着不注重经济效益，造成资源浪费，阻碍生产力发展等问题，写了《社会主义会计中的几个理论问题》一文。
当时，苏联老大哥在中国的方方面面都是导师，地位是神圣的，是不可质疑和挑战的。
如果质疑和挑战苏联老大哥，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是要判刑和坐牢的。
财政部的一位领导见到顾准后，就严词厉色地警告说，你再反对现行的会计制度，小心给你再戴一次右派的帽子。
顾准回应说，苏联这套会计体系存在的问题，我为什么不能指出呢？我不仅要写出来，还要说出来！
顾准，说到做到！
他不仅写文章，而且在部委研讨会上公开亮明自己的观点。会议主持人粗暴地打断他的发言，他仍然不改口，继续指出苏联“老大哥”这套会计体系中的弊端和问题。
顾准说，对存在的问题和弊端，只要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他都会理直气壮地指出，哪怕被骂得狗血喷头。
顾准就是这样一位“顽固不化”，甘愿用“鲜血做墨水”的风骨人。
祸不单行！
倒霉的顾准，他的外甥与北大、清华的几个理论爱好同学一起，组织了一个学生理论研究社团。
这个跨校的理论兴趣爱好社团，被公安部门认定为反党社团。
顾准这个倒霉的舅舅，硬是被康生的“八竿子”打上了。
康生一直自认为是党内顶级的秀才。“文人相轻”，康生在延安时期就很嫉妒顾准，这个党内才华横溢从大上海来的青年才俊。但碍于顾准是陈云书记的爱将，就未敢下手整肃。
此时，陈云书记早已被打倒，康生已权倾朝野。康生认定，顾准就是大学生反党社团的幕后“黑手”。
1965年9月，在叠加的“罪行”下，顾准从“公家”的队伍中再次被拖了出来。
他那颗“死不悔改”的脑袋上，又一次戴上了右派的帽子！顾准成了中国唯一一个两次被打成右派的人。他背负着中国右派新的历史纪录，再一次被下放到河南农村劳动改造。
顾准，命苦啊！命太苦了！
1967年，造反派的外调人员到河南，要让在农村劳动改造的顾准揭发一位新四军的老战友。
顾准冷冷地甩出了一句话，我不知道。外调人员听到如此藐视、不配合的语言，立马恼羞成怒。
对着顾准就左右开弓，抽了二记耳光！眼镜也被打落在地！
顾准这个曾经的革命青年，新四军老战士，内心深处的热血突然点爆了！
他以倔强的目光，伸出自己的脖子，两眼直瞪外调人员，一生文质彬彬的顾准罕见地飙出了粗话：
打吧！老子的党龄都比你年龄大，日本鬼子老子都不怕，还怕你打耳光！
你使劲打吧！打个够吧！
对方一愣，他还从未见过为了他人，如此嘴硬的人。更不用说，这还是一个劳动改造的右派。
耳光是一记，接着一记地抽，左右合围，连抽了二十多记！
顾准的脸被抽得肿胀变了形，鲜血从嘴角流出，流到了脖子。但他那挂着鲜血的脖子，仍硬撑着向外伸。变形的脸庞中，那坚毅无畏的目光，烈火般地射向打手……
这拼死的目光，彻底击穿了打手魔鬼的心，打手胆怯了，头也不敢抬，眼也不敢看，那双肮脏的手也被吓抖了……
这个霸凌的施暴者在刚直不阿的顾准面前，精神被摧毁了，被碾压成了渺小的蝼蚁！
这是什么力量？
这是顾准那不诬陷、不出卖朋友的人格，是那铁骨铮铮硬汉的力量！
这就是大写的风骨！
1967年，已经74岁的潘序伦被下放在上海纸品一厂劳动改造。当他听到心爱的弟子被造反派连续抽耳光，这残暴的凌辱时。
潘序伦想起了四百多年前，为了真理而被烧死的布鲁诺。74岁的潘序伦仰天长吼：
顾准，中华壮士！国家栋梁啊！
然后，老人颤颤巍巍面向北方，老泪纵横，大哭大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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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骨铭心的“十年”结束后，中国知识界开始反思。有良心的文化人、学者大都很内疚。因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绝大多数人都说过违心的话，干过违心的事，有人还甚至批判和揭发过同事和朋友。
但大家公认和佩服的只有一个人，这就是全国唯一被两次打成右派，铁骨铮铮的硬汉顾准！
硬汉顾准，在冷峻孤傲的外表下，也有一颗柔弱的心！
顾准的妻子汪璧，21岁时就与顾准一起参加了上海地下党组织。顾准参加新四军的第二年，上海地下党组织也将汪璧护送到了抗日前线，参加了新四军。随后，汪璧一直紧随顾准转战南北。
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他们一直是心灵相通的革命伴侣。
从1952年顾准被撤职后，到1957年顾准又被打成右派，汪璧一直不离不弃，带着五个孩子。顾准在农村劳动改造时，她还要从牙缝里省出钱，给顾准寄去书籍。
但1965年，顾准第二次被打成右派，并且成为了全国唯一的两次右派分子。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汪璧她那绷紧的心弦，再也承受不了这超负荷的政治压力，她的精神崩溃了！
1968年4月8日，汪璧作为五个学霸孩子的母亲，财政部商务司司长的老革命，她将对世界最后一丝的留念，也彻底放弃了！
她亲手扯断了自己生命之弦！
汪璧绝别这个世界后，还在劳动改造中的顾准一直不知道。
一年后，当顾准听到这个惨绝悲痛的消息时，他正在吃饭。在悲伤中，他把整个脸都伏在了饭碗上……
硬汉哭了，边哭边不断自责：汪璧，是我害了你啊！
最后，硬汉嚎啕大哭，哭到不能自已……
汪璧一辈子发自肺腑说的最多一句话就是：
顾准，你为了这个家，为了孩子，少说几句和不说不行吗？
现在，这句震耳欲聋的话，在顾准的耳边反复锤击，又像鞭子一样狠狠地抽打他那执念的心。
他的心填满了深深的内疚，压上了沉重的负罪。
一对上海左翼青年；
一对圣洁的理想者；
一对党地下工作者；
一对新四军老战士；
一对革命终身伴侣；
在硬汉的负罪和内疚的哭声中，天地相隔……
顾准在河南劳动改造的时候，一直咳血不止。
1972年，回到北京检查后，诊断结果是癌症。这对顾准来说，真是雪上加霜，祸不单行。
老天爷又一次瞎了眼！
顾准确诊癌症后，他在冷静中更多了一份沉重。他很少提及病情，更多的是在念叨，他这一生最对不起的就是爱人汪璧和五个学霸的孩子。
顾准知道，他生命之光的蜡烛即将消耗燃尽。他开始争分夺秒，与时间赛跑。
他成了北京图书馆来得最早、走得最晚走的特殊读者。每天在图书馆里以冷馒头和开水为餐食。
顾准，他硬是在生命之光熄灭之前，用心血完成了伟大之作《希腊城邦制度》。
二十多年后，《希腊城邦制度》出版后，欧洲的历史学家对这部伟大著作的科研价值赞叹不已！当知道顾准的创作背景和条件时，他们更是惊叹不已！
顾准，将他生命蜡烛的最后一丝光，也用在了探索人类民主、探索社会进步的思想中，并献给了他心爱的祖国和世界。
顾准他那坚强的生命，还是没有阻止癌症急速扩散。
他那苦难中浸泡出的坚韧生命。最终，消耗完了所有的能量和韧力，也没有熬到黎明！
1974年12月3号，在寒风萧瑟中，顾准那孤独的真理灵魂，告别了苦难，告别了至暗。
鲁迅曾说，从古以来，就有舍身求法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
顾准，就是点燃自己的肋骨，照亮真理的中国脊梁！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是顾准在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同事和忘年之交，也是顾准的学生。他在纪念顾准诞辰80周年发言中说：
顾准就是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峰。不管是在天赋聪明方面，还是在人品方面，我们都无法达到他的境界。
吴敬琏对顾准的追思，就是顾准一生精准的素描。吴敬琏也是最有资格评价顾准的人。
为什么呢？
顾准作为全国唯一一个两次被划为右派的人。在当时，他就如同可怕的政治“新冠”，让人谈虎变色。
人人都在躲避，而且一个比一个躲得更远。因为，人人都怕与顾准有密接，甚至是次密接，而带来政治上的“红码”。
顾准癌症晚期住院后，吴敬琏却主动到医院护理老师。每天晚上打开行军床，悉心地守护在病入膏肓的老师身旁。
顾准在人间的最后一句话，和生命中的最后一分钟，并将老师的遗体推进太平间，都是学生吴敬琏与老师顾准一起定格凝聚的。
吴敬琏这种勇敢和仗义的情怀。是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民族极为稀缺的精神和品格。
过去是，现在仍然是！
这稀缺的精神、情怀、品格，珍惜到亲人也做不到。
1967年12月，还在劳动改造中的顾准，收到了一封家书。当他打开后，映入眼帘的是一纸声明：
为了忠于党，忠于革命，我们誓言与顾准断绝父子关系，决心“生不相见，死不相别”。
顾准的手在颤抖中，看到了最后的签名：
这是自己一直最引以为傲的学霸孩子们，自己亲生骨肉的签名。
孩子们与被打倒的“反动”父母划清界线，在那个浩劫的年代意味着什么呢？
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深有感触和体会。
这些“黑五类”的子女们，在灵魂深处充满着被社会抛弃后的恐惧、孤独和鄙视！
这些孩子们，特别是原来学习优秀的孩子，在人生命运突然发生天地颠倒时，更渴望红色阳光能继续照耀在身上，成为组织上信任的革命事业接班人。
在“亲不亲阶级分”的多重压力下，孩子们的心态被扭曲了，思考被凝固了，异化成“革命”的新青年。
孩子们与父亲顾准划清界线的表态，就是坚定的红色宣言：
为了革命，六亲不认！
为献红心，手足自残。
孩子们的声明，对顾准的心理打击是巨大的，但他更心痛孩子们。
他完全理解，这是孩子们在失去母亲的呵护下，因形势所迫，而无可奈何的心灵自残。
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孩子们扭曲的灵魂，用自家的小刀，一刀一刀凌迟老爸和孩子们自己的心！
这刀刀，都是凌迟；
这刀刀，都戳心窝；
这是人世间最疼痛的剜心！
1974年，顾准到了癌症的晚期。他已经有七年多、2600多天没有见到五个孩子了。
此时，顾准的五个孩子分别在北京、内蒙古、黑龙江工作或插队落户当知青。顾准迫切地期盼能在临终前，见到儿女们最后一眼。
顾准的弟弟陈敏之、老战友、好同事，都竭尽全力促成顾准与子女们能实现人生最后的相见。
包括当时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军宣队”的负责人，也泛起了恻隐之心。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他们做了最大的变通，来促成顾准与孩子们最后的见面。
但最后还得走一个组织形式，就是顾准要在事先备好的“承认错误”的材料上签名，就可以走摘“右派”帽子的流程了。
顾准这条硬汉，认为自己没有错，坚决不签字。
众好友苦苦相劝说，你如果摘了“右派”帽子，孩子们的政治处境就会发生变化，孩子们也敢来看你了。
孩子，永远是父母的软肋。
硬汉顾准也不例外，他那柔弱的护犊子之心，最后还是伸出了颤抖的手，在“认错材料”上签了名。
签名时，一生只认真理、一身傲骨的顾准哭了，硬汉流下了真理的眼泪！
顾准对护理他的吴敬琏说，在“认错材料”上签名，是他的奇耻大辱！
但他只有签了字，或许才能改善一点孩子们的政治处境。
但五个孩子，仍然铁了革命的红心，坚守革命的立场，信守革命的誓言：“生不相见”。
他们真的没有看顾准一眼！
也没有护理亲生父亲一秒！
孩子们那充满着革命、恐惧、孤独的混合灵魂，在扭曲中经受住了父子生死离别的革命考验！
他们的红色意志，在红色的年代，格外“艳丽”！
顾准遗体告别仪式时，顾准的长女、长子还是跨越了自己设定的“革命”红线，看了已2600多天没有相见的冰冷遗体——父亲。
在遗体告别现场，顾准的一位新四军老战友，这位老革命他那双锋利带刃的双眼，渗着冷峻的寒光和老战友的激愤，一直刺向这新一代的“革命”青年……
顾准的弟弟陈敏之流着泪说，这是两代人的悲剧。
这就是那个“特殊”的年代：
扭曲的人文伦理，颠倒的白天黑夜！
徒弟，顾准没有熬到黎明；
师傅，潘序伦见到了天亮。
1979年，潘序伦得到了平反。同时，恢复了上海市政协委员的身份。
平反后，政府将“特殊”年代中，潘序伦被抄走的8万元还给了他。他又全部捐献了出来。
一半捐给了新成立的上海会计学会。一半捐给了恢复重办的立信会计专科学校。
1984年，他又筹资10万元，设立了“潘序伦奖学金”，奖励优秀的学子们。
1985年11月8日，一代宗师潘序伦，这棵枝繁叶茂、涵盖华夏的参天大树，悄无声息地倒下了。
轻轻地告别了相依92年的大地。
1987年11月，上海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的校园（现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矗立起了一座潘序伦的青铜塑像。
一代宗师潘序伦，永远扎根在上海的土地上，融入于百年“立信”之中。
潘序伦的青铜塑像 图片来自于百度
1980年2月9日，在师傅潘序伦平反一年后，顾准也得到了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党籍。
一棵藤上的两个苦瓜，又一次先后落蒂。
同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为顾准和他的妻子汪璧召开了庄严的追悼大会。
顾准的骨灰，一半遵照他的遗嘱，撒在了他曾经工作过的中科院大楼前的小河里。另一半根据组织的安排，安放在了八宝山革命公墓。
顾准的灵魂终于回归到了，他二十岁就为之献身的革命者的行列，共产党人的行列！
他那圣洁、美丽、浩瀚的革命理想，最终有了归宿！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将顾准56年前提出的：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写进了党的决议。
这就是顾准的墓志铭！
光与真理，为真理而献身。
常人根本做不到！
顾准，他做到了！
光与真理，是要传承的。
我们可以看到从黄炎培，到潘序伦、顾准、吴敬琏，他们之间清晰的师徒链、师生链、好人链。
几代师徒通过一百多年的时间链、探索链，最终才链接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真理！
从1913年，孙中山先生提出的那个著名的期许：希望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同学们，成为中国之光和真理的火炬！
到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认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
整整一百年！
成为中国之光和真理的火炬，是要有代价的！
后人们还知道吗？
前一段时间，我和一个年轻的朋友聊天，他是经济管理专业的研究生，当我聊到潘序伦时，他一脸的茫然。再提到顾准时，他更是一脸的傻闷。
我告诉他，一个是中国现代会计学的宗师。一个是中国第一本《银行会计》大学教材的著作人，更是中国第一个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前辈。这两位老前辈，都是经济学方面的大师啊！
年轻的朋友说，他读大学和读研究生时，老师没有讲过呀！
我们的大学生和研究生都在学什么呢？老师和教授在传授什么呢？
学经济管理的研究生都不知道这些常识，这些伟人和前辈，让人何已是情愖！
我只有一万个叹息！还有心底里追上来的社会良知与沮丧失望！
中国之光和真理的火炬，是需要传承与记忆的，它决定着一个民族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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