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初,一场“风暴”席卷而来。

自从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被“小兵”们带走后,所有人的心中都仿佛有一根绷紧的弦,随时可能被歪风吹断。

时任中央军委副总长的杨勇上将,也感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压力,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悄悄地向他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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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时分,一阵乱哄哄的吵闹声打破了风暴前的宁静,“小兵”们不知从哪里得到了消息,已经冲进了京西宾馆。

杨勇上将被惊醒后迅速警觉了起来,警卫员冲到“小兵”面前迅速堵住人群,趁着混乱杨勇将军搭乘电梯转进了地下通道,而后从后门回到卫戍区。

闹了一段时间后,“小兵”们发现将军已经离开,立刻又冲向了卫戍区。

见到人群冲上来,警卫员们立刻挡在杨勇将军身前,厉声呵斥道:

“我看哪个敢动我们司令员,不怕死的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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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声吓住了人群,一时间没人敢再冲上来,就在僵持不下时,电话铃声响了,杨勇听了电话后平静地让警卫员放下枪,大步走进了人群之中。

将军落难

杨勇将军是我军将领中有名的“三杨”之一,资历可以追溯到红军时期,参加革命以来经历过长征,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是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将。

可却在革命胜利后被人冠上了“莫须有”的罪名,更可气的是“小兵”抓走他时,甚至连一条证据都没有。

为了从将军身上找到“证据”,“专案组”把将军困在军区大院里一处孤僻的小楼上,为了防止看守优待他,还特地轮番更换新的士兵。

可即便这样,他们觉得还不够,为了彻底割断杨勇和外界的所有联系,“专家组”经常选在深夜时分,把将军带上一辆严密封闭的汽车,送到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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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为了让将军摸索不到路线,还刻意绕着北京城兜了几大圈。

不过这并没有什么用,不管“专案组”怎么绞尽脑汁地隔离将军,只要一下车,即便是在黑夜里将军也能立刻辨认出自己的位置,甚至能够准确说出周围的地形、线路、驻防部队番号。

起初“专案组”还不信将军能这么神,结果接连尝试了四五次后,发现自己根本不是对手。

“专案组”的人感觉受到被戏耍一样,愤怒地质问将军到底是谁告诉他消息的,企图挖掘出将军的帮手。

然而杨勇将军却平静地回答道,自己负责北京地区的战备防御工作,每一条沟、每一座山、每一条河都亲自实地勘察过,这些地形早就牢牢记在了心里,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这一番充满责任感的陈述,顿时令“专案组”哑口无言,毕竟熟记地形是一个将军的基本功。

“专案组”无可奈何,只能继续不停地变换位置,但令他们糟心的是,不管藏到哪里,总能被一些军区干部和战士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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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专案组”咄咄逼人的态度,战友们既不害怕也不在乎,还是络绎不绝地探访杨勇将军,他们不断地给将军打气,给将军带来外界的新变化。

有的小战士跟随将军多年,怕将军吃不好,也不怕打击报复就提着鸡蛋和挂面往里面送,在场的看守战士也装作没看到,还嘱咐战友不用担心,有自己在谁也别想害将军。

平凡的战士在他危难之时依旧挺身而出,让一向爱兵如子的杨勇将军备受感动,更坚定了他战斗到底的决心。

就这么闹了三年,“专案组”硬是一点确凿的“证据”也没查到,无计可施的他们也不好动用手段,就想着让将军去劳动。

可他们实在太天真了,杨勇虽然是个将军,但并不是个养尊处优的将军,劳动可以说是他除了打仗外最喜闻乐见的工作。

在邯郸工作期间,杨勇将军也不端架子,而是与其他人一样下地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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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他年纪大了,但干起农活来却非常卖力,他也不告诉别人自己原先的身份,别人问时,他就自称“老杨”。

不过后来还是有些战士打听到了“老杨”的真实身份,大家都特别尊敬老将军,对他非常照顾,坚决不让他干重体力活。

不过到底是年纪大了,将军在此时还是发生了意外。

1971年1月,杨勇将军正在和战士们打篮球时,意外摔倒导致右腿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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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紧急将他送到了最近的石家庄一家医院,医院的医生诊断后认为,即便做了手术腿脚也会受到影响。

但杨勇觉得自己是一个军人,腿瘸了就不能保卫国家了,便拒绝了手术。

他以“王长树”的名字给自己的妻子写了封信,讲述了自己目前的困难和身体情况。

妻子彬彬接到信后担心得一夜无眠,但她没法自己做点什么,于是只好拿着信找到了周总理。

总理了解到情况后,立刻派人将杨勇从石家庄接回了北京,并送进了301医院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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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精心治疗,杨勇将军的腿保住了,此时距离上次在北京已经过去了四年,而他也终于再次见到了妻子和女儿。

多年的坚持终归是值得的,杨勇将军被接回北京后,消息很快就传开了,他在部队里的老战友、部下都纷纷前来探望,让他又仿佛回到了战士们中间。

在总理的保护下,由于亲友们无微不至地照顾,杨勇将军的伤恢复得很快。

等到四月的时候,将军的腿就基本已经完全康复,在医院待了一百多天他早就等不及要出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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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勇全家福

此时,之前负责调查他的“专案组”虽然已经被撤销,但“阴霾”还没有完全散去,有些当初找他麻烦的人还在伺机而动。

此时的杨勇出院仍然非常危险,因此就有战友建议杨勇暂时先离开北京,养好身体等待时机。

杨勇非常赞同,但此时全国各地都不安全,他也真不知道自己能到哪里去。

这时时任济南军区司令员的杨得志正好到北京办事,听说杨勇在医院后就急急忙忙赶了过来,杨勇将军见到他后顿时就有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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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杨战友情

我军众将领中杨成武、杨得志、杨勇三人并称“三杨”,其中杨勇和杨得志的关系非常好,有过命的交情。

两人头一次听说对方还是在红军时期,那时杨得志是红1军团长,杨勇是红3军团政委。

虽然两人都听说过对方的威名,但由于战事紧急一直没能见面,直到在1936年的一次军事会议上,两人终于见到了对方。

杨勇将军性格豪爽,见到杨得志后主动上前和对方搭话,结果两人一聊才发现,杨得志的老家在醴陵,杨勇的老家在浏阳,两人居然是半个老乡,细聊之后两人意气相投结成了好兄弟。

由于杨得志年长一些,杨勇将军就按家乡的习惯叫他“老杨哥!”,从此“老杨哥”就成了杨勇对杨得志的专属称号,一喊就是一辈子。

之后抗日战争爆发,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杨勇和杨得志被分到了八路军115师343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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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属于缩编的关系,本来各自带队的杨勇和杨得志这一回成了搭档,杨得志任686团团长,杨勇任副团长。

随后在平型关战役中杨得志打头,杨勇断尾,两人配合得天衣无缝,杀得鬼子人仰马翻,取得了平型关大捷。

杨勇的战斗风格人如其名,在战场上总是一马当先敢打敢冲,杨得志也是有名的猛将,两人作战总是异常地酣畅淋漓,以至于杨勇特别喜欢和“老杨哥”搭档。

不过随着战场形势的变化,日军开始对我八路军进行疯狂的围剿,为了跳出日本人的包围圈,部队经常化整为零分散突围。

结果有一次在突围时,杨得志率领的一个团在山东东明县被日军包围,由于敌军装备精良兵力庞大,孤立无援的杨得志很快就陷入了绝境。

此时我军实力不足如果前去救援,极有可能连救援部队也搭进去,就在众人争论不休时,杨勇噌地一下站起来,骑上马带着队伍就杀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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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杨勇的舍命拼杀下,杨得志顺利撕开了包围圈,摆脱了被歼灭的命运。

后来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杨得志和杨勇再次并肩出战,杨得志任志愿军第一副司令,杨勇任第20兵团司令,两人互相配合互相支持,打出了漂亮的金城反击战,为新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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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结束后,迫于建设祖国的需要,两人各自在不同的军区任职,虽然没有再在一块儿工作,但战争时期的深厚情谊却没有丝毫褪色,杨勇只要有机会见到杨得志,还是会立马喊自己的“老杨哥”。

如今杨得志在医院再见到杨勇,也是揪心地询问“弟弟”病情,当得知杨勇无处可去时,他握着“弟弟”的手安慰道:

“你不用担心,我那儿有的是地方,我给你安排好,保证绝对的安全!”

听到“老杨哥”这样保护自己,杨勇万分感激,毕竟在当时很多人都自身难保,敢收留“罪人”的更是少之又少。

几天后杨勇办理了出院手续,带着一家人到了山东,在杨得志的安排下,他一家人住进了济南军区第一疗养院。

这座疗养院气候宜人环境优美,为了保障居住的舒适性,专门设计成了两栋房屋结构,一栋离海边较远保温更好,适合冬天居住,另一栋在海边海风吹拂,适合夏天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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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勇在疗养院的保密非常严格,除了军区的几个领导,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因此这段时间难得没有人来打扰,闲适的生活节奏,加上妻子和孩子们的陪伴,让征战一生的将军总算有了一段悠闲时光。

杨勇带着一家人或是在沙滩上挖蛏子找螃蟹,或是在屋子里打着牌谈笑风生。

军人本色

悠闲的日子固然舒心,但作为革命军人的杨勇并没有完全沉醉其中,作为祖国国防事业的一份子,他始终放不下心中的责任。

有一次,杨勇的女儿在外出玩耍时,意外跑到了一座山上,山顶正好有一个雷达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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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勇全家福

但她进去的时候却没有看到人,仅仅发现了一把枪,她就随手拿了起了那把枪,没想到枪里竟然装满了子弹,这吓得她急忙把手枪扔进了草丛里。

回到家后,她把事情告诉给了爸爸,杨勇一听立马就怒了。

雷达站的执勤士兵居然随意离岗,而且枪支随便放在桌子上,一个小娃娃都能轻轻松松进出,这样的部队纪律也太差了。

为了搞清楚雷达站的具体情况,杨勇立马亲自赶到了雷达站。

值班的士兵并不认识杨勇,也没有接到上级的通知,但看到杨勇一副军人形象,觉得他一定是个高级军官就非常配合地交代了情况。

据他所说,雷达站的设备时常有些小故障,需要等维修员来处理,因为等待的时间长,所以有时候雷达站里会没有人值班。

听到士兵这么解释,杨勇感觉非常不可思议。

雷达站不仅没人值班,维修效率也低得吓人,更可怕的是自己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就堂而皇之地让战士说出了情报,这里面漏洞太大了。

杨勇又急又气回到家也还是无法平静,于是立刻向杨得志反应了这个情况,杨得志知道后当即就处理了雷达站所属部队的领导。

1972年四月,北京的春光吹散了阴霾,“风暴”之中亮起了曙光。

随着不少老帅们的回归,迟滞已久的工作重新转动了起来,一个重任正在呼唤着杨勇的回来,经过一年休整的他已经重回巅峰,随时可以继续“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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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抓住机会,亲自点名要杨勇重新出来主持工作。

得到总理的助力后,杨勇再次开启了自己的军旅生涯,他先后担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新疆军区司令员等重要职务。

稳定了军队保住了革命的胜利果实,几年后他回到总参谋部,再次担任副总参谋长一职,而这一次和“老杨哥”正好又是他的搭档。

1982年,正在工作的杨勇突然感觉身体有点虚弱,没想到经过检查居然是肺癌。

组织上随即安排他住院治疗,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杨勇的病情有了明显好转。

杨得志劝他多休息休息,最好能休养一年,可杨勇根本不同意坚持要带病工作,杨得志劝不住他又放心不下,只能一遍一遍地往医院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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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以为一切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没想到1983年1月5日,医院突然传出杨勇病危,得知消息的杨得志急急忙忙赶到医院,只看见了正在接受抢救的杨勇。

当天晚上杨得志一直担心得不敢入睡,然而担心的还是来了,当他再次听到医院的消息时,杨勇已经永远地闭上眼睛,先“老杨哥”一步而去了。

结语

杨勇将军和杨得志将军一辈子的友谊,在血与火中诞生,在风与雪中淬炼,最终归于共同的梦想,没有利益的交织,只有肝胆相照的真挚,既让人敬仰万分,又让人心生羡慕,或许这就是最纯粹的战友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