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来远日记“舰历”右页，表明“额定二百二员”。
图为来远日记“舰历”左页，有四个值更官的详细信息，累加诸员人数，仅为180人。
图为五月初二日记载明，谢葆璋当日必须值更8小时，若是真正执行起来，还真是不轻松。
来源：齐鲁晚报 作者：高洪超
甲午国耻留给我们可资殷鉴的实物并不多，所谓研究、所谓成果多在少数原始档案和一大堆后人著述的文字中打转，因此才会出现例如方伯谦被杀之事沉渣泛起，研究权威又无力应对的诡异。
2010年12月中旬，来自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的《北洋海军来远兵船管驾日记》稿影本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从准实证角度检视甲午国耻的机会。这个稿影本由燕京图书馆沈津教授发自美国，收件人是威海威东航运公司办公室主任孙建军———执著于甲午历史真相研究的一介布衣。
透过《北洋海军来远兵船管驾日记》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当年被倚为“国之干城”的北洋海军的些许原色。
从1888年秋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到1895年2月17日全军覆没前，定、镇、经、来、致、靖、济、平等八大“远”构成舰队主要战力。仅“八大远”日记至少就有1500本，但随甲午国耻而来的50年外侵、内战，这些原始史料散失殆尽。
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有一些中国原版典籍，该馆沈津教授为此出版了一本《中国珍稀善本古籍书录》，《北洋海军来远兵船管驾日记》名列其中。这本日志如何到了哈佛大学图书馆，个中曲折不得而知，但沈津下了如此结论———“尚存此一‘管驾日记’外，它舰均无实物留存。”
作为一个甲午专门史研究的非职业学者，孙建军曾发表过诸如“为广乙舰管带林国祥正名”的系列文章，半路入门，后发其轫，在圈内颇有名气。沈津看过他的几篇文章后，于2010年12月中旬告诉他燕京图书馆藏有一本《北洋海军来远兵船管驾日记》。孙建军请他拍摄，沈津老先生欣然同意，并表示，“这个东西只有到了真正的学者手上，才会发挥其价值”，全部拍摄件很快发来。
甲午国耻发生在威海116年后，北洋海军舰船日志第一次出现在国人视野中。
额定202人实有180人疑是吃空饷
《北洋海军来远兵船管驾日记》内页是中国传统的红格、竖排、右起书写、右翻线装本，现代军舰、古代书式合二为一，恍如时空交错。封面红纸书签有正楷毛笔字“北洋海军来远兵船管驾日记”字样，扉页则是红色楷体印刷字“北洋海军兵船管驾日记”。
第3、4页是来远舰“履历”，包括这艘军舰的铺设龙骨、下水日期以及载重、吃水、锅炉动力、枪炮配备、舢板、定员等数据。此后全是常规日记部分，一天两页，数据包括值更官、点钟（值更时间）、风向、船向、天色、经纬度、直方向、记事等24项。对治史者来说，最重要的正是所谓的“记事”。
整本日记时间跨度从光绪二十年（1894）阴历五月初一至五月廿九。记录显示，来远舰整月都停在威海基地，此时离阴历六月廿三丰岛海战爆发不到30天。因此，从这本日记的寥寥记载，可以看到当时的东北亚时局动向和北洋海军自身备战的些许端倪。
手写毛笔字“舰历”显示，1894年5月，来远全舰各岗实有180人，而前页却载明“额定202人”，差额22人。孙建军认为，这可能是舰长邱宝仁在吃空饷。
180人中，依据品级高低，有资格在这本日记中出现名字的只有22人，最高首长管带邱宝仁，有一大堆头衔———“升用总兵、北洋海军右翼左营副将、喀勒崇依巴图鲁”。邱宝仁以下，依次是帮带大副林文彬、鱼雷大副张哲溁、驾驶二副唐春桂、枪炮二副谢葆璋、船械三副千总邱文勋、舢板三副署理千总蔡馨书等22人，职位最低的是三等医官陈崇基，只是从九品。除此，木匠头目、水手等只能以“N名”黑字出现，即使本岗仅一人。
朝鲜局势危急来远日记有记录
1894年阴历五月离阴历六月廿三（阳历7月25日）丰岛海战爆发不到30天，来远日记却如“流水账”，字里行间一派静谧，而此时朝鲜半岛上的日军已剑拔弩张，情报舰八重山、武藏等则在半岛西海岸频频出没。
日记显示，1894年五月初一，威海全天天气晴朗，风一级。当天上午，来远舰“照章工作”，只在上午9点演练了一次“操洋枪御敌”。下午，除“工作”，出现了一次情况———“二点十分，济远、扬威开”。五月初四下午又记“七点十五分，超勇开。四十五分，操江到”。
上述信息都是“来远”舰
值更官的观察、记录，寥寥数语，见证了当时的朝鲜局势，而济远、扬威、超勇相继离威，更是有来头的。
1894年春夏之交，朝鲜民众武装反抗政府残暴统治，爆发东学党起义，官军镇压不力，朝王转请清廷派兵做帮凶。李鸿章根据时驻朝总理交涉通商大臣袁世凯提供的情报，决策于五月初一出兵。他电令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派济远、扬威赴仁川、汉城护商，并调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选派淮军1500人，坐招商轮船，先后进发。
当天，丁汝昌以济远、扬威为分遣队先发，次日下午到达仁川。聂部则于五月初三在大沽乘“图南”运输船出发，“超勇”舰则于初四自威海基地出发，中途会合“图南”，一路护航，初五抵达牙山。
运输舰“操江”到威也是有原因的。因济远、扬威驻仁川，超勇驻牙山，相互通讯不畅，丁汝昌才请调“操江”赴牙山担当通报舰。实际上，操江舰于五月初五离威，而这一天来远日记“记事”栏只有“停工”，对操江当日出发未作记录。
袁世凯重器私用送四个小老婆离朝
大清驻朝全权大臣袁世凯对局势判断失误，跌入日军圈套，援兵入朝，给了日军依据《天津专条》同样派兵入朝的充分理由。身处前线，狡猾的袁世凯知道战争不可避免，企图脱身事外。不顾局势紧张，他竟动用自己大清国海陆援朝部队“全营翼长”的权力，动用当时在朝火力最强的近海防御铁甲舰平远号，把自己在朝鲜娶的四房姨太太连同大批财物送回国内。
这件事，最早由为济远管带方伯谦鸣冤的匿名书《冤海述闻》公之于世，但记录时间出现了错误。
《冤》书记载“十八日……七点半钟，我北平煤船到，平远、扬威两船上煤。十九日下午，驻韩袁观察眷属上平远船。三点钟，镇远、超勇、广丙到仁川，倭兵船大岛踵至。二十日下午，平远船由仁川开送文报并袁观察眷属往烟台”。
而五月十九日、二十二日、二十三日的来远日记则证明《冤》书弄错了这个细节的时间。
五月十九日“记事”：下午“三点二十分，平远到，五点，平远开”。二十二日下午“记事”：“十二点半，平远到”。二十三日下午“记事”：“一点半，平远开。”
依据来远日记这三天“记事”，再结合镇远管带林泰曾归威后上报的“林泰曾覆命书”，我们可以知道，“平远”舰应是十八日载送袁世凯眷属离开朝鲜，十九日驶抵威海，停留1小时40分，交付文件后，立即离港送袁世凯的家属、私产到烟台，二十二日又回到威海，次日下午一点半再度离港返朝。
117年后的今天，我们仍可从平远舰的紧张行程感觉到朝鲜局势之危，而如此国之重器，在国运危关之时，竟被挪用办私事。
四名值更官笔迹一样还漏记重大事件
按照1888年版《北洋海军章程》规定，海军各船值更官，应将天气、风色、水势及行泊时刻、操演次数，机舱内轮机迟速，日用煤、油料若干，并有无事故，凡有关操防巨细事务概行登记。由管带官随时稽察，如有错漏，小事记过一次，大事记过二次，或酌量惩办，而且要上报海军提督。
也就是说，来远舰值更官须亲自值更观察，也必须亲自填写日记。但仔细检视通卷《来远兵船日志》，笔迹竟出自一人，这完全悖于值更官须亲自搦管“概行登记”的规定。日记载明，当月四个值更官分别是驾驶二副唐春桂、枪炮二副谢葆璋、船械三副邱文勋、舢板三副蔡馨书。
对此，孙建军认为应是舰上文案或书办代为填写的，也可能是抄送李鸿章或海军衙门的备案本。若是原本，就说明职应“外瞭四远”并认真记录的唐春桂、谢葆璋等人都在玩忽职守，一舰之长邱宝仁也是漫不经心，因为他有“随时稽察”的职责。如此，正是北洋海军管理混乱、纪律松懈的力证。
其实，军舰值更还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以五月初二为例，谢葆璋当日必须值更8小时，分别是在凌晨5时到上午8时59分，另一班是在当晚9时到0时59分，若真正执行起来，相当不轻松。而实际上，来远舰四个值更官每天必有2人值两更。如此辛苦值更，又出现了通篇一样的笔迹，让人浮想联翩。
除笔迹问题，通览来远日记，“记事”简略，甚至漏记重大事件。如五月初五全天仅记“停工”两字。五月二十九日记“上午，照章工作，九点半利运到”，“下午，工作”，实际上，这一天的日记漏掉了一个重大事件，即镇远、济远、平远、超勇自朝鲜回到威海基地。4艘主力舰执行重大任务归航，而且是来自于朝野瞩目的朝鲜半岛，来远舰日志竟然无只字片言。
笔迹可疑、漏记重大事件，一本《北洋海军来远兵船管驾日记》露出了当年被倚为“国之干城”的北洋海军的原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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