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塑造思想，思想改变时代
文｜维舟
英国历史哲学家柯林伍德有一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不仅突出了人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主体性，也凸显了思想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性。
当然，这里所说的“历史”，并非“曾经发生过的一切”，而是指那些促进了社会发展的特殊活动和重要过程。黑格尔说中国“无真正的历史”，所谓欧洲之外“没有历史的人民”，马克思说“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都是就这一意义而言的。换句话说，在此已经预设了一个能以自身的主动性开辟未来的觉醒现代人，正因此，思想才作为其行为的原动力而格外重要。
从这一意义上说，思想对于现代社会而言格外重要，最深刻的变动往往都发生在人们的灵魂深处。周策纵就曾认定五四运动本质上是一场广义的思想革命，因其以思想革命为其他一切社会变革的前提，“五四”最重要的成就在思想意识方面，其次才是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实际变革。
思想是可以带来改变的。
《启蒙时代：人的觉醒与现代秩序的诞生》
[美]彼得·盖伊 著，刘北成/王皖强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7月第一版
虽然文艺复兴是现代异教精神的先导，但真正意义上“人”的觉醒是启蒙时代才出现的，这具有双重意义：一个自信的、世俗的个体，从神的秩序下解放出来，为自己开辟了一个面向未来的行动空间；与此同时，科学也摆脱了神学的束缚，成为人们改造世界的认识工具。
康德曾给启蒙运动下过一个著名的定义：“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我招致的不成熟状态。”在此，他暗示并鼓励人敢于去认识和运用自己的理性，而这并不需要上帝的指引和介入。启蒙运动最好不过地证明了思想解放所带来的巨大力量，确实堪称催生了“现代秩序的诞生”。这不仅仅是一段历史，也可以让我们反思：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未经启蒙者能算是现代人吗？
《世俗时代》
[加]查尔斯·泰勒 著，张容南、盛韵、刘擎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12月第一版
这部经典之作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概念：“大脱嵌”——传统社会的个体都是“嵌入”在宗族等各种共同体之中的，但在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人们则从中“脱嵌”了出来，这既带来了现代人的独立自主，也造成了虚无主义、孤独等一系列问题。
虽然作者是哲学家，但“世俗时代”本身的兴起其实有着深远的历史社会学旨趣，与神权的衰落、“上帝已死”、“祛魅”等一系列进程密切相关，唯一中心的瓦解，既极大地解放了所有人，催生多元社会，又使社会陷入价值立场的撕裂，这正是当下在美国所上演的。至于中国，许纪霖《家国天下》也引证本书论证近代以来的进程，可以看到很不同的路径：既有瓦解又有中心重振，我们当下其实仍处在“未完成的大脱嵌”之中，是好是坏，均系于此。
《虚无时代：上帝死后我们如何生活》
[英]彼得·沃森 著， 高礼杰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1年4月第一版
对现代人精神危机的很好梳理，虽然大量借助二手文献（像这样一个主题可能势所难免），但彼得·沃森文笔了得，擅长深入浅出地勾勒思想变迁。所谓“虚无”，是理性质疑精神发展出来的“去中心化”带来的必然结果，也占据着现代社会的中心，由此可以把握并理解这一百多年来的种种思潮。
书中没怎么提到中国，但它其实对我们的自我反思也极具价值：中国不是一神教文明，唯一和“上帝”类似的“天”也早已隐退，也更早强调日常生活实践，但中国当下又大张旗鼓反对各领域的虚无——在中国语境下，这有不同意味，但又有类似的挑战。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
[美]马歇尔·伯曼 著， 张辑等 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10月第一版
书名出自马克思的名言，准确道出了现代人的双重处境：一方面，“上帝死了”意味着原本束缚人的教条已经瓦解，“一切皆有可能”，现代人突然面对无限多的可能性；但另一面，骤然失去这样的指引，也意味着人们处于一种巨大缺失和空虚的境地。似乎什么都可以做，但又不清楚究竟应该怎么做，因为原本“怎么做才是对的”这一价值判断已经不复存在，无限可能性本身就会消除一切价值。
这也是后现代社会的困境：人的解放固然是好事，但解放带来了解放所独有的问题，究竟是应该“往回走”还是“慢慢走”？从作者给出的答案来看，他仍然乐观地相信，应当“向前走”，并且只有向前走才有希望。
《科学革命的结构》
[美]托马斯·库恩 著， 张卜天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7月第一版
表面上看，这谈的是“科学革命”，但实际上，这种革命本身就最深刻地体现在认知的转变上。托马斯·库恩总结的“范式转换”已经证实：很多时候阻碍人们革新的，既不是智力也不是信息，而是一套完整的认知框架，在这套框架仍然能有效解释人们所面对的现实时，哪怕是最聪明的头脑也很难跳出来。从这一意义上说，进步是断裂式的，必须有所颠覆，才能实现旧范式所意想不到的革新。
反过来说，这也意味着一个有能力实现不断自我更新的体系必然是开放的，否则旧范式能在一个封闭的结构中一直起效，而新范式则可能作为异端遭到驱逐或边缘化，除非被一个外来的新范式所打破。
《中国前近代思想的屈折与展开》
[日]沟口雄三 著，龚颖 译，三联书店2011年7月第一版
如果没有西方势力破门而入，中国能否自发实现现代化？沟口雄三在考察晚明社会的思潮之后认为，当时儒家思想体系仍未丧失活力，而是立刻相应主动自我变革。尤其是阳明心学，通过“心即理”这一命题，将理的判断标准从外在定理转到了个人这一道德主体内部，这就极大地解放了人，也把人欲合理化了。这为之后诸如质疑经典、个人解放等一系列思想转型和社会变革开辟了道路。
然而，现代化不是在传统内部的演变，而意味着断裂和突破，是要打破传统，这在明清时代是看不到可能的。沟口相信阳明心学意味着“中国的再生”，但那不如说是儒家思想自我更新的极限，但却不是现代化这种意义上的朝向未来的突破性变革。沟口雄三也许低估了传统中国自我突破的艰难程度。
《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
王汎森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3月第一版
近代以来中国的诸多社会变革，都是从“解放思想”开始的，观念的变动在社会变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所谓“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是旨在着重说明一点：无论是怎样的思想，如果想要推动改变，那势必要落实到实践中去，而思想在传播过程中，其接受过程本身就受制于原有的社会条件。
这就是王汎森所强调的，“许多年来，我都困惑于何以思想影响不了现实”，这其中的关键之处在于，“如果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那么就有思想在生活中如何变得‘可行动化’（actionable）的问题。”换言之，思想总要通过通俗化、具象化、图示化，才能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去，催生相应的动员机制，才能影响并推动社会发生变化。
《近代思潮与人物》
龚鹏程 著，中华书局2007年4月第一版
论述不算系统，但点评可说相当到位，颇有独到见解。龚鹏程原本就对传统文化深具“理解之同情”，因而尤其注意到在这一现代转型的过程中，近代中国思想的挣扎与艰难处境：有时人们寻找传统思想中的旁枝、非主流因素来批判主流，以达成文化变迁；有时苦于新旧难以调和与移植；有时又演变为异化，即为了吸收新思潮而必须彻底打倒传统文化。值得注意的是，他着重批判传统与现代的二分法本身就是错的，对西学和科学也有批判，而强调须重新反思近代思想的遗产，矫正时弊。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全四册）》
汪晖 著，三联书店2008年3月第一版
体系宏大，不论有何争议，可以说讨论这一问题都很难绕过这部书。汪晖在讨论“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时，所着眼的并非只是思想这一领域内部的演变，而是生成这些思想的外部环境，尤其是中国被拖入国际体系这一巨大的外部冲击。换言之，这些思潮并不只是学理上的，而是对政治现实的回应，是“学随世变”，因而抛开这些时代因素就很难单独讨论思想变动。
这一点当然不可回避，但反过来也意味着中国近现代的思想缺乏超越时代的普适性，时过境迁也就容易被遗忘。这需要中国的思想者更多去思考关于“人”本身的问题，那或许可以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洞察，也让中国对世界思想有更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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