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无一用”也许是我们对知识分子的最大误解|刘师培|新青年|百无一用|辜鸿铭

想象一下，如果历史是一场大戏，那么京沪的知识分子就是舞台上的明星。

在北京，梁启超、陈独秀等文化名流就像是热血沸腾的改革者，他们通过《新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这样的平台，大声疾呼思想启蒙和社会变革。这些知识精英们靠血缘、地缘、学缘、业缘等各种纽带紧紧相连，形成了一个个充满活力的学术团体，比如《新青年》派、《大公报》知识界等。他们不仅在思想上互相碰撞，还在行动上共同推动社会的进步。

而在上海的知识分子们则更注重个人自由和文化创新，他们在文学、艺术等领域大展身手。例如，《改造》派、左翼作家联盟、开明书店派等，通过各种文化圈子和出版物，为城市带来了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

这些知识分子利用现代都市的便利，建立了广泛的人际网络，推动了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这种差异一直延续至今。10月23日本周三20:30，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有为有守》作者之一许纪霖教授将与二湘一起聊聊从民国到当下的北京上海知识分子对照记~

《新青年》知识群体的交往世界

节选自《有为有守》

文许纪霖等

经过蔡元培和陈独秀的励精图治，北大展现出来罕见的自由气象。这方面最为光彩夺目的莫过于北大文科。原来在蔡元培改革之前，文科并不起眼，也不受人关注，学生们趋之若鹜的是法科和商科，前者有助于升官，后者有助于发财。蔡元培长校后，力图改变学生的这一观念，把大学改造成为追求知识的神圣殿堂。其中改革最大的就是文科。当时文科有中国哲学、中国文学、中国历史和英文四个门（后称系），聘请的新教授最多，再加上蔡元培长校前即已入北大任教的辜鸿铭、黄季刚、朱希祖、陈汉章、陈大齐、马叙伦、钱玄同、张相文、马裕藻、沈尹默、沈兼士、朱宗莱等，真是人才济济，极一时之盛。

这些教员有新旧之分，被目为旧派的有拖着辫子的辜鸿铭、喜好骂人的黄季刚、名列筹安会六君子的刘师培和被讥为两脚书橱的陈汉章等。这些人政治立场互异，但学识渊博，刘师培、黄季刚在当时学术界的地位更是令新派人士侧目，而思想激越的陈独秀、年少才美的胡适之、态度峻急的钱玄同、生气勃勃的刘半农、擅长谋略的沈尹默等皆属新派。有意思的是两派中都有太炎门生，据沈尹默的说法，章门弟子分为三派：

一派是守旧派，代表人物是嫡传弟子黄侃，这一派的特点是：凡旧皆以为然；第二派是开新派，代表人物是钱玄同、沈兼士……第三派姑名之曰中间派，以马裕藻为代表，对其他二派依违两可，都以为然。

蔡元培长校后延聘的新教员并非都是新派人物，但只要富于才学，蔡元培依“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之原则，让这些个性鲜明、互放异彩的知识精英同处一校，自由竞争，北大文科由此迅速成为革新思想、转变风气的中心。西谚云：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但民初首善之区的北京城不见得有多少自由，倒是蔡元培治下的北大充满了令人向往的自由气息。教师拥有开课的充分权利，更有讲课的完全自由。陈独秀回忆：

当时的北大是很有趣的，辜鸿铭上课，带一童仆为他装烟倒茶，他坐在靠椅上，辫子拖着，慢吞吞地讲课，一会吸水烟，一会喝茶，学生着急地等着他，他一点也不管。蔡元培能容忍他这样摆架子、玩臭格，一点也不生气。

辜鸿铭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文学院，精通多国语言，尤长于英国文学，当时教授英诗，但在政治上却公开拥护帝制。他那古怪的装扮、反动的言论和聪明的俏皮话构成了北大“兼容并包”的有趣象征。

被视为学界泰斗的刘师培，受聘中国文学门，讲授中古文学史，“上课既不带书，也不带卡片，随便谈起来，就头头是道。援引资料，都是随口背诵”。功力之深，让当时的学生佩服不已。名教授黄季刚性情乖张，以骂人名海内，其论世间之书则“八部之外皆狗屁”，举世文人除其师章太炎，皆不在眼中，狂傲已极。他在课堂上公然丑诋同门钱玄同和洋博士胡适之，新旧冲突于此可见。曲学大家吴梅的课堂则又是另外一番韵致，“他上教室，常携一笛师，在教室中当场度曲，抑扬亢坠，余音绕梁”。座中学子，兴味盎然。当时在大学里开设戏曲课，乃是一大革新，外界议论纷纷，老辈人士诋为胡闹。

博闻强记、自命不凡的陈汉章“《十三经注疏》中三礼的白文和注疏，他都能个个字背出，他一上讲堂，便写黑板，写完以后一大蓬黑胡子变成白胡子”。他教中国哲学史，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年才到商代的《洪范》。后来，改请年少翩翩的胡适来上，胡适截断众流，丢开唐虞夏商，直接从周宣王以后讲起，当时听课的顾颉刚回忆：

这一改把我们这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了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许多同学都不以为然；只因班中没有激烈分子，还没有闹风潮。

一场学术范式的革命就这样从课堂里飘然而出，冲击着中国当时的知识界。

教师们讲课尽情挥洒，学生们选课、听课就更自由了，“他可以上本系的课，也可以上别系的课。你上什么课，不上什么课，没人管；你上课不上课也没人管。只要考试的时候你去参加考试就行。……学校对于校外群众也是公开的。学校大门四开，上课铃一响，谁愿意来听课，都可以到教室门口要一份讲义，进去坐下就听”。当时北大有三种学生：一种是正式生，经过入学考试进来；一种是旁听生，未经入学考，但办过旁听手续；

还有一种就是偷听生，既未经入学考，也没办旁听手续，没有许可，自由来校听讲。有些人还在北大附近租房，长期住下当偷听生。不过，当时北大是有学生考核制度的，但对大学是否需要考试和纪律，北大学生在1920年展开过讨论，一些学生向校方提出要求废止考试。该年5月的《北大学生周刊》还特出一期“教育革命专号”，主张彻底废除考试，取消一切考核和纪律。蔡元培认为，考试确“有好多坏处”，但大学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学校有责任考核学生的学习情况，不然难以发给证书，所以原则上以要不要证书为准，不要证书者可废止考试。1923年1月，学校公布不受试验不要文凭的17位学生名单，其中有朱谦之等人，当时被同学戏称为“自绝生”。如此开放自由的学院氛围，使得学生们的个性与天才有了充分抒发的辽阔空间，并且也使北大的影响及于校外。

那个年代北大教员的待遇也相当优厚。按照1917年5月北洋政府教育部的规定，本科教授分六级，最低薪俸180元，最高则为280元，预科教授最低140元，最高为240元。学长分四级，最高为450元，最低则为300元。据1918年9月北大教职员履历表所载，当时文科学长陈独秀的月俸300元，文科本科教授胡适、陈大齐、陶履恭、马叙伦、刘师培、黄侃、朱希祖、辜汤生、陈汉章、黄节等的俸给均为每月280元的最高额，同为文科本科教授的钱玄同、杨昌济为240元。文科预科教授马裕藻、朱宗莱为240元，刘半农、刘文典则为200元。但有些教授的月俸并不完全合于规程，或许后来又有了变化，如预科教授沈尹默拿的是280元的本科教授最高薪。

教授们不菲的收入使其经济地位居于当时社会的中上层，能够过上稳定而颇有余裕的生活了。1917年9月0日，胡适到北京就任北大文科教授；10月25日，他写信给母亲说自己的薪俸已加至280元，“适初入大学便得此数，不为不多矣。他日能兼任他处之事，所得或尚可增加。即仅有此数亦尽够养吾兄弟全家”。言辞之间似颇自得，并扬言家中大嫂、三嫂乃至侄辈的生活日用都“可由适担承”。《新青年》知识群体中，周氏兄弟的收入也相当可观，鲁迅供职于教育部社会教育司，月薪300元，1920年8月在北大兼任讲师，总收入已不止此数。周作人任北大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纂辑员，月薪亦有240元。1919年11月周氏兄弟买下八道湾罗姓屋，花去3500元，这在当时属于一笔不小的开支，由此亦可见周氏家道不无殷实。

五四时代北大教授们堪称丰裕的生活，曾任北大物理系教授的李书华在其回忆中有颇为细致的描述：

我初到北大时（1922年——引者注），即领教授最高薪。彼时一年可领到八、九个月的薪水。北京生活便宜，一个小家庭的用费，每月大洋几十元即可维持。如每月用一百元，便是很好的生活，可以租一所四合院的房子，约有房屋二十余间，租金每月不过二、三十元，每间房平均每月租金约大洋一元。可以雇用一个厨子，一个男仆或女仆，一个人力车的车夫；每日饭菜钱在一元以内，便可吃得很好。有的教授省吃俭用，节省出钱来购置几千元一所的房屋居住；甚至有能自购几所房子以备出租者。

传统中国的知识分子曾被人讥为急于用世而拙于谋生，因而不得不通过制度与非制度的渠道依附于政治势力，难以作为独立的社会力量发挥作用。近代的大学建制却使得知识分子不仅拥有相当的经济地位，而且更重要的是为学术研究、思想创发乃至社会影响力的施展提供了一个独立于官方势力的空间。对于五四时代的知识阶层来说，情形正是如此。尤其是引领时代风气的《新青年》知识群体，衣食无忧的生活待遇可以让他们教学之余，相与商量学问、激发思想，开展富有情趣和文化意味的日常生活与公、私交往。

当然，这些有着兼济天下情怀的知识人更感兴趣的是如何通过对公共生活的广泛介入（诸如创办报刊、组织社团、街头演讲等）来塑造国民的思想，并在这一过程中使自身重新占据时代的中心位置，显然这需要诉诸一系列具体的活动，北大恰好提供了与《新青年》报刊媒体所建构的想象空间不同的学院空间。知识分子的能量在此逐渐聚集，并得以爆发出罕见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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