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刷到摄影师高原的账号，发现一件趣事。
无论高原本人发什么，评论区都在执着地问“窦唯咋样了？”。
这些执念在高原评论区“找窦唯”的人，你说他是窦唯忠粉吧？他不知道两人已经分开多年；你说他是假粉吧，他又知道两人曾有一段情。
可能这些人也压根不在乎真相。反正“这女的”是八卦杂志说的窦唯前妻，既然窦唯本人不出来了，那就去前妻账号下骚扰吧。
对于这种嘴上缺德的人，高原的回应很飒：回了，回了沉默。
即使没有亲历过90年代摇滚黄金年代的年轻人，也在对中国摇滚史补课的过程中逐渐熟悉了“高原”这个名字。
她是1994年香港红磡中国摇滚新势力演唱会上，内地唯一一个现场记录了盛况的摄影师；
她之前的两本摄影集《把青春唱完》《红磡1994》几乎是摇滚人的圣经。
2015年的《把青春唱完》记录了中国摇滚黄金十年的台前幕后影像；
2019年的《红磡1994》，以从未面世的红磡演唱会现场，还原了那段摇滚传奇。
如今高原又出了第三本摇滚摄影集《返场》。
这是一本用当年“剩下”的底片，攒出的摇滚影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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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摇滚边角料有啥好看的？
我带着这个疑问打开书，却被书里的这些滚人给穷笑了。
回顾90年代摇滚盛世，大家都在强调当年咱有多牛逼、多长脸。
可《返场》里的这些年轻人竟然都这么穷。穷到“常常兜里只揣着10块20块，就已经觉得像个大财主了。”
大家都这么穷，可每个人在照片里却又笑得那么开心。
《返场》所记录的1990~1999的十年光阴仿佛一场梦。
“世界很大，大到我们只能在梦里相遇”。
有多穷呢？
这是丁武在回南苑的公交车上。当时的音乐人都很拮据，基本上都以公交车和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每次丁武回家都要花上个把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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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岩唱片的办公地点很长时间都在新大都饭店的客房里，坐在地上打电话是他们的工作日常。
这是陈羽凡逃课来买“唐朝”磁带。
当年他还是个好学生，从来没逃过学，买磁带当天，他一路从北三环骑车杀进了北京站附近的平安影像。这张照片无意间记录下羽凡青春懵懂的脸。
这里面最“丢脸”的得算后来拍出《落叶归根》的导演张杨。
他那阵特别喜欢看崔健演出，但没钱买票。爬树、躲厕所，各种逃票小妙招都干过。最好用的还得是口袋揣着瓶啤酒或可乐，趁看门的一不留神转个圈，告诉人家是刚出来的。
那时“搞摇滚”的在普通民众眼中并不是啥好人，搞摇滚的一年到头能接三四场演出就算不错的了。
摇滚算不得主业，很多人都得靠副业养活自己。
高旗就说“1993年虽然签了魔岩，还得给广告做音乐，一首一千五百块”，得靠广告歌来养活摇滚梦。
不仅不赚钱，摇滚搞得不好还得赔钱。
1996年秋，中国流行音乐十年的纪念晚会在首都工人体育馆上演了。讴歌看到了一旁的三角钢琴，觉得像个台阶，一脚踩了上去，紧跟着何勇也上来了，两个人开始疯狂吉他solo。
那时观众不懂摇滚现场“燥起来”，这在他们看来纯属耍流氓，观众大声地呵斥：下去！下去！
何勇的《垃圾场》MV拍摄现场，1994年
而当他们走回后场的时候，主办方也批评“不该脚踩钢琴”，毕竟当时能租到一台演出级的三角钢琴是笔不小的花费。
摇滚，燃烧的是梦想，换来的却是实打实的贫穷。
一切就像梁龙的那句经典名言：“大哥你玩摇滚，你玩它有啥用啊？”？
《返场》里有太多这样的穷开心时刻。
不知道是谁一时兴起，说去地铁卖艺吧，于是这帮哥们儿开始在家里收拾乐器，赶往地铁站。
先开始有窦唯、陈劲、邓讴歌、欧洋等几个人，后来何勇也来凑热闹。大家从复兴门地铁站出发，先后还换了好几个车站。在长长的走廊里，歌声传得很远。
那天，大家在地铁里一直唱到闭站，也没有人出来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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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大家也不咋谈钱，很多现在看来的“神专”，都是“随口一句话”的功夫做出来的。
张亚东是朴树第一张专辑《我去2000年》的制作人，据说朴树有一天敲开张亚东家的门，上来就说，你帮我做张专辑吧。
于是，两个年轻人就在1998年世界杯期间，看着比赛，把这张世纪末最好听的专辑录制完成了。
那是一个追梦的黄金时代。
当时台湾的唱片公司在北京发现了一片尚未开垦的摇滚乐田，张培仁和贾敏恕是第一批来这里的音乐人。
冬天的某个下午，张楚的《姐姐》小样通过唐朝乐队当时的经纪人刘杰辗转来到魔岩唱片，大家听到这首歌后，连夜奔赴北影的地下室去找张楚。
在那个赚钱并非唯一要事、金钱还未成为唯一评价标准的年代，原来人可以活得如此自由。
出过《相约》和《你的明天会很美》的潘劲东，2000年以后就消失了。
很多人以为他退出娱乐圈，其实他是在2004年偶然间溜达到了一个网吧，从没玩过游戏的他就坐下试了试，而这一试，就玩了15年。
那年郑钧放弃了出国留学，在北京等着签约。一度落魄到住在城中村里，小破屋连锁都没有。一到晚上，屋子里除了他就是好几十只蚊子。
一个富家子弟放弃留学机会，在北京追逐一个虚无缥缈的音乐梦，这种故事再也不会发生了。
1994年郑钧在马克西姆餐厅发布了首张专辑《赤裸裸》，那时候的马克西姆餐厅是摇滚青年的世外桃源。
可大家回忆这段青春经历，竟然从未觉得苦。
没有人会去想明天怎样，钱从哪里来？常常兜里只揣着10块20块，就已经觉得像个大财主了。
我们可能一无所有，但是年轻，经得起“造”。即便没有钱，我们也能活着，也能在音乐中获得很多很多快乐。
看完《返场》你一定会问自己：为什么他们那么穷，却那么开心？
可能大家如此开心，恰恰是因为穷。
在当下金钱至上的社会统一价值观里，贫穷当然等于死罪。
但看完这些千禧年初摇滚人的精神状态，你会发现：穷≠匮乏。
穷只是没钱，而生活中多的是钱买不来的东西。
比如一场上头的恋爱；
那时人总是“稀里糊涂”就爱上了。周迅爱上了窦鹏，便放弃杭州高薪又安稳的画报女郎工作，来到北京在酒吧唱歌维生。
她随意哼唱的小歌被娄烨录了下来，于是有了《苏州河》里“牡丹”的即兴演唱，和结尾时窦鹏那首《恍惚的眼前》；
比如一个超越阶级的梦想。
那年杨坤只是内蒙古的一个电焊工，因为歌唱比赛拿过奖，便毅然北漂在酒吧里卖唱。“吃方便面、住地下室”这都是早年底层追梦者的基本操作。
那时没人扛着阶级大旗，指责一个电焊工想当大歌星是痴人说梦。
比如一颗包容、开放的摇滚心。
很难想象如果红磡演唱会放到现在开，当台上的歌手调侃台下坐着的香港四大天王，满场的香港观众会咋想？
但那时谁会管这些狗屁隔阂？“红磡”才不是大陆人给香港人唱歌，那是我们共同追逐的一场摇滚梦。
《返场》记录了中国1990~1999年的变化。
20年过去，我们有钱了，却更不开心了。或许是因为现在一切得朝看，一个不能赚钱的人生，便是不值得；
或许是现在一切感情都可以标准化用金钱衡量。“真爱”二字已成笑话，爱情便只剩繁衍的游戏；
当资本主义的金钱逻辑统一了所有人的价值观，我们都是赚钱的机器。
好在《返场》记录下一批摇滚人最肆意的青春。
高原说，90年代就是他们这代人漫长的青春期，漫长到与她而言，至今还未过去。
20世纪90年代，是一段摇滚的岁月，尽管很多人讲不清楚它到底是什么。它不是庞大无形的思想或主义，也不是某个触目惊心的事件；它像是一种充满对抗和色彩的涌动，一种关乎社会现实和内心巨变的企图，其中夹杂着新的认知和实践，也糅杂着宣泄甚至黑暗，以及对自我的认知，
从那个昨日世界走到今天的我们，或许透过重重叠叠的影像，可以再认识世界一次，再认识自己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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