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生于1942年，一生坎坷。先是遭遇5年劳改，后又蹲了3年冤狱，被时代无情吊打后，他看透了人性复杂，社会多变，成了“最懂江湖的人”。
他不是江湖大佬，也不写武侠小说，但他研究江湖，喜爱武侠，并以此为视角，成为近代中国少有的具有原创性贡献的历史学家。
他的作品备受名家推崇：钱理群说他的理论是解释中国非常有力的一个工具，张鸣说他的书有非常大的贡献，雷颐老师则认为他注意到了中国历史上的可怕现象。李慎之先生更是惊呼他的书无异于“发现另一个中国”。
他就是王学泰，一个历尽沧桑的传奇学者，一个其理论可以传世的历史学家。
生活在动荡年代，“见识”也会成为一种罪过。16岁那年，王学泰用常识判断，小麦亩产120万斤根本不可能，于是提出疑问，结果受到公开批判，两年后高考还被降格“发配”到工农学院。
后来，他对信得过的几个同学，讲了一点自己听来的“内情”，结果就被举报，成为“反动学生”，毕业后被发配到一个农场劳改。
这样的经历，让王学泰深刻感受到人性的幽暗和弥漫到整个社会的敌意，他想不明白这种败坏究竟源自哪里。但他“学乖了”，转而踏实劳动，一干就是5年。
5年后，他终于被“赦免”，来到北京郊区一所中学工作。没成想，后来仅仅因为读了一本《推背图》，瞎聊了几句，竟被当成“政治谣言”大案的主犯，被判刑8年；又因表现得不够服从，刑期被追加到13年。万幸的是，改革开放很快来临，第三年他就被平反释放了。
也许是因苦难而收获，正是在狱中的经历，让他变成了“最懂江湖的人”，并由此发现“另一个中国”。
那个时代，监狱里有极好的人，也有极差的人，有极具才华的人，也有极其恶毒的人。王学泰与他们同居一室，朝夕相处，看到了太多的恶人与恶事，彻底感受到了什么是“江湖险恶”。
但他并不害怕，他只是不明白，人为什么可以变成那样？
他感受到坏人之间存在着某种隐秘而深远的联系。王学泰后来说：“我在最坏的人身上，不仅看到了人性之恶，甚至是社会之恶的浓缩。”
王学泰发现了监狱中坏人身上的共同点：他们不相信原则，也不相信未来，只相信利益；为了一点蝇头小利，他们不惮以最卑劣的手段去坑害别人。学者特有的直觉告诉王学泰：这些特点已经很难用人性来解释，而应来自于某种积淀已久的文化。
出狱后，王学泰不仅将狱中经历记录，出版了轰动一时的《监狱琐记》，更是沿着多年的思考，继续深挖社会运动、人性之恶的文化根源。他要给自己的悲惨遭遇一个交代，他要找到那个荒诞时代的真正起源，他要彻底搞清楚中国究竟从哪里来。
王学泰的研究，指向了“另一个中国”。他发现了在“儒家文化”的主流叙事之外，还有一个隐藏的中国：历朝历代，在庙堂和学堂之外，在荒野乡村，在城市里的穷街陋巷，始终存在着一个庞大的群体——游民。他们不事农业生产，长期游荡在社会边缘，不仅形成了影响至今的文化，甚至还数次改写了中国历史。例如：
◎中国大多数“农民起义”实际上是由游民发起；
◎古代不少帝王，如刘邦、朱元璋，以及最后失败的洪秀全，都出身于游民；
◎鲁迅塑造的集合了中国人性格的阿Q，本质上是一个游民；
◎《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们，也几乎全都是游民。为此，王学泰还写了一本《水浒识小录》，从游民文化的角度，重新解读《水浒传》里隐藏的文化密码。
随着研究的展开，王学泰发现：游民现象与游民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历史的导演者，也是他在监狱中所见到的那些坏人身上都具备的“文化特质”。
王学泰还发现：“游民文化”经过千百年的积淀和发展，早已渗透到了我们的灵魂深处，每个人身上都多多少少有点“游民意识”。受游民文化影响越深的人，越容易变成像《水浒传》里的“好汉”们一样的人，为破坏规则、践踏道德找到“杀富济贫”“替天行道”之类的正当性，做起坏事来不仅没有底线，甚至连负罪感都没有。这种文化推广至整个社会以及朝代更迭，正是中国历史治乱循环，很难走出历史三峡的文化根源。
王学泰把多年的思考浓缩成一本集大成之作——《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本书是该领域的“开山之作”，也将是一部可以传世，理解中国永不可缺失的书。
2018年1月12日，76岁的王学泰病逝，他跌宕起伏的一生画上了句号。很多学界同仁总是感叹他走得太早，但他关于“游民文化”的研究和著作，却始终警醒着世人。而在今天，这一研究仍值得我们继续去发掘、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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