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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生于1942年,一生坎坷。先是遭遇5年劳改,后又蹲了3年冤狱,被时代无情吊打后,他看透了人性复杂,社会多变,成了“最懂江湖的人”。

他不是江湖大佬,也不写武侠小说,但他研究江湖,喜爱武侠,并以此为视角,成为近代中国少有的具有原创性贡献的历史学家。

他的作品备受名家推崇:钱理群说他的理论是解释中国非常有力的一个工具,张鸣说他的书有非常大的贡献,雷颐老师则认为他注意到了中国历史上的可怕现象。李慎之先生更是惊呼他的书无异于“发现另一个中国”。

他就是王学泰,一个历尽沧桑的传奇学者,一个其理论可以传世的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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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动荡年代,“见识”也会成为一种罪过。16岁那年,王学泰用常识判断,小麦亩产120万斤根本不可能,于是提出疑问,结果受到公开批判,两年后高考还被降格“发配”到工农学院。

后来,他对信得过的几个同学,讲了一点自己听来的“内情”,结果就被举报,成为“反动学生”,毕业后被发配到一个农场劳改。

这样的经历,让王学泰深刻感受到人性的幽暗和弥漫到整个社会的敌意,他想不明白这种败坏究竟源自哪里。但他“学乖了”,转而踏实劳动,一干就是5年。

5年后,他终于被“赦免”,来到北京郊区一所中学工作。没成想,后来仅仅因为读了一本《推背图》,瞎聊了几句,竟被当成“政治谣言”大案的主犯,被判刑8年;又因表现得不够服从,刑期被追加到13年。万幸的是,改革开放很快来临,第三年他就被平反释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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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因苦难而收获,正是在狱中的经历,让他变成了“最懂江湖的人”,并由此发现“另一个中国”。

那个时代,监狱里有极好的人,也有极差的人,有极具才华的人,也有极其恶毒的人。王学泰与他们同居一室,朝夕相处,看到了太多的恶人与恶事,彻底感受到了什么是“江湖险恶”。

但他并不害怕,他只是不明白,人为什么可以变成那样?

他感受到坏人之间存在着某种隐秘而深远的联系。王学泰后来说:“我在最坏的人身上,不仅看到了人性之恶,甚至是社会之恶的浓缩。”

王学泰发现了监狱中坏人身上的共同点:他们不相信原则,也不相信未来,只相信利益;为了一点蝇头小利,他们不惮以最卑劣的手段去坑害别人。学者特有的直觉告诉王学泰:这些特点已经很难用人性来解释,而应来自于某种积淀已久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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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狱后,王学泰不仅将狱中经历记录,出版了轰动一时的《监狱琐记》,更是沿着多年的思考,继续深挖社会运动、人性之恶的文化根源。他要给自己的悲惨遭遇一个交代,他要找到那个荒诞时代的真正起源,他要彻底搞清楚中国究竟从哪里来。

王学泰的研究,指向了“另一个中国”。他发现了在“儒家文化”的主流叙事之外,还有一个隐藏的中国:历朝历代,在庙堂和学堂之外,在荒野乡村,在城市里的穷街陋巷,始终存在着一个庞大的群体——游民。他们不事农业生产,长期游荡在社会边缘,不仅形成了影响至今的文化,甚至还数次改写了中国历史。例如:

◎中国大多数“农民起义”实际上是由游民发起;

◎古代不少帝王,如刘邦、朱元璋,以及最后失败的洪秀全,都出身于游民;

◎鲁迅塑造的集合了中国人性格的阿Q,本质上是一个游民;

◎《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们,也几乎全都是游民。为此,王学泰还写了一本《水浒识小录》,从游民文化的角度,重新解读《水浒传》里隐藏的文化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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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研究的展开,王学泰发现:游民现象与游民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历史的导演者,也是他在监狱中所见到的那些坏人身上都具备的“文化特质”。

王学泰还发现:“游民文化”经过千百年的积淀和发展,早已渗透到了我们的灵魂深处,每个人身上都多多少少有点“游民意识”。受游民文化影响越深的人,越容易变成像《水浒传》里的“好汉”们一样的人,为破坏规则、践踏道德找到“杀富济贫”“替天行道”之类的正当性,做起坏事来不仅没有底线,甚至连负罪感都没有。这种文化推广至整个社会以及朝代更迭,正是中国历史治乱循环,很难走出历史三峡的文化根源。

王学泰把多年的思考浓缩成一本集大成之作——《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本书是该领域的“开山之作”,也将是一部可以传世,理解中国永不可缺失的书。

2018年1月12日,76岁的王学泰病逝,他跌宕起伏的一生画上了句号。很多学界同仁总是感叹他走得太早,但他关于“游民文化”的研究和著作,却始终警醒着世人。而在今天,这一研究仍值得我们继续去发掘、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