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流背后真相，这是颠覆认知的一本书|儒家|嵇康|王弼|老子|道家|郭象|魏晋

竹林七贤、饮酒服药、纵情山水……魏晋风流的种种轶事仍引人遐想。一些人认为，魏晋是人的觉醒的时代，不过在另一些人看来，美好的背面却是荒唐，清谈误国、动乱频繁、门阀当道……这些竟都发生在同一时期。

竹林七贤，图/央视纪录片《中国通史》

那么，真实的魏晋风流是怎么样的？就是不顾死活的行为艺术吗？这就不能不走近这一时代士人的内心世界，了解他们如何在动荡的社会中寻求精神寄托。

而这正是魏晋玄学的主题所在，玄学是用思辨的方法来讨论天地万物存在根据的玄远之学，它表达了士人在一个动乱时代对终极意义和美好世界的全部思考。

汤一介先生的代表作《郭象与魏晋玄学》，就以这个时代哲学发展最高点的郭象为切入点，为我们解答了玄学内在的思想变迁。

汤一介先生代表作，魏晋玄学研究的里程碑，以郭象为切入点解读极具原创性与思辨性的魏晋哲学思想。

放浪形骸式的风流

只是玄学的一部分

放浪形骸的风流是魏晋玄学中最为人称道的一部分，其中典型者如嵇康、阮籍，他们“越名教而任自然”，主张应当破除那些违背“自然”的“名教”，使人类社会返回到符合“自然”要求的和谐统一的社会中去。

不过，正如鲁迅先生所指出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名教（礼教）与自然的矛盾正是魏晋这个时代的主题，阮籍、嵇康代表的是名教与自然对立的那一面，而这和他们所处的司马氏当权的时代有关。

如果从玄学的角度切入来看，对这一问题就会有更深刻的理解。在阮籍、嵇康之前，王弼就在努力调和名教与自然，他主张“体用一如”，要求不废名教而任自然。

孔子和老子之间谁更高明，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当时一个难题。王弼的回答是，老子不及孔子，因为孔子“体无”，能在“名教”中践行“自然”。

不过，由于王弼是通过注解《老子》而提出新思想，不可避免地要受老子过于强调“道”生万物的影响，“道”生成万物而不是作为万物背后的所以然，于是“体”“用”和“本”“末”又有割裂的一面。

道和万物的关系存在不同的理解

所以我们看见，王弼哲学中既有“崇本举末”，又有“崇本息末”，后者更加崇尚自然，这就是阮籍、嵇康的哲学；前者则是后来向秀、郭象的哲学，强调的是儒道统一，万物“自生”。

郭象的“独化”理论为个体和自然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解答，使道家思想更具现实意义。同时，他的思想也为后世新儒家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在儒道结合的道路上奠定了理论框架。

回到玄学的第一现场

其产生有历史必然性

汤一介先生指出，魏晋时期玄学的产生，既是社会动荡的直接反应，也是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结果。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和随之而来的战乱，动摇了儒家作为统治思想的地位。

图/影视剧《三国演义》

一方面，儒家思想在两汉时期作为正统意识形态，强调天人感应、纲常名教，但这些观念在乱世中显得无法应对现实问题。士大夫们面对动荡的社会环境，难以在传统儒家框架内找到安身立命的精神依托，因而逐渐转向了道家与老庄思想，寻找对乱世的超脱与解脱。

另一方面，黄巾起义虽然表面上依托于道教的民间信仰，但实际上也是对儒家统治秩序的反叛。而魏晋玄学则从更高层次上利用《老子》的哲学思想，成为解释和改造社会现实的另一种形式。

道家主张的“自然无为”不仅提供了对天人感应目的论的批判性回应，也成为士人从混乱现实中寻求精神出路的重要思想武器。随着儒家教条化的经学逐渐僵化繁琐，老庄思想以其简单、抽象的哲学特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士大夫，成为思想界的主流。

此外，汉末社会动荡，人物品评标准混乱，导致“名实不符”的问题，促使名家思想兴起，强调名实相符。同时，曹操重视法家思想，注重实际才干而非德行……

图/影视剧《三国演义》中的曹操

总而言之，儒家思想衰落后，道家思想逐渐兴起，并与名家、法家融合，形成魏晋玄学的思想基础。

风流还是故作风流

究竟如何评价魏晋玄风

在历史上对魏晋时期的学风褒贬不一，而贬者居多。对魏晋玄学的评价，往往随着时代的政治形势不同而有所不同。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呢？对这个问题，汤一介先生指出，我们应该取分析的态度，从不同的方面作具体的分析。

从对哲学发展的贡献来看，魏晋玄学适应了当时门阀世族的需要，并推动了中国哲学的发展。尽管玄学的讨论内容偏向形而上学的“有无本末”问题，但它丰富了哲学的内容，并提高了理论思维水平。

何晏、王弼等玄学家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方法和新概念，推动了中国哲学从宇宙构成论向本体论的转变。他们引入“以无为本”和“得意忘言”的方法，讨论万物存在的根本问题，为哲学提供了新的视角，拓展了中国哲学的概念和范畴体系。

从对人生态度的意义来看，魏晋玄风影响了当时的士人，其中有两种不同的表现：竹林七贤如嵇康、阮籍等人通过“放达”表达对虚伪名教的不满，保持了严肃的人生态度；而元康时期的王衍等人则将玄学变为放纵和堕落的借口，信口雌黄且故作放达。因此，玄学在人生态度上的影响，既有正面的高尚品德，也有负面的堕落行为。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东晋晚期至南朝刘宋时期的帝王陵墓砖画。由上至下，左至右分别为春秋隐士荣启期、阮咸、刘伶、向秀、嵇康、阮籍、山涛、王戎。

从对思想解放的作用来看，魏晋玄学反映了社会大变动时期思想解放的趋势。它以抽象的形而上学问题为核心，探讨社会的合理性和理想状态，虽然不直接讨论现实问题，却为思想的自由和解放提供了空间。当时的思想家、文学家很多都提出发人深思的问题或者写出优美而豪放的诗文。尽管其负面影响导致部分士大夫消极避世，但玄学在解放思想和丰富人文精神上贡献显著。

在汤一介先生看来，世界是矛盾的，生活是复杂的，在任何社会中都有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对立，在魏晋社会的玄风之下这也不可能例外。而我们研究哲学史就是要揭示其间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对立，歌颂其中的真、善、美，鞭挞其中的假、恶、丑，来丰富人们的精神和提高人们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