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蒂因是上海知名女工商业者。1953年6月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确定后，毛泽东非常关心上海对私营企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工作。1955年12月25日下午，时任公私合营上海制笔工业公司副经理的汤蒂因应邀参加市政府组织的一次会议。

刚走进会场，陈毅市长就把她引进接见大厅，向坐在里面的毛泽东介绍说：“这就是制笔工业公司副经理汤蒂因。”

“啊，你就是‘金笔汤'！”毛泽东边说边和汤蒂因握手，“你要做好社会主义企业的经理啊！”说完，毛泽东指着一个空位，示意她坐下。坐定以后，汤蒂因才发现在座的都是上海各界知名人士，而自己作为一个中小工商业者，竟也能参加这次重要的接见，感到十分荣幸。

毛泽东的这次接见，对掀起上海市公私合营高潮是一个巨大的推动。1956年1月20日，上海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申请公私合营大会在中苏友好大厦(现上海展览馆)举行。身着新装，胸佩大红花的汤蒂因这天在大会上含着热泪作了发言。

多年后，汤蒂因在其《金笔缘》一书中回忆了当时的感受：“我抚今思昔，百感交集，真是换了人间。饮水思源，我衷心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

1956年1月30日至2月7日，汤蒂因在京参加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一天，邓颖超来到会场，找到汤蒂因，说毛主席要接见她。在主席团休息室，毛泽东关切地问汤蒂因：“你们制笔工业全行业公私合营有没有强迫命令?目前还有什么问题？”

汤蒂因回答道：“我们学习了主席关于‘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命运’的教导，要求合营完全是自愿的。”

汤蒂因又把合营后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有些家与厂不分的小厂，老板娘要求带进合营厂，清产核资时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难以划分等等。

毛泽东听了以后亲切地说：“老板娘可以带进合营厂，生活资料划起来要从宽，不要影响他们原来的生活。”接着又叮嘱汤蒂因要多关心小厂和女的私方人员，发现问题要多做调查研究，提出解决办法，供政府参考。

汤蒂因感觉到毛泽东十分重视党的赎买政策的落实，同时关心中小工商业者的安排。为了充分发挥工商界妇女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的积极作用，同年3月底4月初，全国妇联和民建、工商联两会中央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全国工商业者家属和女工商业者代表大会。汤蒂因以上海制笔工业公司私方经理身份出席这次会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负责人何香凝、邓颖超、黄炎培、陈叔通等也参加了会议。毛泽东接见了汤蒂因等与会代表，并合影留念。

1979年，上海。左起：汤蒂因、刘靖基、？、胡厥文、？、孙晓村（黄炎培秘书）、陶敏之

以下为如去注。

汤蒂因，出生于1916年1月31日，小学毕业后，14岁的她应聘到“益新教育用品社”的金笔柜台做店员。经过努力，很快在柜台上应付自如。

后来，她在回忆这段经历、谈到自己如何接待客户时说：“第一种是目标明确的，需要买什么，我们就拿出什么。第二种是想买，但举棋不定，这就要我们做参谋，帮助拿定主意。如对方要买金笔，我总是重点推荐‘关勒铭’、‘金星’、‘新民’等国货，讲它们的优点。说到美国货，质量是不错。但价钱贵；日本货价虽廉，但质量不好；中国货价廉物美，我们中国人还是用中国货好……第三种人是潜在的顾客，他们完全无目的，仅是逛逛、看看而已，这种人我们照样要不厌其烦，服务周到，因为今天不是买主，留下良好的印象，说不定明天就是我们的买主。”

当时的中国金笔制造业，十分幼稚，从诞生之日起，就受到外国资本的疯狂排斥。最早垄断国内市场的是日本货，是随同“九·一八”、日本人的皮靴践踏我国东三省一道拥进国内的，因价格低廉，每支仅二三角，很快占领了我国的市场。紧接着，美国的“康克今”、“华脱门”、“爱弗释”、“犀飞利”和“派克”等金笔又蜂拥而至，铺天盖地地雄踞于上海十里洋场。

此时上海各大文具商店、书店，特别是著名的“永安百货”、“先施百货”、“新新百货”等大公司，往往只经销一种或两种以上的进口金笔，国产金笔统统被拒之于柜台之外。

当时曾发生这样一件事情，让汤蒂因几十年后仍记忆犹新：金星金笔厂的老板周子柏，为了让自己的金星金笔打入永安这样的大公司，不惜采用一条苦肉计。他先是派人不断涌到永安公司柜台上去询问：“有没有金星笔？”然后再托人向永安公司的金笔柜长、进货部长送礼说情，请求他们试销。如此好一番周折，永安公司才答应采取“寄售”方式销销看，如果一个星期内无人问津，货物全部退回。

等到周子柏把货送进永安公司后，每天再派厂里和家里的人装扮成买金星笔的顾客，一支一支地把寄售的笔再买回来，造成金星笔大有销路的假象。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总算在“永安”等大百货公司打开了销路。

汤蒂因在柜台的出色表现在赢得“益新”老板欣赏的同时，也让他心生不轨，“益新”的老板竟然想娶她做小老婆！被拒绝后，老板始终不死心，于是在进入“益新”的第四年，汤蒂因决定离开“益新”自己当老板。

她打起“现代物品社”的牌子，经过3年惨淡经营，站住了脚跟。正当汤蒂因满怀信心，积极发展业务时，“八一三”的炮声响起。店里对外的批发业务几近停顿，货款收不回来。

这时，汤蒂因想起了曾在“益新”时认识的一个年轻人毕子桂，他在上海生活书店昆明分店当经理，于是就开始向西南地区发展业务。在毕子桂的帮助下，她开设了昆明分店。

在昆明，她为了开展业务，就给昆明、云南各县、及邻近的四川、贵州等地的文具店寄去了价目表。这些文具店之前不少都与她在上海的现代物品社有过生意往来。在他们收到价目表时，正因局势动荡而缺少货源呢。于是她的批发生意很快在西南打开了局面。

除了批发，汤蒂因还把生意做到军政机关、学校及群众团体，这些单位中内迁过来的人居多，知道汤蒂因来自上海，都乐于与之做生意。

那个时候，汤蒂因和毕子桂发生过一段恋情。因生意需要，她当时曾多次往来于昆明上海，当她第三次从上海回到昆明车站时，得知了毕子桂死亡的消息。毕患了盲肠炎，在手术台上动手术时，因敌机来袭、全市停电……

汤蒂因此后离开了昆明、再次回到上海，选择了终身未嫁。毕子桂名字有个桂字，所以每当桂子飘香时，她总要折一枝桂花插在床头花瓶里，以寄托哀思。毕子桂生前爱好绿色，她的衣着，室内布置以及店面的装潢大也多用绿色。后来，她开的制笔厂也取名为“绿宝金笔厂”。

1942年起，汤蒂因的招牌上加了“教育”二字，成为“现代教育物品社”，并在卡德路（石门二路）三慰村弄口，盘下新造房子楼面一层，开设了“现代教育物品社门市部”。门市部开张后，吸引了许多中小学生。

但小顾客买的大多是簿子、铅笔、橡皮之类小商品，利润薄，营业额有限。她又从美国“派克蓝宝金笔”受到启迪，依样画葫芦、向一家吉士自来水笔厂定牌“绿宝金笔”、独家经销。她在绿宝金笔笔尖上的小斜方块里嵌上了绿色，并以“绿宝标记，永久保用”为号召，大做广告。

那时，她邀请了从不做广告的“越剧皇后”袁雪芬在电台为“绿宝”做广告。这一招颇为灵验，“绿宝”一跃而升为国内名牌，汤蒂因也因此而成了“金笔大王”、“金笔汤”。

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元旦，汤蒂因自己筹资开设了绿宝金笔厂，正式进入民族制笔业。建国后，汤蒂因带头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先后与两个同业厂合并，组成绿宝金笔厂股份有限公司，任总经理，并积极参加企业公私合营。

1955年上海制笔工业全行业公私合营，该厂并入华孚金笔厂(今为英雄金笔厂)，成为驰名中外的英雄金笔厂的前身，汤蒂因任私方经理。

关于华孚金笔厂

1931年10月24日，浙江奉化人周荆庭以1.5万银元开设华孚金笔厂（英雄金笔厂前身），生产合群牌和新民牌金笔，地址在上海市华德路(现长阳路)宏源里38号。 1939年3月，申请注册了“英雄”商标。1952年1月1日公私合营。1955年，华孚金笔厂与绿宝金笔厂、大同英雄金笔厂合并。1966年创始人周荆庭逝世，华孚金笔厂更名为国营英雄金笔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