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一起下乡插队生活了七年半，她回城时塞给我一张纸条|山西|曹秀英|民办教师|知青往事|知青点

知青岁月：一对小冤家几经周折最终成了恩爱夫妻，这到底是不是命中注定的姻缘

1968年12月份，知识青年到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我当时在读高二，老师就动员我们下乡插队到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一方面是学校动员，另一方面是街道干部上门做家长的工作，我不想让父母为难，就主动报名到山西省忻州地区的农村去插队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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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们高二五班一共有五个人报名去山西，三名男生两名女生，高一也有几名学生报名去山西。出发那天在车站集合的时候，我才知道去山西插队落户的学生很多，多到数不过来。1968年12月末，我们来到了山西省忻州地区的原平县，最终我十二名北京来的学生被分派在原平县的郭下大队第二生产小队。郭队长安排我们住在了一户破落的大院里，四孔土窑洞成了我们临时的家。

郭下大队的乡亲们特别淳朴善良，我们来插队落户，老乡们都自发地给我们送白菜萝卜，送咸菜送洋芋，郭队长还安排一位年轻婆姨帮我们烧火做饭，也教我们学习做饭。乡亲的热情和善良令我们很温暖很感动，我们发自内心地感激乡亲们。

分到郭下二队的十二名学生有七名男生五名女生，只有一名叫曹秀英的女生是我的同班同学，其余的的都是初中生。虽然都来自北京，之前我们并不熟悉。不管是高中生还是初中生，来到了山西农村，我们都一样参加生产劳动，都挣一样多的工分，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那就是北京来的插队知青。

我和曹秀英虽然是同班同学，可我俩平时几乎都没说过话。读高一时我是班长，因为曹秀英在课堂上总爱和同桌说话，影响同学们学习。我打了她的小报告，老师批评了她一顿。从此她对我简直是恨之入骨，好几次指桑骂槐敲打我，说我不光明磊落，爱打小报告。就是因为那次打了曹秀英的小报告，我和她成了冤家，形同陌路，走对面也不打招呼。

真是应了那句话，不是冤家不聚头，这么多同学一起来插队，我偏偏和曹秀英分在了同一个生产队，天天一起参加生产劳动，也在一口锅里搅饭勺，我觉得很不自在。刚来到郭下大队那一阵子，我看到曹秀英就尽量回避，曹秀英看到我也是低头不语，其他同学都以为我俩不认识呢。

春节过后，我们知青就自己做饭吃了，当时我们十二名知青是有分工的，两个人一组自由组合，大家轮流做饭，我们叫值日。那天天气很冷，正好赶上曹秀英值日，我看曹秀英挑着水桶准备去挑水，她刚挑着水桶从窑里出来，把水桶放在院子里又回到了窑里。我犹豫了一下，走过去挑起水桶，就到村头的水井打水去了。

自那以后，不管是挑水还是出山劳动，我总是默默地帮助曹秀英，曹秀英虽然看到我还是低头不语，我还是尽量回避她，但我能感觉到，曹秀英对我的帮助并不排斥，有一次我洗的衣服在晾衣绳上滑落下来，她帮我捡起来掉在地上的衣服抖搂了几下，重新搭在了院子里的晾衣绳上。

1971年春节过后不久，大队书记郭明喜突然到知青点来找我，他说想让我去学校当民办教师。当时我很高兴，一连说了两声谢谢郭书记。但转念一想，我又觉得我不应该去学校当民办教师，我们知青点数我体格好，我应该把民办教师这个职位让给女生，毕竟她们干农活比不上我有力气。

我思考了一下，又笑着对郭书记说：“郭书记，要不让一名女生去学校教书吧，我是男生，有力气干农活。”“那你看让谁去合适？你给我推荐一个嘛。”郭书记笑着对我说。我赶忙笑着说：“郭书记，曹秀英是高中生，要不让她去当民办教师。”因为郭书记比较信任我，他笑着点了点头。就这样，曹秀英成了郭下小学的民办教师，她再也不用风吹日晒下地干农活了。

曹秀英到学校当了民办教师，她看到我虽然还是不说话，但我能看到她对我的微笑。有时该我值日，等我收工回到知青点，她已经帮忙做好了饭。

有一次吃罢晚饭，我们男知青正坐在土炕上侃大山，窑门口突然传来了曹秀英的咳嗽声。她站在窑门外故意咳嗽了几声，然后站在窑门口，把一摞书本扔到我身边，笑着对大伙说：“我这有几本高中课本，你们谁想看就看一下，看完了再还给我。”曹秀英说完，转身离去了。几名男生围过来翻看了一下散落在土炕上的高中课本，大家都不感兴趣，就把课本都扔给我，我们继续侃大山。

来到山西四年多了，天天忙着修理地球，我还真很少看书学习。打开久违的高中课本，里面的内容我却感到很陌生，那时我才意识到，我把学过的知识基本都快忘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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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夏天的一天半夜，熟睡中的我们突然听到院子里有呼喊声，紧接着是急促的敲门声，我急忙穿衣去开门。敲门的是我们生产队的社员王二坤，他说他婆姨要生娃娃了，要我们帮忙送他婆姨去公社卫生院。我们一听事情紧急，赶忙穿好衣裳，小跑着来到王二坤家。

原来，王二坤的婆姨难产，我们大队的接生婆刘大妈束手无策，才决定去公社卫生院生产。大家用门板抬上王二坤的婆姨，我们一路小跑，以最快的速度把王二坤的婆姨送到了公社卫生院。

听医生说送来的太晚了，当时接生婆刘大妈吓得直筛糠，王二坤也吓哭了。医院的妇产医生紧急施救，王二坤的婆姨总算生下了一个男娃，母子平安。听到这个消息，我们悬着的心才算踏实，王二坤差点没给我们跪下。

事后郭书记表扬了我们，说我们北京知青善良有爱心，他还拍着我的肩膀说：”张学彬，你这个知青小组长当得好！你是个好后生，以后我不会让你吃亏。”

那年秋后，我们郭下大队得到了两个招工名额，是去县棉纺厂工作，郭书记当即就给了我一份招工审批表。我拿着审批表去公社卫生院体检时才知道，棉纺厂招的是纺纱工人，要求女性。幸亏我还没填写审批表，要不然就白瞎一个招工名额了。我想把这个来之不易的招工名额让给曹秀英，郭书记却说她教书很好，就让她留下来当民办教师吧。

曹秀英不能进厂当工人，我心里反倒不安起来，当初我要是不推荐她当民办教师，她也就能进厂当工人了，我觉得是我耽误了她的前程，不知她会不会怨恨我。

之后的日子里，又有几次招工的机会，郭书记还是不想让曹秀英进城当工人，因为曹秀英连续几年都被评为优秀教师，她还到县里参加过先进教师表彰大会。我也有两次招工进城机会，一次是去县邮电局工作，我主动把招工名额让给了我们知青点的孙红军。还有一次是去供销社工作，我让给了一名女生。

1976年秋天，我们郭下大队得到了一个工农兵学员的名额，郭书记提议让我去县里参加文化课考试，乡亲们也都同意。最终我把这个难得的机会让给了曹秀英，曹秀英顺利通过了文化课考试和政审，她成了北京师范大学的一名工农兵大学生。

曹秀英离开郭下大队那天，郭队长一大早就赶着队里的毛驴车来到了知青点，当时我们知青点还有三名男知青没招工进城，大家都在期盼着招工进城的机会。大家帮曹秀英把行李搬到毛驴车上，因为我顶替曹秀英到学校当了民办教师，就不能送她去公社汽车站了，我要到学校给学生上课。

分别的时候，曹秀英突然来到我面前，把一张纸条塞到我手里，仰起脸来看着我说：“张学彬，你真行呀，一起插队落户生活了七年半，你都没好好跟我说过一句话，这要分别了，你还是不吭一声。”“我要去学校上课，不能送你去公社汽车站了，祝你一路顺风！”说完，我红着脸看了曹秀英一眼，转身回到了窑里。

等郭队长和那两名男知青去送曹秀英了，我慌忙打开那张纸条，只见上面写着一行字：张学彬，我在北京等你！那一刻，我心里就如跑进一只兔子，怦怦乱跳，莫名其妙的泪水喷涌而出

恢复高考后，我考上了山西师范学院，时隔多年，终于圆了我的大学梦。说句心里话，我之所以能顺利考上大学，这里面也有曹秀英的功劳。

1978年冬季回北京过春节，我回到北京的第二天，曹秀英就来到了我家。虽然她家离我家不远，可她那是第一次到我家来。看到曹秀英，我妈很高兴，一个劲夸曹秀英漂亮懂事，对她的印象特别好。曹秀英也对我表明了心迹，她说想和我一辈子在一起。考虑到我在山西她在北京，我说我俩不合适。曹秀英让我再考虑一下，最终我还是婉拒了这份感情。

大学毕业后，我到西藏的一所山村中学支教三年，于1985年春天回到了北京。当年我已经三十五岁了，婚姻问题还没解决。因为这，我妈都愁白了头。在西藏支教期间，我经常会想起曹秀英，每当想起她，我心里就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失落感。

回到北京安置好工作以后我才知道，曹秀英的婚姻问题也没解决，因为她的婚事，她父母也都愁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这也许是命中注定的缘分，几经周折，最终我和曹秀英牵手红地毯，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第二年暑假，我和曹秀英回到了原平县，看望了第二故乡的乡亲们，也见到了郭书记和郭队长，郭书记说当年他和郭队长就有意把我俩撮合在一起，只是后来曹秀英回北京上了大学，他俩也就没机会为我俩当月老了。

两年后，曹秀英调到了教育部门工作。后来我也调到政府机关工作，直至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