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我是黑五类子女，和队长儿子定下婚事，队长却出尔反尔|刘队长|知青往事|黑五类

这辈子我最感激的人，除了我的父母和我的丈夫，再就是第二故乡的老队长刘长发。刘队长是我的老队长，也是我的亲人。当年我在吉林省长岭县插队落户生活了八年多，他给了我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关爱，他的恩情，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1968年初冬，我爸在秦城监狱关了三个月保外就医，当时我就是受到了爸爸的影响，没能读高中。当时我妈也停职反省，他们到底犯了什么错误，我真的是无从知晓。在我心里，爸爸妈妈都是很正直很善良的人，他们工作认真，勤勤恳恳，怎可能犯错误呢？

因为爸爸妈妈的问题，我莫名其妙成了可以教育好的黑五类子女。不能读高中，上山下乡不能去兵团，我别无选择，只能到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那个冬季，是我人生最郁闷的一个阶段，平日里来我家串门的街坊不来了，爸爸妈妈的朋友同事也不来我家了，就连我的几个要好的同学，也刻意回避我，看到我就像见到了瘟神。春节过后，在街道干部的动员下，我和一位叫张新华的女同学一起报名到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我们选择了吉林省，听说吉林省比陕北的生活条件好，到吉林插队落户最起码不会挨饿。

1969年4月初，在那个乍暖还寒的季节，我和张新华跟随清华附中的一帮同学，在北京车站乘坐火车，开启了我们到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艰苦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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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到达吉林省长岭县太平川火车站后，各大队前来迎接的马车早就等候在车站外面了。北京来的带队干部跟长岭县干部对接后，按照事先拟定好的分派名单，我们九名北京知青坐上了前来迎接的马车，来到了距离公社驻地十里路远的太平八队，八队的刘队长安排我们住在了队部大院的三间土坯房子里，并安排他媳妇帮助我们烧火做饭。

来到太平大队的当天晚饭时间，可能是路上受了风寒，月经期提前，我肚子疼的毛病又犯了，疼的我在炕上打滚。刘婶（刘队长的媳妇）以为我病了，就要去给我请先生。我附在她耳边说明了肚子疼的原因，刘婶扶我坐到热炕头上，给我倒了半碗热水，就忙着打发其他知青吃晚饭。

晚饭后，洗刷完碗筷，刘婶就急忙回家去了。就在我们准备睡觉的时候，刘婶提着一个暖壶（热水瓶）来到了我们的住处，还用一个小碗端着一点红糖。她说红糖是在大队书记家要来的，暖壶里是她用益母草熬的水，当即就让我喝下一大碗益母草红糖水，我感觉肚子里暖暖的，肚子也不那么疼了。

在刘婶的关爱照顾下，我平安度过了那个令我心生恐惧的生理期。自从有了例假，每次来例假都令我痛不欲生。我妈也带我去看过医生，医生说是痛经，吃药也顶不了大事，我只能在痛苦中煎熬。

之后再来例假的时候，刘婶都会用益母草给我熬水喝，告诉我注意保暖，不喝凉水，不用冷水泡脚。医院的医生都没有好办法，刘婶竟然用偏方治好了我痛经的毛病。刘婶的关爱像母爱一样温暖，我发自内心地感激和感动。

春耕春播生产开始以后，刘队长和乡亲们对我们北京来的知青也特别关照，让我们干最轻松的农活，还手把手教给我们正确使用农具，就连挑担子，刘队长都给我们做示范，他说挑担子也是一门学问，掌握好了平衡就省力气。

那年挂锄后，队里给我们盖了新房子，成立了知青集体户，我们都搬到新房子居住了。我们知青集体户离刘队长家很近，刘婶经常到集体户来给我们送咸菜送好吃的，帮我们缝补衣服。空闲时间，我们几名女生也到刘婶家串门，谁有什么难处，刘婶都会帮我们。

秋收结束后，刘队长安排我们四名女知青跟着社员到公社粮站交公粮，除了队里的那辆马车，还有四辆人力板车（架子车），三个人拉一辆板车，有经验的社员驾辕，我们知青和年轻社员只负责拉车。一辆车装一千斤玉米，公路虽然是土路，但很平坦，三个人拉一辆车也不吃力。

我和刘树青拉一辆车，驾辕的是我们生产队的记工员孙长平。刘树青是刘队长家的儿子，和我同岁，小学文化，他个头不高，皮肤黝黑，但长得很结实，也很淳朴很善良，就是不爱说话。孙长平是我们队的老好人，当年三十多岁，一天学都没上过，可他认识很多字，还会打算盘。他不光是我们生产队的记工员，还是队里的保管员。

那天交完公粮都到了下午两点多，回村子时，刘树青把我们拉的架子车挂在马车后面，我们仨都坐在车上，这样我们就不用拉车了，省了不少力气。到了半路突然刮起了大风，刘树青还把他的夹袄脱下来给我穿，我挺感动的。我对刘树青产生好感，就是从那次去公社交公粮开始的。

之后的日子里，刘树青总是默默地帮助我，默默地帮我铲地，帮我挑担子，但他几乎没和我说过话，也很少和男知青说话。在田间地头歇歇的时候，社员们都坐在一起闲唠嗑，只有他一人坐在一边，拿根草棒不停地在地上划来划去，好像是写字，又好像是乱画。

1974年春天，我们太平大队第一次得到招工指标，是到县百货商店和公社供销社当售货员，刘队长把八队唯一的一份招工审批表给了我，结果我却没能通过政审，白瞎了一个招工指标。刘婶看我躺在炕上不吃也不喝，就把我叫到她家宽慰我开导我，还给我做了炝汤面。没能去县里当工人，错失了那么好的机会，我心里非常难过，要不是刘婶宽慰我开导我，我肯定会郁闷病了。

秋天又有一次招工的机会，我还是没能通过政审，原因还是因为我爸的问题，我爸到底犯了什么错误，我真的不清楚。

那年冬季回北京探亲过春节，到了北京我才知道，我爸早就到门头沟的一个生产队下放劳动去了，我妈也不知犯了什么错误，一年前就停职反省了。我原本想去门头沟看望我爸，我妈不让我去，她还嘱咐我在吉林好好劳动，听干部的话，照顾好自己。

从北京回到长岭不久，我就得到了令我痛不欲生的噩耗，我妈去世了。更令我痛心的是，单位领导给出的答复是畏罪自杀。我真想不明白，到底犯了多大的罪才会选择自杀呀？

自那以后，我失去的母爱，刘婶把我当成了她的亲闺女，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爱和温暖，在我心里，刘婶就是我的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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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有问题，我是可以教育好的黑五类子女，不能招工，更不能招干，刘队长就去找大队书记，安排我到太平小学当了民办教师。白天我认真教书，晚饭后就抱着书本复习以前学过的功课，还自学高中课程，只有看书学习，我才没有时间去想妈妈，没有时间去想痛苦的事情。好在有刘婶的照顾和关爱，要不然的话，我也许就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

一晃就到了1977年秋天，二十五岁的刘树青还没找到对象，刘队长和刘婶为此愁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头发都白了。

说句实话，刘树青的长相是不出众，可他身体强壮，特别勤快特别能干，绝对是一个正直善良的实诚人。乡亲们也没少给他介绍对象，可人家都嫌他嘴笨，不会说话，结果一个也没成。太平五队有一个比刘树青大三岁的寡妇，带着一个四岁的女孩，人家倒是愿意，可刘队长不愿意，他不想让一个带着拖油瓶的寡妇做他的儿媳。

当时在太平大队插队落户的女知青除了在一队插队的张文静嫁给了大队书记的儿子，就我一个人还没有离开太平大队了。看刘婶和刘队长为刘树青的婚事愁得睡不着觉吃不下饭，我也心疼刘婶，心疼刘队长。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想，人家张文静长得那么漂亮都嫁给了农民，我为什么就不能嫁给刘树青，刘树青除了嘴笨，也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啊。思来想去，我决定给刘婶做儿媳。

当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刘婶时，刘婶的脑袋摇得像拨浪鼓，她把我揽在怀里，哽咽着说：“闺女，你是北京知青，树青长得不好看，也没文化，他配不上你……”

过了两天天，我让长平哥（记工员孙长平）去刘队长家提亲，起初刘队长和刘婶都不同意，他们怕耽误了我的前程。我说我是黑五类子女，没有什么前程可言了，只能一辈子扎根农村了。长平哥也一再说我喜欢刘树青，说我和刘树青挺般配的，刘队长才勉强同意了我和刘树青的婚事，并摆酒席举办了订婚仪式。

我和刘树青订婚不久，国家就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正式文件。第一时间，张文静就来找我，她说让我和她一起报考碰碰运气。我说就算能考上，也过不了政审这一关。张文静说别管结果怎样，最起码参加过全国统一的大中专招生考试，她非拉着我去公社招生办报名。刘队长也劝我去报考，我就和张文静到公社报了名。

那年12月份，我和张文静一起到县里参加了考试，考试结束后我就到学校教书了，根本就没把这事当回事。

1978年春天，元宵节过后，学校刚开学不久，做梦也没想到，我突然接到了四平师范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去学校报到前，刘婶给我套了一床新被子，拆洗了我的那床褥子，还给我包了饺子。看刘婶像妈妈一样啥事都为我想着，我心里很温暖，也发自内心地感激刘婶和刘队长。

去四平上学那天，乡亲们都来为我送行，唯独不见刘树青。那天孙长平大哥赶着队里的马车，把我的行李都装到了马车上。到了村口，刘队长突然对乡亲们说：“老少爷们，听我跟大家说一句话，之前我家树青和李小颖老师订婚的事情就不作数了……”

猛然听到这句话，我来到刘婶面前说：“婶子，这婚姻大事可不是儿戏，咋能出尔反尔？”“孩子，不是出尔反尔，你考上了大学，以后就是吃国库粮的国家干部了，树青配不上你了，我们不能扯你的后腿。孩子，你就放心去读书，以后有时间了能回来看看，我就知足了……”刘婶话没说完，眼泪就流淌下来。

那一刻，我心里说不出是感动还是酸楚，上前抱住刘婶，哽咽着叫了一声妈，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等学校放假我回到太平大队时，刘树青已经和五队那个带着女孩的寡妇结婚了。刘婶说树青他两口挺好的，不让我惦念，我离开时，刘婶给了一双袜子和一块手巾，袜子里还装着五块钱。

那年秋后，我爸恢复了工作，学校放寒假后我回到了北京，我已经三年没见我爸了。春节过后，我爸和我一起来到东北，看望了刘队长和刘婶，向刘队长一家表达了深深的谢意。

毕业后，我回到了北京，回到了我爸身边，有了一份好工作，也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