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在日本传播的过程，可以说是一种东西文化的相互碰撞的过程。自1549年始，随着沙勿略来到日本，西方天主教在日本的传教过程便开始了。很显然，天主教选择了一个极其特殊的时期在日本传播。因此，其传播道路的曲折可想而知，尤其是在日本德川幕府早期，走向锁国的整个过程中，基督教势必会变为日本排外的牺牲品。
但从另一方面讲，基督教在日本的传播过程中，也带来了先进的西方文明，尽管此后日本仍旧是被统治在德川幕府这个封建政权下，但经过东西文化之间长时间的碰撞，也为日本社会文明带来许多积极影响。
一、基督教在德川幕府早期的传播背景
基督教虽然早在16世纪就已经传入日本，但在德川时期的传播经历却是异常曲折，原因便在于德川幕府早期正处于日本社会由分裂走向大一统，由开放走向锁国这个关键时期。
基督教这种异文化能够在日本这个东方的岛国传播，是因为日本本土和西方基督教两个方面的条件都足够成熟。
1、日本本土的情况
关于日本本土的状况，在政治经济方面，当时还是有利于基督教的传播的。因为，基督教在传来之时，日本尚处于一个四分五裂的状态，尚未实现全国性的大一统，也就无需在思想方面严格控制日本国民。
另外，在如此混乱的社会情况下，以往的神道教与佛教已经不能满足饱受战争之苦，流离失所的人们的精神需求，如此，便给了基督教得以在贫苦大众中传播的机会。
日本国内政治方面
在政治上，战国时期的日本，种种势力间的争夺、以下犯上，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旧的统治阶级（僧侣与公卿贵族等）失去了收入来源，只得寄身于地方大名门下。
此时的各大名都在采取富国强兵的政策，企图发展自己领地以外的经济政治，有些甚至把目标指向了统一的日本国领域。但直到后来织田信长与丰臣秀吉当权时期，日本统一的集权政治才渐渐形成。
思想文化方面
其次，在思想文化方面，在这个时期，武士阶层开始有了自己的主张，但还没有到拥有近世思想的地步。
因为在充斥着分裂与斗争的年代，这种弱肉强食的势头让他们意识到若想保护自己所持有的领地，只能依附于比他们强大的封建势力。因此，他们只好按照封建政权的要求，压制自己的欲望，为封建政权服务。
社会状况和经济方面
在经济上，武士们强烈的物质欲望只好从农业经济转移到商品经济中，由此，从土地经济中分离出来的近世的自由人便诞生了。
这促进了战国期间的商品流通，提高了社会对货币的需求，也促进了明朝钱币的输入。
并且，近世町人的成长，无论如何不可能脱离封建经济，发展成为商业资本的原始积累。所以，若想发展超越封建领域范围的更加广阔的市场，开展海外贸易成为大势所趋。
另外，社会状况方面，由于战乱导致的田地的荒废、家破人亡，再加上气候变化巨大导致天灾的形成，造成了当时社会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因此，当时的人们极度渴求能够得到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挽救。
2、
西方基督教方面
西方基督教向东方传播并不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而是出于西方基督教会自身的需要以及西方政权的殖民需求。
因为当时基督教在宗教改革后，出现了以反对天主教的以教皇为首的教阶制度为目标的新教派，并且随着新教规模的不断扩大，渐渐占据了许多旧教的地区，因此旧教派为了挽救出现的宗教危机，开始将传播范围面向更加广阔的尚未开辟的东方。
此时，日本作为新被发现不久的东方土地，正好满足了此时旧教的需求，耶稣会作为在宗教改革运动中旧教的自身改革的产物，成为了旧教在东方布教、加强自身势力的积极探路者。
1583年，利玛窦来到广州，标志着耶稣会在中国的布教活动正式开始；而在日本，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
1547年，日本武士迟端弥次郎因犯下杀人罪潜逃至马六甲避难，结识了沙勿略，并在沙勿略的安排下去到印度的圣保罗神学院接受宗教教育——沙勿略从迟端弥次郎的顺利皈依中，萌生了去日本布教的想法。
身兼来自耶稣会和葡萄牙王室的双重任务的沙勿略，坚信耶稣会将会在日本快速布教成功。在到达鹿儿岛后，当时身为萨摩藩主的岛津贵久热情招待了沙勿略，更加坚定了他在日本布教的信心与决心。
在此之后，与在中国布教的手段相似，耶稣会充分尊重并适应当地的风俗习惯和社交礼仪。在文化习俗上对日本的迎合以及对近代科学文化的传播，使得当时落后的日本根本无法拒绝耶稣会的传教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耶稣会在日本布教的阻力。
二、基督教在德川幕府早期的传播与交流
德川幕府早期日本国内的政治环境要比基督教传教士们的预想复杂得多，由分裂走向大一统，新旧政权的更迭，统治者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需求，与日本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等等，都在影响着基督教在日本的传播道路。
因此，如何减小阻力，顺利地将基督教教义传播到日本的各个角落，吸纳更多的信众，成为传教士们考虑的问题。
1、德川早期基督教传播的国际环境
丰臣秀吉于1598年死去后，天下随之落入德川家康手中，他在1600年的关原之战中取得胜利，于1603年接受将军宣下，自此后，日本进入德川时期。
在日本政局发生急剧变化前后，日本周边的国际形势以及日本国内的政治、宗教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自然对身为外来宗教的基督教的布教情况产生了巨大影响。
首先，国际形势方面，当时主要是葡萄牙、西班牙、英国和荷兰等四个西方国家的海外贸易政策和宗教政策对日本产生了影响。
在海外贸易方面，西方国家通过入侵中南美洲，向吕宋岛进行扩张，正式开始了和日本的接触，并且于1600年成功抵达日本的丰后。而西方船队的到来为即将统治整个日本的德川家康提供了增加财政收入的契机。
于是德川家康便将开始商讨同英国和荷兰开展贸易的相关事宜。荷兰也抓住时机以爪哇为根据地立即同日本展开贸易。
此后，英国分别于1609年和1613年在平户修建商馆，在从德川家康那里获得自由贸易的朱印状后，同日本之间的国际贸易便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其次，在宗教政策方面，由于英国和荷兰这两个新兴势力同日本火热地开展了海外贸易，使得葡萄牙失去了对日本海外贸易的垄断地位，这自然给葡萄牙系的日本基督教带来了相应的影响。
而且，葡萄牙由于受制于西班牙，不能令基督教的布教活动在日本有力地进行。本来基督教在1585年1月发布了教皇令，将日本的传教活动全权委托给了葡萄牙系耶稣会的范礼安来进行，但西班牙系的方济各会的到来造成了基督教在日本传教战线的不统一。
加之1600年12月又发布了一条教皇令，内容是同意各修道会经由葡萄牙领地进入日本进行布教活动，如此一来，便导致耶稣会在日本的布教垄断状况遭到破坏，进一步打乱了教会的统一。
2、德川早期基督教的传播状况
德川家康为了增加幕府的财政收入，便要抑制以前的西南地区的大名以及富商们开展的同葡萄牙进行的海外贸易，并由幕府进行垄断，还要同英国和荷兰这些新兴势力国家交好，希望能够通过英国和荷兰这些国家引进新的技术，以发展日本的经济。
于是，各国教会以及传教士们也抓住时机在日本展开了相应的活动，其中活动性最强的两位传教士当属塞尔凯拉和范礼安了。方济各会的教士塞尔凯拉早在1598年就企图接近德川家康，并于第二年也就是1599年便开始在江户传教了。
当时德川家康期望他们能够为日本解决吕宋岛贸易和浦贺开港的问题，并为日本带来采矿人员，在日本传播采矿技术，因此他只好暂时回到马尼拉，做了充足的准备之后于1602年再次和几名教士一起来到日本，并以江户为中心不断扩大布教活动。
另一方面，为了满足经济需求，相对于葡萄牙系教会，德川家康对方济各会教士表现出了较为友好的态度。
但这是德川家康出于利益需求的暂时性表现，一旦家康认为西班牙系教失去了利用价值，便会像对待葡萄牙系教会那样，将他们“打入冷宫”。
面对如此困难的局面，司教通过确立教阶制、推进神学家教育、首次将长崎的五个圣堂区中的三个圣堂区全权委托给本国司祭，通过这些举措，推进日本教会的建设和发展。并于1606年公开前往骏府拜访德川家康，和各诸侯结下友谊。
但是，随着荷兰、英国开始贸易，南蛮贸易的利用价值减退，同时幕府的贸易统制政策的成功导致天主教神父失去利用价值，事态逐渐向积极拒绝问题多发的天主教的趋势发展。
并且，英国人不仅彻底开展贸易，公然的完全不开展宗教活动，同时还诽谤葡西两国的传教活动是为了实现侵略，这和希望垄断贸易的幕府以及荷兰利害共通。塞尔凯拉认为虽然形势有所好转，但是将来却潜伏着更大的不安定。
渐渐地，传教士们意识到，只有改变自己，放弃基督教的许多与日本传统习俗相左的教义，才能减小在日本传教的阻力，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
因此，在布教策略方面，基督教会制定了适应主义的原则。然而，日本当时社会的习俗，尤其是许多恶习，令有着忠诚信仰的传教士们无法忍受。
然而为了顺利传教，他们依然做出了道德上的让步。并且在日本发展教育、慈善事业以扩大基督教在日本地区的影响力，吸引更多的信众。
结尾
基督教在东方的传播并非偶然现象，而是与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与世界格局的形成有着密切联系。但
基督教的东传，在客观上也为日本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方式等，让日本这个东方岛国有了与世界亲密接触和向世界学习的机会。
并且，基督教在传入日本后，尤其是在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时期以及德川早期，为日本同中国、荷兰以及东南亚国家之间的贸易起到了桥梁的作用。
为幕府增加了巨额的财政收入，这也是基督教最早传入日本时没有被“残忍”对待的原因。
但是后来随着日本国家的大一统以及封建秩序的建立，日本渐渐走上锁国的道路，基督教在经济方面所能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小，这也就成为基督教被德川政权禁教的最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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