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一下,这篇文原本2022年在头条上发布过,不知为何被机器人封杀。最近,随着安徽淮南武王墩大墓考古挖掘热点,楚文化以及安徽多“郢”地名现象都被不少人关注,索性重新发布,欢迎朋友们探讨指正。

这是一个奇怪的汉语现象。

在安徽江淮一带,散落着近万处带“郢”字的村落,而所有的汉语字典、词典以及各大网络百科,除了将郢作为楚国都城来解释,都没有提及近万郢村的现实,我认为这是一个BUG。

公元前223年,随着楚国被秦所灭,郢字彷佛突然消失在漫长历史中,除了偶被作为楚国国都提及,再难看到史书中点滴墨水了。

当初的国都名突然成为乡野村名,就好像公主变成村姑,这个反差实在太大,这背后难道隐藏着什么辛秘?

这会不会随着武王墩大墓的考古发现,一起揭开安徽的楚郢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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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多少郢地名?

从国家地名信息库搜索郢地名,结果显示总8836条数据,安徽境内就有8469条,占比高达96%。作为郢都起源地的湖北荆州,则只有42条数据,集中于楚国古都荆州及荆门钟祥市。

所以,几乎可以说,郢是安徽特有的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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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郢地名的分布特征

从上图可以看出,除了安徽郢地名“遥遥领先”,数量其次的江苏,几乎都在盱眙县,要知道,1955年盱眙才从安徽划给江苏;河南12条数据全部位于与皖西接壤的固始县,历史上,固始所属的很多村庄都曾属于安徽。所以,江苏河南的郢地,基本可以算是老安徽的范围,加起来占比就高达99.6%!我按省—地市—县区深入搜索,发现带郢地名基本集中在安徽中北部的江淮一带,尤以寿县、肥西、来安、明光等地居多,而且从东到西分布较为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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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尽管郢字遍布淮河两岸,皖西大别山区的霍山、金寨,竟然没有一个郢地名存在。同样,在安徽长江两岸区域,也没有一个郢地名的出现。

郢地名分布边界十分清晰而克制,我猜测必定有对应管辖的行政权力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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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等级分布特征

从地名行政级别上看,没有县及县以上郢地名,乡镇级地名仅有6条,分别是湖北荆门市郢城镇、荆门市郢中镇,安徽阜阳市段郢乡、滁州市杨郢乡、淮南市李郢孜镇,广西梧州市夏郢镇,可谓九牛一毛了,村级地名自然村为主,行政村为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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郢地名有什么特点?

从地名结构看,郢属于通用地名,与庄、集、店、圩、台等是同一属性,也有不少在后面加个“子”或“孜”,如“陈郢子”或“陈大郢孜”。郢子或郢孜,应该是方言口语习惯导致。郢分布带均处于江淮官话区,大多属于洪巢片区,尽管江淮官话区的范围更大,我认为仍旧可以将郢分布带划为江淮官话语言区,除了郢,还有集、店、楼等通用地名适用于这一语言片区。

在专用地名中,姓氏名占大多数,这符合乡村聚落的家族姻亲特征,这些带“郢”名村庄的称谓,多附带姓氏,各地只在附加成分和顺序上略存差异,如来安县境内的“陈郢”,淮南可能谓“陈家郢”。

村庄规模也会影响到名字,如很多带有大郢、小郢的名字,合肥地区喜欢加上“大、小”称“陈大郢”或“陈小郢”,在寿县也许叫“大陈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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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郢地名在安徽江淮一带广泛分布?

当前主流的观点是,楚国灭亡后,楚国百姓四处避难,心怀故国,故以国都名称为村名,以纪念故国。也有认为是从营、影、引转化过来。

为什么偌大的楚国,仅江淮一地怀念楚国,并能够将村叫郢呢?你说当年秦始皇答不答应?汉武帝答不答应?作为统治者,有谁愿意御下子民怀念前朝呢?所以,我对这一观点持怀疑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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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作为特殊的村落名称,能够跨越两千多年未变,而且高度集中于一个行政地域范围,没有这种可能性。江淮一带自古是战争高发地,加上各种天灾,历史上人口增减、迁移现象十分普遍,曹操《蒿里行》曾这样描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再者,历代的行政治理大多只到县级,乡一级就已经开始实行里长、保甲类的自治行为,对于海量的自然村落,几乎处于一种纯野生的生灭状态,对村落的命名多随家族姓氏、地形地貌等来确定,郢作为一个冷门字,又非村、庄、集、楼这类高频通用地名,不可能长期广泛存在于江淮大地。

从下面相差78年的武王墩大墓周边地图来说,武王墩大墓西侧的李郢孜镇,在1946年的地图上就根本没有显示。(也有地图比例尺缘故,老地图显示的是主要集镇,没有一个郢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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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如果是纪念楚国国都,作为楚国早期都城及核心区的荆州地区,也只有荆州和钟祥两地有少量郢地名。以此推断,寿县一带出现若干郢地名倒是可以理解,再扩大的可能性就很小了。

三、

从乡村发展历史来看,如果2000多年前就有成千上万的郢地名,现在至少有地县级的郢地名了,就像石家庄、驻马店、叶集区、周村区这类,为什么安徽近万郢地名,只出现3个乡镇行政级,其它几乎都是村落名称?我分析,应该是这种高度集中的地域化村名出现时间并不长,没有成长壮大的时间机会。我现在查到最早的资料,也是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的地图明确有成片的郢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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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如果说是当年楚民逃散形成新聚落地名,逃散范围也不可能控制在后来才有的老安徽地域范围。清道光十年(1813年)刊印出版的来安县志中记载了数百个来安地名,没有出现一个郢字。嘉靖《寿州志》卷一“舆地纪”中,也未有带郢地名的介绍,要知道,现在寿县有1620条郢地名,来安有720条郢地名。所以说江淮一带的郢地名现象并不久远。

五、

有一些观点认为,郢是从营字转化过来的。因为营作为军事类通用地名,在江淮一带也是比较多的。很巧,我找到一张民国28年(1939年)合肥县的详细老地图,上面有两个郢村,但更多的是营村。我以老地图中鸡鸣山为基点,在最新的百度地图上找到对应的位置,并一一印证新老村名的变化。时隔85年的合肥西郊,很多村名消失或改变,但仍有6个村名保留下来,其中,王小营、谭营、袁大营、常营子四个村,都把“营”改为“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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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足以证明,在1939年前后,出现了大批量营村改为郢村的现象,但具体是哪一个时期更改的?是统一更改还是逐步更改?还需要更多的资料来分析。

综上,我的观点是,郢村名首先在淮南一带自然形成,再逐步扩展,到民国时期,在安徽省特定行政范围内得到官方认定推行,才有如此规模、如此规律的郢地名村落出现。

我相信,武王墩大墓的挖掘将会形成楚文化的热点,郢地名具有浓厚的楚文化色彩,关于它的研究也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我在此抛一颗石子儿,欢迎各位大家讨论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