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佚名
1909年的瑟瑟秋风中，日本政坛“常青树”——明治维新后曾四任首相、时任日本枢密院院长的伊藤博文，在中国哈尔滨遇刺身亡。” 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为日本与韩国、中国之间的侵略与反侵略历史留下了一个壮烈注脚，而历史却并没有因此改变。
图为1909年10月26日在哈尔滨火车站的伊藤博文（中脱帽者）。
“私人旅行”
伊藤博文的这次哈尔滨之行，是以“私人旅行”的名义来到中国的。
1909年10月初，当时的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给日本驻中国公使伊梁阮发了一份电文：“伊藤曾有希满洲旅行……这全然是个人旅行，别无使命。旅行期预定为三四个星期。”
但是参考伊藤当时的身份、“旅行”的时间和行程安排，却让人感觉这次“私人旅行”并非走马观花、游山玩水那么简单。与俄国财政部部长戈果甫佐夫的会见，才是伊藤博文此行最核心的内容。
既然打着“私人旅行”的幌子，可见这是一次“不足为外人道”的会见。但分析一下当时的国际关系，其会谈内容不难推测。
大连大学韩国研究院院长刘秉虎说，伊藤博文来到中国的时间正是日俄关系的一个特殊时期。
1904年至1905年之间，日本和俄国为争夺在中国东北的利益，爆发了日俄战争。俄国战败，日本虽胜却也无力独吞整个中国东北。日俄以长春为界，南北划分势力范围。而这时候，美国、德国等列强也开始觊觎起物产丰富的中国东北地区。美国提出了“满洲铁路中立化”的要求，试图让日俄交出南满、北满铁路路权。而清政府也在有意无意地把日俄之外的列强引向东北，以便赢得一些与日俄周旋的资本。
中国东北日趋复杂的国际力量纠葛，让既得利益者感到了紧张。正所谓“没有永远的朋友和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四年前还打得不可开交的日本和俄国，这时候开始“化敌为友”，准备开始就东北地区势力划分密谋交易。
而日俄两国，显然都不想把这样的密谋公诸天下。日本政坛元老、枢密院院长伊藤博文就成了最恰当的谈判人选。所谓枢密院，是日本天皇的顾问部门，对政府决策有制衡作用，却又没有实际行政权力。伊藤博文自然最适合这样事关重大却又不便外露的“非正式会谈”。
从日本出发前，伊藤博文刚刚第四次当上了日本枢密院院长。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从1885年开始，伊藤博文一直身居日本最高权力中枢，四任首相，四任枢密院院长。
也是在1885年，伊藤博文还是政府参议兼宫内卿时，他作为全权代表来到中国与清政府谈判。此前一年，日本在朝鲜鼓动“甲申政变”，朝鲜大批亲华官员被杀，但是朝鲜局势最终被驻朝清军控制。
这次谈判达成的《中日天津条约》，核心内容是朝鲜若有变乱等重大事件，中日任何一国要派兵，应先行文知照，这其实赋予了日本在朝鲜享有与宗主国中国同样的权利，成为日本九年后出兵朝鲜、发动甲午战争的条约依据。
当时与伊藤博文谈判的李鸿章，已经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可怕的对手。他专程向总理衙门提交了一份报告：《密陈伊藤有治国之才》。在报告中，李鸿章预测：“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
不幸被李鸿章言中！十年之后，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再次坐在了谈判桌前。这一次，他们签订的是中国割让台湾、澎湖列岛、辽东半岛，赔偿两亿两白银给日本的《马关条约》。
用这十年时间，日本完成了对中国的战争准备，同时将朝鲜作为侵略中国的跳板，一步步收入囊中。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被迫承认朝鲜独立，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朝鲜的统治。1896年，朝鲜李氏王朝改国号为韩。
可以说，是伊藤博文一手导演了中国、日本和朝鲜三国关系的颠覆逆转。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伊藤博文堪称日本政坛第一人，身份在日本首相和枢密院院长之间轮换。期间只有三年，伊藤博文不在这两个职务任上——1906年至1909年，伊藤博文在沦为日本属国的韩国担任第一任统监。
统监，相当于西方列强设在殖民地的总督。国家权力全在伊藤博文之手，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太上皇”。也正是这个身份，让伊藤博文成了韩国爱国者最为仇视的日本人，最终为其招来杀身之祸。
1909年7月，伊藤博文从韩国统监任上被召回日本，第四次当上了枢密院院长，准备与俄国秘密接触。当年10月14日，伊藤博文从日本的大矶启程，开始前往哈尔滨的“私人旅行”。
在离开大矶的火车上，伊藤博文写了一首诗：“秋晚辞家上远程，车窗谈尽听虫声。明朝渤海波千尺，欲悼忠魂是此行。”末一句道出了他此行的目的，似乎是去凭吊死于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日本“忠魂”。然而回头再看这首伊藤博文最后的诗，起首一句更像是谶语。他踏上的“远程”，远远不止到达哈尔滨，那是一条有去无回的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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