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仪接收台湾与蒋介石第一次赴台

【小贴士】蒋介石派陈仪赴台与后来派陈诚赴台完全是两回事：前者是去收复失地，后者则是准备败退台湾。

（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主官陈仪）

早在1943年开罗会议上就定下“日本用武力从中国夺去的中国东北四省、台湾和澎湖列岛，战后必须归还中国”。

1945年8月，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国民政府设立“台湾行政长官公署”，任命陈仪为行政长官兼台湾警备总司令，负责办理。

陈仪的年龄比蒋介石大（1883年出生于浙江绍兴），资格也比蒋介石老，早年（1902）留学日本，孙中山在倡导革命时，陈仪加入光复会，并与徐锡麟、秋瑾、蔡元培、蒋尊簋、蔡锷等结识。

辛亥革命期间，浙江第二任都督蒋尊簋邀请陈仪为助手，委以都督府军政司司长，负责后勤后备等事宜。

此后陈仪几度仕途变迁，直至1943年调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国防研究院主任与中央训练团教育长等职。调动频繁，陈仪安然处之，对工作认真负责，从不稍懈。

1944年二战临近尾声，中国战场转入反攻，国民政府开始准备回南京和接收台湾，内定陈仪负责收复台湾的工作，并令他兼任中央设计局台湾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筹划接管台湾工作。

有关接管人员的准备，陈仪主张“必须专业化”，在无人无钱的情况下，他在中央训练团设置了一个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

第一期限招收各机关在职人员，经考试合格录取120人，依其专业分为六个组，进行四个月的训练，训练期满回原机关听候召唤。陈仪自兼班主任亲自给学员讲课与交流，极为重视。1945年8月第二期尚未开始，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

陈仪在赴台前，向蒋介石提出几个建议：第一，为了保证台湾不受大陆通货膨胀的影响，“中、中、交、农”（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四大银行暂不插足台湾，仍运用原来的台湾银行管理金融；第二，接收事宜，概归长官公署统一办理；第三，无须在台湾驻扎重兵。

这些建议均得到蒋介石的核许，尤其是对中央银行的挡驾，特由蒋介石面嘱宋子文，才勉强办到。

1945年9月中旬，国民政府空军司令张廷孟先行飞抵台北，开启接收事项。陈仪随即设置台湾省前进指挥所，命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葛敬恩任主任，率领40余人与美方博格上校及其所属40余人先行飞往台湾，对于台湾的军事、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教育等做实地调查，并通知各有关单位造报人员及财产清册准备交接。

10月15日，国民政府直属各机关驻台人员，同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及台湾警报总司令部人员，由上海乘美国登陆艇横渡台湾海峡，于17日晚上辗转到达台北。第70军也同日到达。

台湾的工矿企业遍布全境，机关、学校林立，所有这些单位均由日籍人员把持，工矿企业以及科学研究机关的技术人员中，日籍人员更占多数，当时中方没有如此多的技术人员，接替就成为一个困难问题。为了不使生产停滞，陈仪不得不采取暂缓遣送日籍技术人员回国的措施。

（主持台湾受降典礼的中国军事首脑合影[左5为陈仪]）

10月24日，陈仪乘飞机抵达台北，先期到台人员到松山机场欢迎，原“日本台湾总督”安藤利吉亦到机场迎接。陈仪下机后至休息室小憩片刻，随后在休息室发表就任施政方针讲话。

10月25日，陈仪在台北公会堂（同年，接管台湾的国民政府将公会堂更名为“中山堂”）举行受降典礼。受降典礼结束前陈仪宣布：“从今天起，台湾及澎湖列岛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政府主权之下，这一极富有历史意义的事实，本人特向全国同胞及全世界报告周知。”

当时有人把接收时的台湾比作一艘百孔千疮的破舰，对此陈仪说：“难为我们把舵的人，我们不能让这条船沉下去。”他还说：“台湾人民忍受了50年含垢受辱的生活，才光复，我们忍心破坏台湾吗？”

（主持台湾受降典礼的中国军人合影 ）

陈仪从入台接收到“二·二八”事件仅一年又几个月时间（从1945年10月到1947年3月），做了大量的事情。

第一桩事，在台湾实行经济、金融、贸易等政策，做了许多急办的经济事情。

比如实行事业公营与公地放租两项政策，并实施经济统制，以免大陆经济危机对台湾的影响。

比如在货币流通上，为了避免当时大陆法币恶性膨胀影响台湾经济，决定不使用原拟的“中央银行台湾流通券”，而继续使用“台湾银行券”，订定“台湾银行券”与法币的相互汇率，管制台湾与大陆自由通汇，“四行”不在台湾设分行，到1946年5月台湾银行接收组接收了台湾银行，9月发行台币，仍保持人民手里的一点币值。

陈仪在经济、金融、贸易等方面的措施，遭到省内外许多人的反对：有的反对他公地放租，说日本在台湾占有的大片土地，都是从台湾人民手中掠夺过去的，光复后应归还的土地都在政府手里，这种官僚资本要反对；有的反对专卖贸易政策，说这是与民争利；有的省外资本家反对台湾经济、金融特殊化，说是对他们在台湾活动形成障碍；也有的说公署集中立法、行政、司法，是搞独裁统治，等等。

陈仪因此说：“似此阻碍，乃意料中事······如可立足五年，余相信一切事实，均可胜于雄辩矣。”他举王安石变法为例：“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宋神宗向文彦博说，你们士大夫都说王安石变法不好，但是百姓都说好。文彦博答道，陛下为士大夫治天下，而非为百姓治天下，神宗即默然无语。”

第二桩事，促进台湾的国语教育。陈仪在1946年5月6日写信邀请教育家许寿裳来台主持教育事宜。许寿裳收住后于6月18日就离京赴沪，25日自沪飞台，27日就投入起草编译馆组织大纲。

7月8日，编译馆筹备处在台北南海街原教育处教材编辑委员会挂牌办公，10日长官公署派令（署人字第4623号）任命许寿裳为编译馆馆长，许马上召开新闻记者会，讲述《编译馆的旨趣和工作》，发表《台湾省编译馆的设立》、《台湾省编译事业的拓荒工作》等文，以扩大影响。

后因陈仪离职而中断了编译馆的计划，许寿裳也离岗先去台湾大学任教授兼国文系主任，1948年2月18日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惨死于台北寓所。

陈仪此举意义极大，它是对日本“皇民化”的一项清除工作的开始，是对日后中华文化在岛内的传播与发扬的一项基础性工作的拓展。

陈仪还对原台湾大学加以充实，设置了师范学院、法学院、商学院、农学院等。他常说：“台湾的某些基础比内地好，要建设台湾，忽视扶植和本省的力量是不成的，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加倍努力。”

第三桩事，在用人上，陈仪有一些合理的做法。接收后的一大块事是需要有人办理的。陈仪对原来认识的一些居住在大陆的台湾人，都一一加以重用。陈仪到台后，立即通知各处处长迅速物色本省人担任副处长及各层的副职，使他们熟悉政务。台训班的台籍学员也被派往其他省任更高的职务。

还有，省训团大量招训本省青年，轮训当地现职公务人员，同时成立了各级民意机构，使本省中上层人士对台湾省政务得以抒发意见。

对“异党活动分子”，陈仪是主张放宽政治尺度，决不随便捕人，尤其对本省籍人士更应该开明一些。如果是社会知名人士，告知陈仪的，得以幸免。

对青年人，陈仪更是真心诚意的爱护，如当时南京军委会以蒋介石的名义发下极密的快邮代电，说澎湖县教育科长是共产党员，应予法办，陈仪设法要下属一面调动此人工作，一面代陈仪拟一复电说“澎湖教育科长查非其人”。

更长远一些，陈仪嘱下草拟《三年自治计划》，打算在1950年实行县、市长和省长民选。计划草成后，有人认为三年时间太长，希望立即实行。陈仪坦率地对他们说，想把台湾的事办好，我内心的着急决不在大家之下，从过去看现在，三年的准备时间，我们即使通力合作，积极努力，也是够紧的了，等到将来回忆今日，决不会嫌太长的。

陈仪对台湾所做的事情，如李敖于40多年后在台湾大学的一次演讲评议说：“陈仪有恩于台湾。”

（蒋介石携宋美龄参加“台湾省光复”一周年纪念大会。陈仪[右]随侍）

蒋介石有感于台湾回归祖国后的恢复与发展，在1946年10月25日“台湾省光复”一周年纪念，带着宋美龄，第一次登岛看台湾。

他是万万想不到三年后就败退台湾了，此时他的新内战刚刚开局，陈诚还夸海口说“三个月”就可以解决中共。（参考文献：《蒋介石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