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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在读台湾作家柏杨先生的《中国人史纲》,目前进度仅在春秋时期的周郑之战,也就是周王朝东迁后第一次讨伐封国竟被打败、众诸侯即将开始角逐争霸的历史时期,按柏杨先生的写作方法,属于公元前八世纪。

中国人史纲》按“神话时代、传说时代、半信史时代和信史时代”讲述中国历史,信史时代则以世纪为单位做纪年的划分,简述本世纪中国大事件,并对比此一世纪内世界发展中的大事件、政权更替和文明兴衰,这一创新摒弃了诸多通史读物以王朝为单位的做法。

书的第一章“历史舞台”以空中视角从东到西俯瞰中华大地,从西太平洋到帕米尔高原,继而中华大地的地理性状、河流湖泊、沙漠高原、名山大川、地理板块、人群人种、迁徙变迁等等一一述论而来,仅一章即可全览中国古今概貌,简洁明了,颇值一读。

壹、

首先想说的是,就目前所读进度而言,柏杨这本《中国人史纲》的文字是颇为有趣的,书中有不少诙谐可爱的比喻联想,亦有众多尖酸刻薄的吐槽嘲讽,很有我大台湾岛民国遗风的味道,与另一位宝岛大师李敖颇为志同道合。比如他在讲述贵州的地理环境时说:

所以在十九世纪之前,一直把本区当作遍地都是毒虫的穴窟,坚信每一位漂亮的苗族女郎,都会一种神秘的“下蛊”邪术,能使欺骗她爱情的华夏族薄幸男子毒发不治。

而盘古在开天辟地之后:

四周却黑暗如故,伸手不见五指,大地寂寞而寒冷。盘古十分忧伤,他说:“这世界太可怕了,没有光、没有热、没有山、没有水,什么都没有。后代无法生存下去,我必须牺牲自己。”于是他死了。

至于盘古死后身体化成的山川河流、风雨雷电、日月星辰的变化,柏杨老先生的写法是:

地皇又命所有的星辰上升,升到遥远的天空。星辰在那里当然非常无聊,地皇就特别允许他们白昼可以在家睡觉,而在晚上再出来探视他们留在地面上的老友。这就是我们白昼看不见星辰,必须晚上才看得见的原因。

在介绍黄种人区别于其他人种时:“华夏人的眼珠是黑色的(假如他有一双白种人的蓝眼珠或灰眼珠,他一定是一个瞎子)。”

这是柏杨写作风格中颇为诙谐俏皮的一面,也是很多人觉得这本书读来很轻松的重要原因,甚至不需要有相当程度历史知识积累的门槛。

贰、

做为生于民国、1949年前后迁台的老一辈,虽是受西方知识方法成长起来的一代,柏杨先生的爱国情绪是很强烈的,中国人身份的自我认同和中华传统文明的自豪感在他的字里行间非常明显:

“中国人的历史舞台是世界上最巨大、最古老的舞台之一。这文明一直延续,并于不断扬弃后,发扬光大,直到今日。”

俯瞰朝鲜半岛,“中国文化的继承者之一,并由它转输给另一中国文化继承者日本”。

长城在满清入关之后,“再度位于腹地,也再度丧失它的国防价值。但它的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仍然如昔,它象征中国人忍辱负重、永不屈服的精神”。

但柏杨反王朝专制和反专权统治的立场也很明显,序言中即表明“我们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我们以当一个中国人为荣,不以当一个王朝人为荣。”

“中国”虽是远古汉语词汇,亦曾明确指称上古王朝中央之地,但以此为国号和称呼这片数千年来华夏人民世居广阔之地,实属近现代才明确出现的概念。

“在二十世纪辛亥革命之前,中国所有的王朝从来没有一个以‘中国’作为法定的或正式的国名。每当一个新王朝兴起,第一件事就是定一个国号,当这个王朝统一中国时,它的国号就远压在中国之上,如清王朝的正式国号就是大清帝国。当中国陷于分裂,像南北朝、五代……列国并存,就更谁也都不是中国了。”

正因如此,柏杨在称呼历史上的帝王时弃其谥号、仅用帝王姓氏本名,包括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比如尧帝“伊祁放勋”、舜帝“姚重华”、大禹“姒文命”、周穆王“姬满”等等,这倒让我们一直以来以谥号称呼帝王的人读来有诸多不习惯,这种阅读上的障碍不值得提倡。

与此同时,柏杨的写作思想既反传统,也反权威。比如他说韩愈是“善于阿谀死人的作家”。在讲述华山时,他以石刻“韩退之投书处”为背景讲韩愈登山的故事,称其为“以儒家学派巨子自居”:

“九世纪时,一位以儒家学派巨子自居的古文作家韩愈,于英勇地爬上了诸峰之一的苍龙岭之后,回顾来路,鸟道悬空,头昏目眩,他发现自己再没有胆量下来,只有死在山上了,不禁大哭。后来还是由地方官员派人把他灌醉,用绳子从岭上层层吊下。”

在“开天辟地”一节中讲述玉皇大帝时他称其为大多数帝王一样的“低能的脓包”:

“玉皇大帝是道教发明出来的,民间称他为‘天老爷’或‘老天爷’,他在天上拥有一个庞大的政府组织,由道教、佛教中各种奇形怪状的神灵担任文武百官。因为他的形象是人间大多数帝王的投射,所以他永远是一个低能的脓包。”

诸如此类。

叁、

这样的写作方法和柏杨的学术和政治思想如出一辙,众所周知他因批评和讽刺迁台后的蒋家王朝而入狱,这本《中国人史纲》即他在狱中所作。“在火炉般的斗室之中,或蹲在墙角,或坐在地下,膝盖上放着用纸糊成的纸版和着汗珠,一字一字地写成。”

就像他自己在表明写作这本书的初衷时所言,以普通中国人的立场,区别于“奉旨修史”,反对成王败寇的历史价值观,不过由于时代的局限和个人立场表达的需要,柏杨的这本通史依然保留了大量帝王将相的故事,但诸如之前所述,他对古代帝王将相和士大夫阶级的嘲讽亦比比皆是。

同时,鉴于当年写作环境和大陆考古发掘成果传播的影响,在近50年后的今天看来,柏杨书中尚有一些资料的谬误之处,这需要一定的历史知识积累和更新才可以区别。

同理,由于两岸在不同时期对历史文献的公开程度、研究方法以及价值观体现等等诸多不同,一些资料和论述对我们来说依然是全新的,并且,这种偶能耳目一新的阅读体验,着实也是一件极为快乐的事。

最后需要明确的是,柏杨的写作是战斗式的,他几乎所有的作品中都有着极强的个人情绪和道德审判,虽然这本书在大陆出版时也修订和删除了诸多章节,但争议依然很大,这与我们所处的环境和接受的教育相关,但我个人认为,柏杨写作思想的历史评价还远远未到需要盖棺定论的时候。

此为总述,有缘章节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