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苏联文艺学家恩格尔哈特把包括《卡拉马佐夫兄弟》在内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几部长篇小说定义为“思想小说”，这个说法与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提出的“悲剧小说”和巴赫金提出的“复调小说”并列，成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文艺学中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创作最有影响的三大概括之一。在恩格尔哈特之后，人们继续对包括《卡拉马佐夫兄弟》在内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小说进行类型学研究，逐渐获得这样一些共识：首先，如恩格尔哈特所言，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中，“主人公即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人物都是“行走着的思想”；其次，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作品当成他本人思想的传声筒，作为一位广泛介入俄国当时社会意识形态论争的大作家，作为一位对俄国历史发展有着深远影响的大思想家，他的文学作品也是他的思想武器；最后，思想小说的内容会影响到其形式，影响到小说的结构、节奏和调性等形式因素，并最终使思想小说成为一种小说类型，甚至成为一种文学体裁。
《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思想小说属性，首先体现在小说中几个主要人物的“思想性”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这样一个家庭，描写父与子之间的关系，描写老卡拉马佐夫与四个儿子之间的故事，说到底还是为了表达某种思想。卡拉马佐夫一家五口，其实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目中某一种思想的传声筒，通过他们的言行，通过他们的行为构成的比照，通过他们相互之间的争论和交锋，陀思妥耶夫斯基表达了他关于人和人的秘密的诸多思考。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情节发展动力，与其说是揭开究竟谁是杀人凶手的谜底，不如说是在为了让小说中每个主人公都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卡拉马佐夫父子各有各的思想，而且他们每个人的思想自身也都是矛盾的、分裂的，他们相互之间又在进行着激烈的交锋和争论，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到，作为作者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对他笔下人物及其思想也失去了控制，作为作家的他，思想立场上似乎也出现了某种摇摆。所有这些，都使得《卡拉马佐夫兄弟》成了一首雄浑的多声部的思想大合唱，成了一部复杂的复调结构的交响乐。
但是，《卡拉马佐夫兄弟》毕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晚年一部深思熟虑、呕心沥血的巨著，它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思想的一个艺术表达和综合显现。这部小说最典型不过地体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小说”中贯穿着的两个主要命题：
首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小说是“人学”，是关于人本身的探秘和思考，是文学人类学的标本。陀思妥耶夫斯基18岁时就在给哥哥的信中这样写道：“人是一个秘密。应该去破解这个秘密，即便你终生都在做这件事，也不要说是在浪费时间；我始终在破解这个秘密，因为我想成为一个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一生中自始至终都在关注人，关注人的内心和灵魂。他像19世纪所有俄国大作家一样，对人和人的生活，尤其是普通人的生存状态表现出极大的悲悯，对纯洁、善良的理想人物表现出强烈的憧憬，具有19世纪俄国文学所普遍具有的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然而，与同时期许多俄国作家不太相同，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关注人的复杂性，他善于在某个临界点上观察人和人的灵魂，观察人的矛盾性，他发现每个人的心中都既有善也有恶，既有上帝也有魔鬼，既有仁爱也有残忍，既有自私也有慷慨。他的早期小说《双重人》的题目，几乎可以用来涵盖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所有主人公。这样的文学人物塑造手法，实际上构成了一种“文学人类学发现”，构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独特的“道德哲学”，即把善与恶的搏斗过程视为人性不断丰富、人自身不断成长的必由之路。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的复杂性的不留情面的剖析和呈现，他往往被称为“残酷的天才”，其实，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对生活持正面看法的人，是主张“正面地”生活的人，他对人充满热情，寄予厚望。他在人的摇摆中肯定人的信仰，在人的不完善中看到人的价值，在人的复杂性中确立个性的存在意义，这充分体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坚定的人道主义信念。
其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小说表现为一种独特的宗教哲学。陀思妥耶夫斯基笃信基督教，坚信作为基督教三大分支之一的东正教的价值，但是，他也把人道主义带入了东正教信仰，认为信仰同样也可以是一种自由选择，也应该，而且必须是一种自由选择的结果。自由选择，首先就意味着善恶选择，而只有怀有信仰的人才能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价值和社会责任，才会对自我有更深刻的理解、判断和把握，他也才能成为更高意义上的自由人。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主张一种有自由的信仰，或者说是有信仰的自由，也就是不以牺牲个性为代价的统一，是所有个人心甘情愿的“聚合”。在这一点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神人”与“人神”的区分十分引人瞩目。所谓“神人”，就是具有人性的神，其实就是耶稣；而所谓“人神”，则是近乎于神的人，具有特殊能力和力量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对人神，在他看来，神可以成为人，人却不能成为神。在他的文字中，神人用大写字母表示，人神则以小写字母开头。他的小说中那些试图充当人神的人，比如《罪与罚》中的拉斯科尔尼科夫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