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毛泽东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倡导者和积极推动者，同时他也是最早通过调查研究发现运动中存在的问题并努力进行纠正的。

那么，毛泽东同志是如何觉察“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混乱问题呢？

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把“大跃进”推向高潮，由此全国开始了大炼钢铁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就在急于求成和急于过渡思想极度膨胀的情况下，一些问题陆陆续续反映到中央来，这些问题集中是：农村生产力发生暴动，农民宰杀牲畜、毁坏农具、砍树、藏粮食等现象；有的地方粮食减产后仍然谎报产量、高征购粮食；1958年9月14日，农业部报送给毛泽东的关于各地办人民公社的情况的全国电话会议材料，提到一封未署名的反映安徽省灵璧县称农村饿死人的情况；还有的地方刚刚挂上“人民公社”的牌子，就匆忙宣布向全民所有制过渡。

河北徐水是当时全国最著名的一个典型，跑在“大跃进”各地大办人民公社的最前列，是较早成立以一个县为单位的人民公社，在全县率先实行共产主义的供给制，即十五包，吃饭不要钱。为了了解真实情况，毛泽东派专人去徐水实地了解情况，从中发现不少问题。

1958年是毛泽东外出视察次数最多的一年，目的就是关注大跃进运动的开展，防止出现问题。

为了进一步掌握“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真实情况，毛泽东同志从1958年10月中旬到11月初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召开以前，先后到河北的天津、石家庄、保定、邯郸和河南等地进行实地考察。

他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同当地的各级负责人座谈，了解情况，广泛听农民意见。

这次实地考察，对毛泽东触动很大，他发现，在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中，出现了很多问题，主要表现是思想混乱，急于过渡，混淆两个界限，“急急忙忙往前闯”。在天津，当河北省徐水县县委书记吹牛皮说，他们已有条件实行共产主义，实行统一分配，统一发衣服，统一发工资，他们准备把属于县级范围内的大集体所有制宣布为“全民所有制”。毛泽东当时明确表示说，徐水的“全民所有制”和鞍钢的全民所有制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这样，毛泽东发现农村人民公社存在严重的“共产风”，他要河北省省长刘子厚到徐水作具体调查。

这时，毛泽东同志密切关注着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展，他还需要更多的感性材料，以便对实际存在的问题作出判断。10月19日，毛泽东两次致信陈伯达，要他带人到较早建立人民公社的河南省遂平县喳呀山进行实地调查，然后向他汇报。

10月21日，毛泽东专门听取了河北省省长刘子厚关于徐水的调查汇报。刘子厚汇报说，徐水人民公社，主要是浮夸风和“共产风”问题严重，他们一亩白薯产量不过2000斤，却虚报成8000斤；他们弄虚作假，把几个村的肥猪集中到一起，专门让人参观；在宣布实行“全民所有制”的同时，他们把所有农民的个人财产和私人债务统统“共了产”，贫富拉平，平均主义，分配上实行完全的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

这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注意，他对浮夸风、“共产风”和弄虚作假，表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他说：“要实事求是。把猪都并到一起，就不实事求是了。要告诉县里，叫他们不要搞这一套。对虚报的人要进行教育，进行辩论，不要讲假话，是多少就是多少。”他批评对私人间的债务问题一风吹，又是一次“共产风”。他说，这是劳动人民的劳动所得，把你的拿过来，这不是租借是侵略了。他强调，不要平均主义，要坚持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

河北徐水人民公社的浮夸风和“共产风”，使毛泽东对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界限的问题，开始有所察觉。10月23日、28日，毛泽东分别致信陈伯达，要他们在河南遂平县的卫星公社搞一个星期时间调查，再找遂平县级干部座谈几次，然后去附近某一个县再作调查，以作比较。

10月6日，毛泽东决定派吴冷西、田家英等各带一个调查组，分别到河南修武县和新乡七里营去调查。临走前毛泽东告诉他们说：

我们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问题在于：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现在并不是人人认识一致，甚至在高级干部中也各说各的，其中有不少人说胡话。你们这次下去，主要是了解公社化后的情况。北戴河会议时我说过公社的优点是一大二公。现在看来，人们的头脑发热，似乎越大越好，越公越好。这番话反映了他思想上的初步变化。毛泽东还要求，下去调查，在眼花缭乱的情况面前，要保持冷静的头脑，实事求是。

随后，毛泽东到河北石家庄、邯郸和河南新乡地区视察。每到一处，毛泽东马不停蹄地召集当地负责人座谈，了解情况。在河北，他问河北省领导人：“徐水县的供给制能不能持久，年把就垮台不如谨慎些好。”

11月初，毛泽东来到郑州，分别听取了几个调查组的汇报。当吴冷西汇报到修武县人民公社在所有制和供给制方面存在的问题时，又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注意，他说，一县一社恐怕太大了，县委管不了那么多具体的事，而且全县各地生产水平很不平衡，平均分配会损害富队富社的积极性。我们现在还是搞社会主义，还是要按劳分配。凡是有利于生产的就干，一切不利于生产的就不要干。供给制只能搞公共食堂，而且要加强管理，粗细粮搭配，干稀搭配，农忙农闲不同，要学会勤俭过日子，不能放开肚皮大吃大喝，那样肯定维持不下去。其他只搞些公共福利事业，不要采取“包”的办法，要量力而为。

在郑州，陈伯达向毛泽东汇报时，认为公社产品可以实行统一调拨，建议取消商品、货币。陈伯达的观点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

在调查中，除了解到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外，毛泽东还发现这样一些问题：各地农村集中大量人力上山炼钢炼铁，搞“大兵团作战”，夜以继日，风餐露宿，公共食堂办得不好，缺粮少油，造成群众身体素质下降，不少人生病；大炼钢铁的任务完成得也不好，不少地方炼出来的铁绝大多数是次品、废品，根本不能用于炼钢：完不成高指标就作假，放出的钢铁、粮食等“卫星”产量，全是虚的。针对农村青壮劳动力都去大炼钢铁，地里庄稼没人收的情况，毛泽东不无忧虑地说：1070万吨钢的指标可能闹得天下大乱，从北戴河会议到年底只有四个月，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这怎么得了？

经过这一次广泛深入地调查研究，毛泽东意识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确实出现了“左”的倾向，需要对运动“降温”，让大家冷静下来了。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从1958年11月2日，毛泽东在河南郑州主持召开了有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和部分地方领导人的会议，史称“第一次郑州会议”。第一次郑州会议是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左倾错误的开始，这表明，毛泽东和党中央对实际工作中指导思想开始有了某些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