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9月的北京，已是初秋，天气却还带着股闷热。那段日子里，一个85岁的老人，每天在六楼的小书房里翻阅旧书、整理回忆，偶尔停下笔，呆呆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色。他清楚自己一生走过的路，也清楚自己背负的名声，很难再改变什么。
这个人，就是陈伯达。
和很多同龄人不一样，他的晚年不算热闹，没有大院熙熙攘攘的探访，也没有络绎不绝的记录者，更多时候是安静，是回想，是在字里行间反复审视自己。不得不说，这种安静背后，有时代的影子，也有他个人命运的沉重分量。
有意思的是，就在他生命结束前的一周，一个熟悉的访客又一次推开了他的家门。这次谈话，本来只是一场普通的采访、一次常规的造访，谁也没有想到，它会成为一位风云人物在人世间留下的最后一段清晰声音。
一
一、刑满获释：从高处跌落后，迟来的“自由”
时间往前推一点，1988年10月17日，对陈伯达来说，是一个标志性的日子。这一天，他的18年刑期正式服满。
当时他人还在医院里，因为急性前列腺肥大又住了进去。获释仪式就简简单单在病房里举行，地点看上去有些冷清，却也贴合他当时的处境：不再是政治舞台的风暴中心，只是一个年迈的、病中的服刑人员。
那天上午十点，多名工作人员来到病房。公安部副部长于桑郑重宣布：“今天，是你服刑满18年的刑满之日。”按理说，这样的节点，对任何一个经历漫长羁押的人，心情都会翻涌。但在场的人都注意到，陈伯达的反应很平静。他没有激动得哽咽，也没有高声感叹，只是低声说了几句，听不太清，神情里更多的是疲惫。
随后，他被分配接收的单位派来负责人，姓徐，在仪式上讲了几句话，算是一种组织上的态度表明。话不长，仪式也不隆重，很快就结束了。
很多年以前，他曾经站在理论高位，参与制定方针、撰写文稿；此时，他不过是一个刚刚恢复人身自由的老犯人。值得一提的是，获释之后的一小段时间，反而成了他生命里相对“安稳”的一段时期：不用再面对审讯，不必再为前途担心，身边的大事已经不再和他直接相关，剩下的，是疾病与记忆。
从1988年到1989年的这一年，外人看去，他的生活范围很窄：医院、家里、少数来访的熟人，还有堆满书籍和稿纸的书桌。可能正是在这种状态下，他开始用更直白的话评价自己——“我的一生是一个悲剧”“我是个罪人”，他多次向叶永烈提及，态度里带着一种执拗的自我否定。
有人会觉得这话太重，但对他而言，这是一种固执的自我定位。他甚至引用“能补过者，君子也”这样的古训，然后自贬为“小人之辈”，说自己愿意“永远批评自己”，希望能在精神层面做一点补偿。
这并不是公开场合的姿态，而更像是一位年迈的参与者，在历史冷却之后，对自己做出的判断。
二
二、六楼书房里的那一下午
到了1989年9月中旬，北京依旧闷热。13日下午，叶永烈穿着短袖衬衫，气喘吁吁爬上六楼，敲响了陈伯达家门。门开的一瞬间，热浪迎面扑来，屋里的窗户全部紧闭，空气沉闷得有些压抑。
开门的是陈伯达的儿媳小张，她认出了来人，很客气地把他让进屋。叶永烈心里暗暗感叹：外面热得很，屋里居然把窗都关上了。直到他走进书房，才看清陈伯达的穿着——长袖衬衫，里面有卫生裤，外面套着中山装和蓝色长裤，脚上是黑布鞋，头上还戴着藏青色帽子，整个人仿佛比季节快了一个月，仿佛已经到了深秋。
这并不是老先生刻意摆架子，而是年纪大了，极怕受凉。他平时几乎不让风直吹，门窗常年关得严严实实，夏天也不例外。
书房不大，却很整齐，有一对沙发，地上铺着墨绿色地毯，宽大的书桌上放满了书籍和稿纸，那是他常年伏案的地方。两人坐下后，起初还有一点生疏，不过因为此前已有多次接触，这种拘谨很快就消失了，语气也由客套转为随意。
有一段小插曲，挺能说明当时的气氛。叶永烈看到桌上有砚台、毛笔、宣纸，就问了一句：“您是在练书法吗？”陈伯达用带着闽南口音的普通话回了一句：“锻炼锻炼身体。”语气很轻，甚至有点幽默。说话时，他眉毛一挑，眉梢上那一根足有五厘米长的长眉特别显眼，弯弯垂下，让人一眼难忘。
这一幕在事后看，多少带着些讽刺意味：当时叶永烈完全看不出他有什么大病，精神还不错，说话清楚，思路也不乱。谁能想到，一周之后，这位老人就会在午饭桌旁突然倒下，来不及多说一句话。
当然，他的身体不是完全没问题。真正明显的，是健忘。短时间内发生的事情，他容易记不清，甚至连常来看诊的医生，有时候都认不出。但说到几十年前的经历，他却能一件一件地说得极细致。
这一天，叶永烈特意试探了一句：“您还记得我是谁吗？”陈伯达愣了半秒，随即回答：“哦，上海的叶永烈。”停顿了一会儿，他又补了一句：“我那篇小小说《寒天》，还是你帮我找到的。”
这就牵扯到他年轻时的一段小故事了。1925年，21岁的陈伯达在《现代评论》杂志发表过一篇小说《寒天》，那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篇小说。几十年后，他已经经历了留苏、抗战、解放、建国和政治风波，却始终记得这篇作品，请人帮忙寻找。叶永烈回到上海之后，费了些力气，终于帮他找到了原刊，复印给他。这件事，他记得很清楚。
那天下午，他的心情显然不错。刚起午休，精神状态较好，再加上熟人到访，话题一展开，就从老家，说到母亲，又谈到早年的恋爱和苏联岁月。
他说母亲是福建省崇武县獺窟人，说到“獺窟”两个字时，他特意在纸上写了下来，还说明发音和方言习惯。他笑着说：“小时候，我对母亲叫娘，对祖母叫阿妈。”提到这里，他突然想起郑成功，说郑成功收复台湾，就是从崇武下海的，语气里带着一点自豪。这种对故乡和家人的重视，贯穿他一生，晚年更是如此。
紧接着，他聊起在苏联留学时结识褚有仁，两人在海外相识相爱，又因为回国后在天津被捕，失去联系。这些往事，说起来并不轻松，但他讲得却还算平静，多是细节，少有情绪渲染。叶永烈只是不断调整录音机的位置，让声音录得更清楚一些。
说到这里，门外忽然响起一阵敲门声，打断了房间里的谈话。
三
三、中秋前的月饼与“快完蛋啦”的玩笑
门开后，走进来三个人。一位五十多岁的中年男子，身材壮实，穿着中山装，手里拎着两盒“稻香村”月饼。后面是一位年轻女子，穿连衣裙，手里提着一袋苹果，明显是秘书；再后面，是司机，拿着一个塑料桶，里面几条活鱼在水里晃着尾巴。
为首的中年男子微微俯身，说道：“陈老，明天是中秋节，我们给您送月饼。”从口气和站位看得出来，这是他现在所分配单位的负责人，也就是当初在刑满仪式上发言的那位徐主任。
陈伯达看着几人，眉头皱了皱，很坦率地问：“为什么给我送月饼？你们是哪里的？是医院里的吗？”健忘发作得很突然，倒也一点不遮掩。这几位显然已经见怪不怪了，年轻女子马上笑着说：“陈老，我们来过好多回，您怎么不记得啦？我是每个月给您送工资的那个人。”
说着，她又指了指身边的中年男子：“这是您的领导徐主任，也来过好几次了。”
这时候，徐主任顺势接上：“陈老，去年十月，您刑满的时候，组织上分配您到我们单位。当时，我在您的刑满仪式上还发表了讲话，您忘了？”这一提醒，陈伯达才反应过来，连声说：“真该死，真该死，我把顶头上司都忘记了。”一句“顶头上司”，把屋里的人都逗笑了，气氛也一下子轻松起来。
笑过之后，他又突然严肃起来，说自己上了年纪，记性不好，请大家多担待。话锋一转，又提到那些老话：“我是一个犯了大罪的人，活在世上是多余的。你们为什么还给我这样的人送月饼？”这句话带着一种非常明显的自责，听上去有点沉重。
徐主任显然不愿让气氛往这个方向走，马上接过话头：“您已经刑满了，而且分配在我们单位里，我们单位就有责任关心您、帮助您。”这话不复杂，却点出了一个现实态度：从法律意义上讲，他已经服完刑期，恢复了自由人身份，单位对他有基本的照顾义务。
陈伯达听完，眼眶明显有些湿润，说：“这么多年，第一次有人给我送月饼！”这一句里，藏着不少东西：从高位跌落之后那段漫长的岁月里，他体验过什么样的冷暖，他自己心里最清楚。他又连声道谢，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关心！”
年轻女子赶紧补充：“这月饼是软的，适合老人吃，还有鱼、苹果。祝您过一个愉快的中秋节。”这些很生活化的细节，对一个多年失去社会角色的人来说，反而显得格外具体。
“太谢谢你们了，我实在心中有愧。”他慢慢恢复到比较自然的语气，说起自己这几年的处境：以前归公安机关管理，经常有人来，印象深；改由单位接管之后，一个月一两次来访，加上他记性不好，居然连自己的领导都认不出来，他自己也觉得“抬不起头来”。
徐主任见气氛有点沉，又问了句：“您最近身体还好吗？”陈伯达笑着回答：“快完蛋啦，快完蛋啦！”这句话当时大家都当成玩笑话，谁也没有往心里去，只当是一个老人的自嘲。谁能想到，短短几天之后，这句轻飘飘的话就变成了事实。
再聊了一会儿，时间不早，三人起身告辞。陈伯达站起来，挪着步子把他们送到门口。徐主任临走前回头说：“过些日子，再来看您。”这算是一个普通的客套，但在后面的时间线里，它成了一个再也无法兑现的约定。过些日子，徐主任见到陈伯达时，已经是在八宝山的遗体告别厅里了。
三人离开后，屋子重新安静下来。陈伯达又和叶永烈坐回书房，继续刚才未完的话题。录音机还在转，机器的轻微嗡嗡声，混在两人的问答当中。
过了一会儿，叶永烈提出，想为他拍几张照片。他原以为老人会拒绝，毕竟经历了那么多波折，对“留下影像”这件事，有些人心里多少会有阴影。谁知道这天陈伯达心情很好，居然爽快答应了，还让他拍几张没戴帽子的。
上一次拍照时，他一直戴着帽子，对脱帽有些排斥。这一次，在叶永烈再三请求下，他慢慢摘下帽子，戴上老花镜，拿起桌上一张报纸，靠在沙发上坐定，摆了一个非常平常的阅读姿势。头顶的头发并没有完全脱落，只是稀疏了些。他怕吹风，所以平日才总戴帽子。
快门一次次按下，那几张照片后来成了极为特殊的存在——那是他在世间留下的最后影像。
其间，叶永烈又提议，请他题一段字。陈伯达略一沉吟，提笔写下《论语·微子》里《楚狂接舆歌》中的一句：“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这八个字，既有古意，也有个人意味；对他这样一个曾站在大潮中央，又被大潮卷入深渊的人来说，这句话的分量，自然不言而喻。
写完，他并没有署“伯达”，而是用“仲晦”二字落款。这个笔名他很少在公开场合使用，多半只是在题字、写条幅时偶尔署一署，大概更像是一种私人标记。
天色渐暗，两人又谈了一些零碎话题，多是往事：早年的读书，延安的岁月，建国前后的工作，也有对个人错误的反思。他说得不算激烈，更多是反复强调自己的责任和罪过。等到夜幕完全落下，叶永烈才起身告辞。
临走时，陈伯达又托付他一件事：让他回上海后帮忙找一本《真理的追求》文集，其中有篇《论谭嗣同》，他很想再看看。如果能找到，希望能复印一份寄来，或者哪天带来。叶永烈答应下来，心里只当是一件可以慢慢做的事情，并没有料到时间会如此紧迫。
那天的录音和题字，在后来的很多年里，一直被反复提起。那只是普通的一次拜访，却因为之后发生的事，被赋予了一层特殊意义。
四
四、猝然离世与低调的告别
时间很快走到1989年9月20日。这天中午，家里像往常一样吃饭。小张把饭菜端到陈伯达面前，叮嘱了几句，自己则带着孩子在客厅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家里气氛很普通，没有任何征兆。
突然，一声沉闷的撞击声从里间传出，像是有人重重撞到墙上。小张被吓了一跳，立刻放下碗筷跑过去。眼前的情景让她有些发懵：陈伯达斜靠在墙边，头刚刚撞过墙，嘴里吐出了刚吃下去的食物，人已经倒在地上。
她事后回忆：“父亲突然头一歪，碰到墙上，嘴里吐着……”中间的描述虽不完整，但情状可以想见。她一时间六神无主，只能赶紧去找附近熟悉的“萧叔叔”帮忙。
这位老萧听说情况，立即拿出家里常备的药物赶过来，先做了简单处理，很快医生也赶到了。现场抢救持续了一段时间，终究没能把他从死亡线上拉回来。对于一个85岁，并且长年有基础疾病的老人来说，这样的突发情况，说残酷也残酷，说意外，却也在医学上不算极罕见。
当时陈晓农正在石家庄看望母亲，一时赶不回来。家里人和相关部门商量后，决定先做基本处理，等他回来再统一安排后事。等到消息传到石家庄，陈晓农第一时间动身回京，随后和有关方面的负责人一起商量丧事安排，态度比较一致：从简。
几天后，在北京八宝山举行了告别仪式。场面不算大，大约四十多人前来吊唁，主要是老同事、朋友、家人，还有过去的部下、学生。一些普通吊唁者看到灵前挽联上写着“陈建相先生千古”，不以为意，因为大部分人并不知道，“陈建相”才是陈伯达的原名。这种陌生本身，也说明了他的晚年是如何淡出公众视野的。
花圈中有一个名字格外醒目——刘淑宴。她是陈伯达的第三任妻子，两人早已离异多年。尽管如此，她还是送来了一个花圈，以这种方式表达对旧日岁月的一点纪念。这类细节不需要过多解释，多少能看出一些人情冷暖。
火化之后，他的骨灰暂存在八宝山老山骨灰堂。按照当时的规定，存放时间不宜过长。到了1991年2月，陈晓农和小张将骨灰从北京带回福建惠安县岭头村老家，安置在故土。
这样一来，陈伯达离开出生地辗转八十五年，又被送回了起点。没有隆重的迁葬仪式，也没有多少外界喧哗，这个曾经站在风口浪尖的人物，最终还是回到了一块普通乡土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在他的告别仪式上，那幅“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的题字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告别词”。这八个字既像是对他个人经历的概括，又像是给后来人的一句话。他常说自己是“罪人”，希望人们能从他的“悲剧”中吸取教训，这种说法未必涵盖全部复杂历史，但至少说明，他把个人责任看得很重。
回头再看这条时间线：1988年刑满获释，1989年中秋前夕接到单位送来的月饼，说“快完蛋啦”；9月13日和叶永烈有了最后一次长谈与题字、拍照；一周之后，突发倒地，抢救无效离世；再过两年，骨灰被带回闽南老家。每一步都不复杂，却串起了一个跌宕起伏一生的收束过程。
人这一辈子，走得再高、风光再盛，到晚年也难免要面对身体衰老、记忆模糊和生活回归平淡的问题。陈伯达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不仅要面对这些自然规律，还要面对政治风云留下的烙印，以及自己在那段岁月中的角色。
他自己说“希望人们能从我的悲剧中吸取教训”，说到底，这句话既是对历史的一种态度，也是对个人命运的一种迟来的认知。怎么去看待他，怎么评价他，历史自有更长久的讨论空间。但有一点很清楚：在生命的最后一周，他已经用自己的方式，给出了想说的话，写下了想留下的字，剩下的，就交给后来的人去整理、去思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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