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因为一封信的发酵,引起了军队的轩然大波。除了彭老总外,开国将军里还有五人离开了军队,分别是黄克诚、邓华、洪学智、万毅、钟伟。

这里面钟伟的军衔最低,但表现得最是激烈,听到有人污蔑彭、黄,他站起来大声反驳,甚至朝着主席台上的干部怒骂,最终就被下放到安徽省农业厅担任副厅长,直到20年后才平反。

钟伟其实完全可以避开此事,但彭、黄是他敬重的首长,怎能眼睁睁看着二人蒙受不白之冤?但奇怪的是,等钟伟平反后去找黄克诚帮忙,两次都遭到拒绝还被训斥“不懂事”。

黄大将是出了名的秉公持正,为何对钟伟没有“报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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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伟跟黄克诚感情还是很深的,他1930年加入红军后,就在红三军团中任职,彭、黄都是他的首长。

抗日战争时期,钟伟本来从抗大毕业被分配到了鄂豫独立游击支队当团政委,但他跟游击支队里的人搞不来,一气之下未经请示就离队,辗转找到黄克诚,被黄收留。

这种私自脱离部队的行为,在战争年代的特殊环境里,性质非常严重,会被视为“叛变革命”。要是被抓住,大概率会被枪毙。

有几个级别不低的老红军也是因为跟新部队搞不来,准备回八路军时被抓住处决了。跟这些人比起来,钟伟是幸运的,多亏了黄克诚对他的力保。

此后钟伟长期跟随黄克诚,在苏北、去东北,黄克诚对钟伟可以说有“再造之恩”,所以在59年钟伟才那么气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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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跟很多人所想不同,钟伟其实并非在庐山上发言,而是在北京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他级别不够,没有接到通知上山。

这对比起来更加可贵,最初山上没确定“风向”时,有部分人还敢帮彭、黄说话,但会议后期定过调后,基本上就没什么人开口了,钟伟极有勇气啊。

时任北京军区参谋长的钟伟,本来看到那些文件心里就窝火,听到扩大会议有人污蔑彭、黄曾经胡乱枪毙红一军团的干部,就再也忍不住爆发了。

同样出自红三军团的老战友杨勇、苏振华两位上将看出不对,劝钟伟不要参与,如果被点名发言,就推脱时间太久记不清了。钟伟哪里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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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站起来就驳斥那些不实之语,直言当时枪毙那个一军团的干部,是自己做的,那名干部产生畏战情绪,想要带着人临阵脱逃。

这种情况,按照军法必须予以枪毙,否则军心会大乱。此事跟彭、黄都没有关系,要追究责任也不应该追到这二位首长身上。

钟伟的话里时不时还夹杂着几句粗口,整个会场被震得鸦雀无声。虽然钟伟的军衔比不过场内很多人,但论勇气他当属第一。

说完后,钟伟突然想起主持会议的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也是整个事件的见证者,枪毙那名干部,罗部长还同意了,于是大喊着让罗部长说几句作证。但罗部长很稳重,在这样的场合、这样的形势下,始终没有回应钟伟。

这就使得钟伟再次怒喝,他根本不管罗部长身份地位都比自己高,直接就斥责,因为心里有火,话语中没有几分尊敬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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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前后后共有十多分钟,整个会场只能听到钟伟铿锵有力的声音,他确实有胆有义。负责维护秩序的萧华上将为了给罗部长解围,就让两名战士把钟伟架出去。

钟伟也是从战场上厮杀出来的将军,哪肯轻易就范,他嘴上不停,身体也在拼命反抗,两个人都按他不住,随即又来了几个保卫人员才将他控制。

即便如此,钟伟被拉着走的时候,还一边大喊:我也是你们说的军事俱乐部中的一员!把我也拉出去枪毙吧!

本来钟伟是很受信任的,虽是少将,但职务却达到了中将规格,这背后都能看出首长们对他的欣赏。

林总从东北开始就特别喜欢钟伟,哪怕他抗命还予以高升,如果钟伟不主动站出来,凭借领导们的保护完全可以躲过去。但,那就不是钟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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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勇敢的举动,钟伟被迫离开军队、下放到安徽省农业厅担任副厅长。

一开始他有点气愤,但听说洪学智也被下放到吉林省农机厅担任厅长,他就释然了,大笑道:这下扯平了,我都快跟上将平起平坐啦。

此后20年里,钟伟的身份都较为尴尬,直到1979年中央予以平反,他才回到北京。此时的钟伟仍一心想回到军旅,便与洪学智找到了主持中纪委工作的老首长黄克诚求助。

钟伟是个直爽的人,上来就说:“我没房子住。”黄克诚非常意外,不是已经平反了吗?怎么可能不重新安排住处?钟伟就说想住回原来的房子。

黄克诚听后脸都黑了:我记得你参加革命的时候,连条裤子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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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伟熟悉老首长的脾气,但还是硬着头皮说:我只想要回原来的房子,我在那里种了30棵桃树,现在应该结果了,我想吃自己种的桃子。

虽然情有可原,但黄克诚没有给面子:我看你是越来越糊涂了,怎么年纪大了,还这么不懂事?竟把公家的东西当私人财产?这件事我办不了。钟伟只好悻悻而归。

后来钟伟又找了黄克诚一次,说自己赋闲多年,还是希望做着军队方面的工作。

这对黄克诚来说是个小忙,帮着反映一下就能办到,但黄克诚再次拒绝,只是说:你就安分守己待着吧,如果打仗了会去找你的。

当时国家在提倡干部年轻化,钟伟年纪大了,又曾经指导过一派武斗,身份还有点敏感,黄克诚这看似不近人情的做法,实际也是无奈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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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6月24日,钟伟病逝,可惜没等到重返军旅的那一天。他的遗言很朴实,也特别令人感动:

亲爱的党,我死后不必补发什么薪金,因为儿子们都能生活了,我自己也未欠任何账目;我的电视机与冰箱都作为党费上交给党,不要给我举行追悼会和灵前告别,把我的骨灰撒在平江天岳书院,我们起义的地方。

钟伟将军的性格直爽,错就是错,对就是对,绝不会随风而倒。这样的勇气与坚持,令很多人汗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