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一场争夺人才的风波闹到了毛主席面前。起因是中科院院长郭沫若想要调一名遗传学家到科学院、去建立遗传研究所;但是,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就是不放人。两人各执己见、互不相让。
由于两个人的听力都不好,所以这场争执被戏称为“聋子吵架”,而这起争夺人才就成了“二龙(聋)争珠”。而“珠”就是被称为“中国遗传学第一人”的谈家桢。
谈家桢,1909年9月15日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慈溪。1930年苏州东吴大学毕业后,成了燕京大学李汝祺教授的研究生。李汝祺师从世界著名遗传学家摩尔根,是摩尔根领导的实验室中第一位获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
1934年,谈家桢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师从现代遗传学奠基人摩尔根及其助手杜布赞斯基。1936年,28岁的谈家桢获得博士学位后,婉拒导师的挽留,毅然回国执教,此后从事遗传学研究和教学七十余年,被誉为“中国的摩尔根”“中国遗传学之父”,“基因”一词就是他最早引入中文的。
建国初期,因受苏联李森科学派的影响,摩尔根学派曾遭到粗暴批判,摩尔根学派的教授、学者也受到了不公正待遇。毛主席了解到相关情况后,亲自纠正了这方面的错误。
1956年8月,中国科学院和高教部在青岛召开遗传学座谈会,各个学派的遗传学者在会上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取长补短。在这次会议上,谈家桢喜不自禁,掏出憋在心里多年的话,痛快淋漓地发言,甚至会餐时还喝得酩酊大醉。
他事后解释说说自己这是“翻身的喜悦”。本文开头的那一幕就是在这次会议后发生的事情。
青岛会议后,毛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听了谈家桢的汇报,并鼓励谈家桢说,“应该取长补短”,“一定要把遗传学研究工作搞起来,要坚持真理,不要怕”。当时,郭沫若和杨秀峰也都在座,且发生了“聋子吵架”,主席看到他们两人为了谈家桢起了争执,就给他们画了一条“三八线”,中科院和高教部之间的“停战协定”由科学规划委员会开会讨论。
毛主席曾经多次接见谈家桢。1957年7月“反右”高潮之际,主席莅临上海视察,谈家桢得到通知后到上海中苏友好大厦(上海展览馆)出席会议。
一进会场,谈家桢就发现毛主席。见到他,主席笑呵呵地对他说:“老朋友喽,谈先生!”接着,主席又不无诙谐地说道:“大家辛苦喽,天气又这么热,不要搞得太紧张嘛!”
据说,当时谈家桢已经被内定为“右派”了,主席的此言一出、没人再敢整谈家桢了。1958年1月4日午夜,毛主席派他的专机到上海把谈家桢和赵超构、周谷城三人接到杭州座谈,谈了一个通宵。这次谈话,被谈家桢称为“既问苍生又问科学”的“西湖夜话”(西湖佳话)。
谈话中,当主席得知遗传学研究还遇到很多阻碍时,就用坚定的口气对谈家桢说:“有困难,我们一起来解决。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正是因为主席的特殊关照,复旦大学1959年成立了遗传学教研室,两年后又建立了遗传学研究所,均由谈家桢全权领导。
1961年五一节前夕,谈家桢在上海的锦江饭店再次见到了主席。毛主席问他:“把遗传学搞上去,你还有什么顾虑吗?”
谈家桢激动道:“没什么顾虑了,多亏主席关照,我们复旦创建了遗传学教研室和研究所,两个学派的课程同时开展……”
毛主席非常高兴,说:“我支持你!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
但是,接下来谈家桢还是成了“反动学术权威”,下放到农村。1968年11月,正在“劳动改造”的谈家桢被告知:“从今天起,你自由了!”后来他得知,是主席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点名要解决8位科学家的问题,并说到“谈家桢还可搞他的遗传学嘛!”
据谈家桢回忆,1974年冬,毛主席在病中、还托王震带来口信,“主席很关心你,这几年很少见到你的文章了,你过去的著作不少观点是正确的!”
1976年9月,主席与世长辞,作为各界知名人士和主席的生前好友,谈家桢被安排在上海文化广场设的灵堂上守灵。心头巨大的悲痛,引发了他阵阵加剧的胃痛。学医出身的夫人吴蕴芳意识到严重性,将谈家桢送到了医院,结果发现胃病非常严重,于是做了切除三分之二胃的大手术。当时在病床上,他还对夫人说:我不能死,我还要把毛主席交代的事做好。
2008年11月1日,谈家桢因为心、肺、肾等多个重要脏器衰竭衰竭,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此去十数年,如去愿谈先生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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