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孩，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其文艺评论获得第二十二届中国新闻奖，散文评论获得第二届全国冰心散文奖。著有散文集《东渡 东渡》《运河的桨声》《阅读真实的年代》《活出想要的人生》，散文理论集《红孩谈散文：散文是说我的世界》，长篇小说《爱情脊背》，中短篇小说《城市的海绵》《风吹麦浪》等。
“我是一个农垦人，我的很多作品都在写农场、写北京郊区、写我所在的村庄。”红孩说，“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都变成了过去式，但我想，一个人青春年少的记忆，可能是永远也离不开的”。
红孩的文学之路是从农场启程的。
1983年，因为中考失利，红孩进入到北京一所由农场和中学联办的畜牧职业高中。这就意味着红孩毕业后将被分配到农场当工人，但红孩不甘于一辈子囿于农场的方寸天地，在其他同学每天按部就班地上学、回家干农活时，他则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了阅读和写作。
也许就是从这时起，一个模糊的文学梦在少年的心中孕育而生。
1984年7月15日，红孩的小说《回乡》发表在了《北京农场通讯》上。拿到样报的那一天，他高举着报纸，一路欢呼雀跃跑回了家，他把这一天当作自己文学人生的开始：“那时候对一个高中生，一个热爱文学的少年来说，发表一篇文章所带来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它甚至改变了我的一生”。
几个月后，北京市朝阳区文化馆举办“金色的秋天”文学作品征文颁奖，红孩以文学青年的名义被通知参加会议。在那里，他第一次见到了主席台上的萧军、袁鹰和韩少华3位著名作家。
“颁奖结束后，很多人去找他们签名，我当时只有17岁，一个人坐在后排。萧老招手让我上前，笑着对我说，小伙子，从你身上我仿佛看到我年轻时的影子。这一句话让我又羞涩，又激情澎湃。”后来，红孩与萧军一家有了深厚的交往，这句话，他一直铭记在心。
这次之后，红孩又参加了朝阳区文化馆组织的多次文学讲座，见到了刘绍棠、陈建功、张辛欣、杨炼等在当时影响力极大的作家、诗人。从农场骑车到朝阳区文化馆需要50多分钟，但对文学的追求让他忘记了疲倦，“听完课常常已经是晚上10点多，我们一群文学伙伴仍然不愿意离开，聚在一起继续交流，有时候要聊到凌晨才慢慢散去”。
20世纪80年代，被红孩形容为是一个“文学狂热”的年代，“所有年轻人都在奔跑着向前冲，文学社团众多，遍地都是诗人和作家”。在农场，红孩创办了通惠河文学社，他一步一跬，写作不停，任由文学的风把自己带向精神的远方。
对于彼时的农场青年来说，文学梦已不再只是一场游戏。
从农场走向作家之路
1986年，红孩调到农场下属的乡政府担任团委书记兼管宣传工作，同时继续写作。
1993年，《北京工人报》创刊在即，红孩得到进入报社做记者的机会。5月，他离开生活、工作了6年的双桥农场，正式踏上职业写作之路。
此后，他先后在《北京工人报》《科技潮》《中华儿女》《中国艺术报》工作，当过记者，做过编辑，采访了众多行业内顶尖的作家和艺术家。“记者工作改变了我的人生，让我得以走得更远，看到的更多，不断认识这个世界。”红孩说，“我也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忘记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1997年，红孩调入《中国文化报》，自此长期担任文学副刊主编，并兼任中国散文学会的主要组织工作。著名作家肖复兴曾形容红孩：“一身多任，一时多辰，既处庙堂，又处江湖，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既流云一般奔波于会议之间，又蛰伏于案头投笔于书本与电脑之中。忙碌着，思考着，写作着，快乐着，也痛苦着，基本是他的集于一身的几种状态。套用放翁的诗，他是恨不得‘一身能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红孩’。”
红孩以朴实又深情的笔触体察世间百态，拥抱祖国的山川大地，为时代而歌，为人民而歌。一系列丰富的人生经历，也让他的创作百花齐放，在评论、小说、诗歌、话剧等领域均结下硕果，更是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散文创作风格以及成体系的散文理论，成为“中国散文的一个鲜明符号”。
2024年9月，北京逐渐染上金秋的颜色，红孩的最新散文集《活出想要的人生》新书分享会在朝阳区文化馆举办。距离他文学启程的那个“金色的秋天”，已经过去了40年。当年那个坐在角落、满怀憧憬望着主席台的农场少年，又一次回到起点，在台上动情地讲起自己的文学旅程。
文学不在庙堂，而在大街上
文学在哪里？
“文学不在庙堂，而在大街上，在人世间。”这是“既处庙堂，又处江湖”的红孩行走半生、写作半生所得出的感悟。“文学的最高表达在大众的视角里，只有看到大街上的那些人情冷暖，看到他们的表情，看到他们的恐惧，看到他们的快乐，那才是文学。”
从《东渡 东渡》《运河的桨声》再到《活出想要的人生》，红孩的散文坚持现实生活创作，具有强烈的平民情怀。基于多年的创作与思考，他提出“散文是由我到达我们的过程”，“一个作家的写作从‘我’出发，但它的终结一定是‘我们’。‘我们’是大众，是读者，如果大众和读者不能产生共鸣，那么我想这样的作品不会走得太远”。
翻开《活出想要的人生》，红孩站在回忆的河流中，从童年的故乡起笔，深情回望人生的轨迹，对话历史与现实，追寻生命的去向。他以自己亲身经历为读者揭示了如何从迷茫、徘徊到努力“上岸”：“‘上岸’是一种向上、向善、向希望的精神境界，我们的人生需要不断觉悟、不断上岸。”红孩的散文中，时常带有这样的哲学思辨，他将个人情感与时代脉搏紧密相连，既是写自己，也是写众生，使每篇散文都具有了超越个体、触及普遍人性的力量。
记者职业所练就的敏锐感官，加之40年的笔墨沉淀，使红孩如今的创作达到了一种随“感觉”而生的境界。在散文理论集《红孩谈散文：散文是说我的世界》中，他曾形象地描述这一过程：“写作者在创作之时，是从一个细节出发，有所触动后才开始落笔的；其后面的文字并不像解剖学那样将肌肉、骨骼、脏器一点点叠加，而是靠一种节奏，一种气韵，通过叙述、联想、抒情、议论一气呵成将文章整体完成。”
“文学和人生相似，充满着许多确定与不确定。”红孩将人生比作一条由无数线段所组成的直线，文学不解决线段本身的问题，而是穿越线段，向两边无限延伸。“写作没有什么前提限定，有话要说，有眼泪要流，你就可以写作了。”
在红孩看来，文学创作不仅是对生活的再现，更重要的是如何表现生活，提炼出大众能够共鸣的情感。“作家应该是时代的先行者和时代的觉悟者，要通过艺术的发现、哲学的思考、文字的表达去表现生活的真实，有精神上的指向，这样的作品才有魅力。”
文学这条路，红孩已经走了40年，且必将走完一生。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只有一次生命，但因为有了文学，我们便比别人多了一次生命。”站在台上，红孩目光炯炯，“散文是说我的世界。一晃40年过去了，我还以强大的精神而存在。因为文学，所以我还在”。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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