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四南大街路东的吴瑞春号茶叶店
“柴米油盐酱醋茶”,从元朝起,茶就是京都百姓的开门七件事之一。茶馆成为京味文化的代表,则要从满清入关说起,为了让八旗人心稳定,在京城内开设了官办茶馆,作为旗人的休闲娱乐场所。
源自清初官办、主要为旗人提供服务的茶馆也被称为“大茶馆”。大茶馆最醒目的标志是八旗军用的大铜壶,这种铜壶原本是行军打仗时烧水的用具,形制与火锅内部的结构相似,可加热,又具有保温功能。
大茶馆用的大铜壶,壶底有夹层,夹层可以放入烧红的炭块,壶内有一条直上直下的烟道,方便炭的燃烧和取放。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老北京茶馆内景。
随着市民文化的发展,茶馆不限于接待旗人,发挥了更多社会功能,比如行会聚集地、娱乐会所、低端饭馆、社区便利店、信息交流中心、商业娱乐中心等。《清末北京外城商户调查表》显示,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今天的前门外大街、宣武门、广安门及崇文门一带就分布着67家茶馆。
庚子之变后,茶馆见证了帝国的黄昏,由于老主顾旗人们没了“铁杆庄稼”,茶馆也不得不消费降级,把文化项目从高端的说书,变成接地气的相声表演,有的则改为以卖茶品茶为主的“清茶馆”,或干脆转行为旅馆、饭馆。
老北京最便宜的夏日饮品——大碗茶。图为一家商铺提供的茶水,应该是免费赠饮。饮茶点搭着凉棚,没有设摊位。
民国以来,公园茶座成了新兴事物,仅中山公园就有茶座五六处。除了洋派人物和知识分子最爱的来今雨轩,还有春明馆、长美轩、柏斯馨等。春明馆是比较旧式的,长美轩是新旧参半的,柏斯馨则是纯粹摩登化的。吃茶前,先得打量自己是哪一个时代的人物。
受多方冲击的茶馆逐渐萎缩,但茶叶消费仍相当可观。按1926年的统计,北京茶叶的消费总额为370万斤乃至400余万斤,人口200万人,相当于每人消耗近两斤。
当时经营茶叶的茶庄、商号不下300家,即使是经历了长期战乱,到了1949年9月,北京还有212家茶庄,从业人员达到1606人。对于一个乱世中不产茶的北方城市来讲,这已是很惊人的数字了。
什么茶是老北京的最爱呢?当然是茉莉香片。虽说喝茉莉花茶几乎等同于说自己是“不会喝茶的北方人”,但这种窨制拼配的小叶花茶,汤清味浓,余香绕口,一直是北京人的口粮茶。
谁要是掌握了窨制花茶的产业链,自然能在北京发家致富,徽商就是其中佼佼者,“卖茶叶十有八九都是安徽人”。安徽茶商的秘诀是,在福建福州等地建立花茶厂,就地大量购茶窨制,然后运到天津、营口等地转运批发,运进京后,再拼配出各种花样。
20世纪20年代初期,北京有“六大茶商”之说,姓氏为寇、张、汪、方、吴、孟。除寇氏系河北冀州人,孟氏是山东人(瑞蚨祥家族人氏),其他均为安徽人,如现在都还能见到的老字号“张一元”“吴裕泰”,当初都是安徽歙县人开的。现知北京最早的森泰茶庄,也是安徽歙县人王子树在咸丰年间创建的。
安徽歙县的吴亦炜一族更是显赫一时的茶叶商。比如在东四隆福寺街东口,曾有一引人注目的德一茶庄,就是他家的产业。
1931年北京东四街景,左角就是“德一茶庄”。
德一茶庄建筑风格上看像是“洛可可雕塑变异风格”的仿欧式建筑(规划院摄影师拍摄于1961年,图片来自于网络)
德一茶庄的门脸是五彩半圆拱形门,东面和南面楼上楼下各有四扇半圆拱形方窗,楼顶的柱子上压着几头石狮,楼顶的墙围上雕刻有莲花浮雕图案,从建筑风格上看,像是“洛可可雕塑变异风格”的仿欧式建筑。
老板吴济川是吴亦炜的儿子,在京经营吴德丰茶庄,后又创吴德一、吴瑞春茶庄。他的大伯吴炽甫在茶商中名气更大,以至于民间流传:“吴家不去茶山,茶价就开不出来。”
为解决南茶北运速度缓慢的难题,吴炽甫专购两艘小火轮,改旱路为海运,既保证茶叶质量,又缩短了运输时间。仅吴炽甫分销到北京的茶号商铺,就有西单北大街吴恒瑞、吴祥瑞;东四北大街吴星聚、西四北大街吴源成、宣武门外菜市口大街吴德润、地安门外吴肇祥、护国寺吴源成等。
吴炽甫之孙吴成灏经营的吴肇祥茶庄,生意一度比吴裕泰还火。网传吴裕泰茶庄也是吴亦炜族系产业,其实并无关系,不过吴裕泰茶号旧主吴鸿达曾去东四吴德丰茶号帮过忙。
百年吴氏家族跌宕起伏,吴肇祥是唯一留存下来的老字号,至今仍在钟鼓楼旁,与银锭桥为邻。
文 | 刘建湘
供图 | 刘建湘 李哲
编辑 | 孙文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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