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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亚大陆诞生的未来世界秩序架构理念可以成为重构国际关系体系的基础。然而,在实现这些构想的道路上存在着严峻挑战。而以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成员国与合作伙伴所倡导的模式在实践中形成更加公正和平衡的世界秩序同样取决于每个国家在世界舞台上付出的努力。

纵观人类历史,欧亚大陆曾是人类、思想和技术传播最迅速的地区。正是在这里,在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印度河、黄河和长江流域,诞生了最古老的大河文明。正是在现代俄罗斯和乌克兰草原上形成了“颜那亚文化”,其传承者经过大规模迁徙,将他们的基因和印欧语言遍布从北欧到印度的大片土地。

许多证据表明,即使是欧亚大陆最早的文明发源地也不是彼此孤立的,它们之间从很早以前就存在着联系,即使并非直接联系。这一点可以从技术的传播中得到证明,例如车轮的制造、金属的加工等等。在欧亚大陆乃至整个地球的各个角落都可以找到物质和精神文化的类似元素。考古学家在商朝古墓中发现的贝币,即使考虑到气候变化,在那个遥远时代也不可能是在现代越南最南端的纬度以北采集到。这个例子和许多其他例子都证明了古代社会的高度互联互通和广泛的贸易往来网络,当时既没有现代国家,也没有现代地图,更没有我们习以为常的交通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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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欧亚文明在其鼎盛时期都认为自己是已知世界的中心。在人类历史长河的最近500年间,地球的发展和世界秩序的基础受到欧洲文明的强烈影响。然而,在之前的各个时代,主要在东方——中国、印度、中亚和两河流域——集中了最多的财富,发展了最大型的城市,集结了最庞大的军队,取得了众多突破性的科学发现。如今,亚洲加速经历多个后发阶段,集中了巨大的生产力,重新成为全球最具活力和潜力的地区。

贸易在欧亚大陆,尤其是亚洲大陆的命运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与欧洲相隔数千公里草原、高山、肥沃河谷和沙漠的中国,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是整个大陆经济的重要一极,是从罗马帝国时代以来一直到近现代亚洲和欧洲所需商品和奢侈品(如丝绸)的产地。发端于欧亚大陆贸易枢纽的众多帝国,其繁荣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商队,是他们用细线将西方与东方连接起来。这些帝国的稳定往往取决于贸易的发展。而当欧亚大陆出现稳定的政治实体能够保证贸易路线的安全时,贸易就达到了顶峰。今天,随着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回溯数千年统一的欧亚历史,国际贸易和物流的发展对于从里斯本到北京、从莫斯科到新德里的整个欧亚大陆的繁荣与稳定而言同样意义重大。

冷战在苏联解体前就已结束,亚洲地区国家得到了蓬勃发展——所有这一切都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希望,即新时代的标志将是自由贸易、集团思维的消亡和所有国家平等互利的合作。然而,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政治动荡、国际恐怖主义抬头、新的地缘政治断层形成,这些都给新时代蒙上了阴影。尽管存在种种缺陷,全球化和全球贸易还是给西方和俄罗斯,以及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带来了一些好处。

连续几十年来,西方企业加深了与传统上不属于西方阵营的关键大国——中国和俄罗斯——的经济融合。然而,大约从2010年开始,在反恐运动中成功加剧中东和阿富汗混乱的美国放弃了协作路线,转而先后遏制俄罗斯和中国。美国通过系统性忽视俄罗斯在安全领域的合理关切和北约扩张,挑起了乌克兰冲突,迫使欧洲人与俄罗斯进行不利的对抗。而美国在亚太地区加紧结盟以遏制中国,同时将其欧洲北约盟国拖入这一地区。在致力于维护美国全球霸权的人看来,在欧亚大陆形成俄欧、中欧经济联系和统一的和平合作空间不可接受,因为这有损于华盛顿在该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影响力。北约前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在卸任前实际上呼吁北约成员国放弃自由贸易至上的理念,转而对抗俄罗斯和中国,即使这会损害北约成员国的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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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并不准备牺牲与中国、美国或俄罗斯的伙伴关系。俄罗斯和中国则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致力于与美国和整个西方开展对话和建立伙伴关系,但两国主张在《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安全不可分割以及相互尊重和互惠互利的伙伴关系等原则基础上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平等的国际秩序。当西方因为迷信自身特殊性和道德优越性而恣意妄为,通过言行破坏所有这些基础时,俄罗斯成为第一个在政治哲学和国家政策层面将与亚洲和全球南方国家建立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关系作为自身主要优先事项之一、并承认其有全球经济发展火车头作用的欧洲文化大国。俄罗斯杰出国务活动家、前外交部长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主张加强俄罗斯与中国和印度的联系。这方面的努力最终促成了俄印中合作模式和金砖国家的形成。2001年,俄罗斯、中国、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领导人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以加强该地区的稳定与安全。从那时起,该组织得到了长足发展,其任务范围也不断扩大。上合组织国家覆盖欧亚大陆面积的65%,世界一半人口生活在上合组织地区。在这一背景下,普里马科夫有关对现代国际关系新现实的理解的“多极世界”理念在过去20年间获得了无可争辩的现实意义。

在俄罗斯就国际关系、贸易和安全问题开展实际工作和多次辩论过程中,“大欧亚”理念也日趋成熟。其提出者之一、俄罗斯政治学家、瓦尔代俱乐部成员谢尔盖·卡拉加诺夫对其定义如下:

“大欧亚”是欧亚大陆国家间关系体系概念,其基础是信任和对安全的共同愿望。它被定义为“走向新的地缘战略共同体——泛欧亚发展、合作、和平与安全空间,旨在克服冷战遗留的分裂,防止出现新的分裂,调节合作伙伴之间的分歧和摩擦”。

俄罗斯将金砖国家视为构建国际关系新格局的关键要素之一,也特别关注欧亚大陆区域性组织的发展与协作,如俄白联盟、上合组织、欧亚经济联盟、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独联体。俄罗斯外交政策的目标是协调这些组织的计划和项目,以实现俄罗斯总统普京所说的“大欧亚伙伴关系”。

普京在6月与俄罗斯外交部高层会晤时表示,有必要就欧亚大陆集体安全的双边和多边保障新体系展开广泛讨论。他强调,这一体系应向所有欧亚国家开放,包括属于该地区的北约欧洲国家。普京还表示,希望新一代欧洲政治家能够重拾戴高乐和赫尔穆特·科尔(德国前总理)的遗志,并强调欧洲为了维持独立的世界发展中心地位,需要与俄罗斯发展良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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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和中国处理国际关系问题的方式,以及对欧亚大陆内外国家间关系的共同架构和原则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早在1997年,《俄中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中就记录了俄中两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的共同点。

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在一篇纪念俄中关系75周年的文章中写道:

“今天,世界政治和经济的中心正不可逆转地向欧亚大陆转移,新的权力中心、发展中心和具有全球意义的政治决策中心都位于欧亚大陆。在广阔的欧亚大陆,众多前景广阔的多边进程正在展开。在此背景下,莫斯科和北京正在成功对接欧亚经济联盟和中国‘一带一路’等大规模一体化倡议。

我们认为,这项联合工作有助于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提出的‘大欧亚伙伴关系’倡议——对我们大陆所有国家和联盟开放的广泛一体化架构。我们主张依照‘地区问题地区解决’的原则,就建立新的欧亚安全架构联合开展严肃工作。我们认为,该架构将以平等和不可分割的原则为基础,依靠欧亚大陆众多多边联盟的潜力。我们满意地确认,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与俄罗斯在该领域的处理方法一致。”

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全球贸易体系危机日益加剧的今天,有可能建立大欧亚共同空间吗?俄罗斯和中国的倡议对国际关系提出了务实而非理想主义的理解,承认文化差异、不同观点和利益冲突。两国提出的愿景基于现实,而不是设想通过让合作伙伴服从单一意愿或价值议程来快速取得成果。这种方法是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工作的基础,依赖于真正的协商一致,以考虑所有伙伴的利益为前提,这可能会降低计划和决策的效率和速度。而为了使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合作原则基础上的机制更加可行,各个参与者应当充分拥有主体性、主权思维,充分认识到自身利益,才能在合作范式中务实地实现自身利益,并将其投射到欧亚和全球社会的共同利益上。这条道路比打造集团、临时联盟和对峙的道路要复杂得多,但长远而言,从负责任地构建互利伙伴关系空间来看更有希望。

上合组织军事机构指出了三种“邪恶势力”,分别是恐怖主义、分离主义和极端主义。同时,我们也可以指出欧亚大陆的“三个脆弱性”:文化不包容和地区冲突、政治不稳定、易受对实施欧亚大陆建设性倡议不感兴趣的势力的恶意影响和破坏。建设大欧亚和横贯大陆的“一带一路”应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地区冲突、制度矛盾和范式冲突不可避免,因此创造性进程永远不会在温室条件下发生。有鉴于此,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都需要了解乌克兰冲突和巴以冲突的真正原因和背景,明白中国真正的、根本的建设性和平主义意图,认识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基本需求和优先事项。

在此背景下,还必须加强欧亚大陆内外伙伴关系的安全性和可持续性。其中一个优先方向是通过发展“一带一路”、“北-南”运输走廊、北方海路的基础设施以及对接欧亚一体化项目来加强运输和能源的互联互通。此外,随着该地区一系列大型经济体面临越来越多的单边制裁和压力,建立一个无一例外向所有利益攸关方开放的、有风险保障的跨境金融基础设施就极为必要。金砖国家和上合组织等国际联盟和组织承诺奉行开放政策,不针对其他国家和国际机构,这一点也至关重要。伙伴关系成员之间的关系应继续建立在主权主体性的基础之上。主要目标应是在意向透明、尊重和妥协的基础上增进互信。除了减少壁垒、加强经济联系和一体化,这种关系的底层保证可以是交流的自然增进、增强文化的包容性与开放性,以及创建一个可提升全球专业标准、在地方文化和文化融合的基础上产生意义和流行趋势的相互关联的知识、科学和媒体共同体。

大欧亚空间形成的国际伙伴关系理念为未来提供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形象,在这个形象中,成功将取决于平等和独立国家努力的总和。在这种模式下,全球南方的许多国家将能够放大其在世界舞台上的声音,完成历史性的解放进程。另一方面,这一愿景也意味着严峻的挑战,对伙伴关系的所有参与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但不管怎样,建设一个共同的未来是每个国家和我们每个人都要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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