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中央苏区成立，主席毛泽东，定都瑞金，以中国工农红军作为国家的武装力量。
1934年，因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指挥错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0月10日，中央决定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转移。
为严格保密，在给各部队下达命令时，只指定了大概的行军方向。“至于部队为什么要转移，转移到何处去，均不得而知”。
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开国上将李聚奎后来说：师长都“不得而知”，团营干部更无从得知了。
第三军团第四师政委黄克诚第一个反应，是立即跑到医院动员伤员出院。那时，第三军团有近万名伤员躺在医院里。只是，黄克诚必须遵守组织纪律，无论如何也说不出“红军就要走了”这样的话。
结果，他只动员了少数伤员跟着他出院归队，这些伤员包括甘渭汉、钟伟、张震，他们后来都成为了中国工农红军的著名指挥员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著名将领。
为把更多的红军官兵带走，彭德怀在出发前夕下达了一个“死命令”：第三军团的伤员，凡是能走路的，全部要带上。要检查落实，不能放弃任何一个可能跟随转移的受伤战上。
正是有了彭德怀的这个命令，更多的红军官兵活到了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而那些被留下来的伤员，在红军主力出发后不久，全部死在了国民党军的搜查捕杀中。
第二师四团团长耿飚，在部队准备转移的时候得了疟疾，开始打摆子发高烧，师长陈光决定让他留下来养病。万分焦急的耿飚把打他“小报告”的卫生队队长姜齐贤找来，很不客气：“姜胡子，你搞的什么鬼名堂?”姜队长只好一再解释疟疾病是很危险的。可耿飚还是一个劲儿地骂。
出发前，师长陈光和政委刘亚楼一起来看望他，耿飚坚决要求跟随部队转移，并表示他能够顶得住。陈光和刘亚楼都不愿失去这个能带兵打仗的团长，耿飚在最后的时刻被批准转移了。
部队出发了，耿飚看见在战斗中被炸伤眼睛的特务连谭排长，正站在大路边摸索着与战友们道别。耿停下脚步，他不忍心走上去，但是谭排长已经摸了过来，当摸出是自己的团长时，谭排长哭了。
耿说:“谭伢子，莫要这样!我们十天半个月就回来！”谭排长知道团长这是在宽慰自己，他哭着说:“团长！记住我是浏阳县的！从口袋里掏出几块银元，送给了照顾谭排长的老乡。当他走出去之后，再次回过头来时，看见谭排长正拼命地撕扯着蒙在眼睛上的布。
耿说这一幕他一辈子都没忘，数十年后，那位眼睛蒙着纱布的红军排长还曾出现在他的梦境之中。此时的耿飚已成为共和国副总理。
红一军团第二师四团政委杨成武，是闽西长汀县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因为在几个月前的广昌战役中负伤，这个二十岁的团政委此时走路还有点不利索。
不久前，他的父母在与儿子失去联系六年后，从一个老乡处得知儿子还活着。老家为此派出了一个包括他父亲在内的“代表团”来部队看他，“代表团”中还有他的棠嫂，因为他的堂哥也在这支部队里当连队的司务长。
亲人们挑着装满炒米、草鞋、鸡蛋、红薯干、萝卜干、豆子、兔子和活鸡活鸭的担子从百里之外出发，居然找到了他的部队。
那时，四团刚从阵地上撤下来休整，团长耿赠告诉他家里来人了，杨成武一出门就看见了摆了院子的担子，还有站在角落里的父亲。父亲一认出他后，就蹲在地上哭了。
杨成武十四岁背着父母参加革命，母亲因为不知道儿子去了哪里，把眼泪都哭干了。
但是那位当司务长的堂哥外出执行任务一直没能过来。三天过去了，部队要走了，亲人们也要走了，那位堂哥这时候回来了。一对夫妻仅仅见了一面便要分手，女人哭着就说了一句话：“胜利了，就回来。”
但生死两茫茫，至此永相望。
10月17日，红军主力部队出发，这是一个离别的时刻。
从下午起，红军官兵就开始打扫借宿的老乡家的院子，甚至还上山割了些草把房东家的牛喂了。百姓们知道红军要走了，妇女们聚集在一起把她们做的鞋和缝补好的衣袜送给红军；年纪大些的妇女拿着针线站在路边，发现哪个红军的衣服破了就匆忙上前缝几针；孩子们追着队伍往红军的口袋里塞上一把炒熟的豆子；另一些百姓聚集在路边，努力想在队伍中认出自己的孩子或者兄弟。
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围剿”部队加紧了对中央苏区的进攻步伐。1934年10月26日，敌人侵占宁都；11月10日，瑞金陷落；11月17日，于都沦入敌手；11月23日，会昌失陷。
至此，中央苏区全部陷入敌手，原本红火的革命根据地一片血雨腥风。
据史料记载，红都瑞金在80天内被惨杀1800多人，宁都县被杀绝的有3800多户，闽西遭杀绝的为4万多户。
整个苏区，被屠杀的仅红军家属就达到80万人。
蒋介石在其“剿匪报告”中亦写道：“剿匪之地，百物荡尽，一望荒凉；无不焚之居，无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阎不见炊烟，田野但闻鬼哭。”
为什么红旗鲜如血，是我们的英雄染红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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