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志良
编者的话：今年是中国极地考察40周年，1984年11月，中国第一支南极考察队出发，前往南极进行科考活动。1985年，中国在南极洲南设得兰群岛的乔治王岛上建立了第一个南极考察站——长城站。这是所有中国人的骄傲，曾亲历长城站建立的中国外交官黄志良更是感触尤深，40多年前，他参与了相关牵线工作，更因此成为第一位到访南极的中国外交官。
图片说明1：黄志良乘坐的飞机顺利降落在南极。
图片说明2：卞林根（右）陪黄志良参观基地设施。
图片说明3：印有冰山和企鹅的“南极证书”
“中国这样的大国也应在南极有一席之地”
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中国驻阿根廷大使馆任职。1981年10月，我陪同新到任的大使拜会阿根廷国防部的一位将军，临别时，这位将军突然提出：当今世界上已有多个国家在南极建立科学考察站，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和智利亦在其中，中国这样的大国也应在南极“有一席之地”，应尽早在那里建立自己的考察基地。在这方面，阿根廷愿意协助和合作。
我使馆立即将这则信息报告国内，得到了积极回复。两周后，国家新成立的南极考察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郭琨率队飞抵阿根廷，表示南极考察委早已商定拟在南极洲筹建第一个考察站，正讨论从何处着手，中国驻阿使馆提供的这一信息重要而及时。
阿根廷得地理之便，是最早开展南极考察的国家之一，在南极建有多个常年科考站。同时，阿根廷是《南极条约》的缔约国之一，在南极南设得兰群岛的乔治王岛上建有基地，是我国南极考察的理想合作伙伴。
据此，我们联系阿根廷相关部门，安排郭琨一行奔赴阿根廷的南极科考站，进行首次考察访问。在此后的一年多里，郭琨团队三度抵阿，依托其基地在乔治王岛上实地勘察，最终选定了长城站的站址。
驻外机构为本国与其他国家在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的交流合作牵线搭桥是职责所在，做具体联络工作亦是分内事，然而，我未曾想自己作为外交官有一天也能客串一回“南极人”。
“南极装”15件衣物几乎全是橘红色
为了让我这个外交人员也了解一些南极的知识，阿根廷相关部门邀请我去他们的一个南极站，同时，我国使馆正好派人慰问在那里进行气象考察的中国专家。就这样，我也成了“南极客”，还是第一个访问南极的中国外交官。
1982年2月中旬的一个正午，位于南半球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正值盛夏，一架阿根廷空军C-130“大力神”运输机从首都起飞，向南飞行。
机上乘客除了我和大使馆的一位同事外，还有6位当地企业家和一名记者。宽敞的机舱内堆满了运往南极基地的生活补给和机械设备，我们这些“旅客”分坐在舷窗旁用帆布带编成的软椅上。运输机不像民航客机，上面没有服务设施，更无空乘等服务人员。
我们的目的地是马兰比奥南极科考站。我们的“专机”飞行4小时后在阿根廷最南端城市乌斯怀亚的机场降落加油，这里是飞向南极的最后一个航空站，我们在那里关注前方的气象预报，待命续航。在机场吃过晚餐后，大家在沙发椅上歇息。
翌日凌晨4时，前方传来消息可以起飞。我们立即换上整套“南极装”，我数了数，从头到脚，里三层外三层，共15件衣物，除了内衣和袜子，全都是橘红色。这种特制的服装可抵御零下40℃的严寒，鲜艳的颜色方便人们在白色环境中辨认。
“大力神”再次起飞，向南极的马兰比奥科考站进发。马兰比奥站是一个设备完善的气象考察中心，也是一个能够降落大型飞机的基地。这个基地建在南极半岛北端的东侧，离我国即将建在半岛西侧南设得兰群岛上的中国南极长城站相距不远。
3个半小时后，飞机开始下降，阳光射进机舱。我们向下张望，透过云层依稀可见海面上星罗棋布的大小岛屿和冰山，前方不远处，一个大岛的中央高地上有两排熊熊燃烧的火堆，想必就是引导飞机着陆的航标了。几分钟后，飞机在冻土跑道上滑行，一声“大震动”后慢慢停住。
走出机舱，空气清新得沁人心脾，一片极地风光映入眼帘：碧空万里，白云朵朵，高低起伏的地势和远远近近的岛屿无不覆盖着厚厚的冰雪，湛蓝的海洋里漂着大大小小的浮冰和冰山，好一个天高地阔的银色世界。
“喷火”马桶与房屋钢架
在马兰比奥科考站四周环顾，我发现了一幅奇妙景色：皑皑白雪中，4排橘红色的金属房子组成一个“册”字，附近是两个长方形的仓库建筑物，远处有3个大圆球状的雷达站，2红1黄，鲜艳夺目。一座状似高脚酒杯的白色金属架拔地而起，那是气象卫星信号的接收设备，再远处，钢板铺成的小机场上停着一架“雪橇式飞机”。
基地热情的“南极人”把大家引入室内，里面非常温暖。由于基地食物供应有限，一般来访客人都是自备食品和饮料。同行的阿根廷朋友吃自己随身带的面包和罐头，我们两个中国人被好客的站长奥坎波带进宽敞舒适的餐厅，享受了一顿丰盛的午餐。
用餐期间，奥坎波称赞起基地的中国青年气象工作者卞林根，他说：“小卞真是好样的，不仅勤勤恳恳、不畏艰险地完成气象考察任务，还积极主动参加站上的各种公共劳动，打扫跑道，清除房前积雪，卸运飞机、轮船带来的货物，他都干得非常起劲，获得全站同事的好评。”
卞林根虽然是个20多岁的小伙子，但他已是“老南极”了——之前刚在澳大利亚南极基地待了一整年，现在又与阿根廷同行一起探索极地的气象奥秘。
在站长和卞林根的陪同下，我们参观了基地各项设施。室内的气象中心里，各种精巧的仪器记录着室外观测塔传来的数据，电子屏上显示着极地气温、湿度、风力和风向等数据。
参观途中，一个细节引起我的注意，基地的厕所不用抽水马桶，而是“喷火”马桶，一按电钮，粪便就立即被喷出的火焰烧成灰烬。站长说，严防污染是“南极人”必须遵守的一条准则。
走出屋外，可以看到所有的房子都用钢架架起，因为南极常刮大风，一米多高的通风道既可减少房屋风阻，也能让风随时吹走下面的积雪。工作区和生活区的每个房子都由密封的走廊相连，装有暖气设备，工作人员可以在室内常年穿毛衣干活。
卞林根兴致勃勃地向我们介绍了极地的各种趣闻，同时也表示，除了气象学，南极还对生物、地质、天文等各种学科有重大科研价值，希望中国能早日在南极建站，让他能在自己国家的南极站里作贡献。
“用建筑长城的精神开发南极”
奥坎波向我们透露，附近的南极站在进行人类适应南极自然条件的有趣试验，一对对阿根廷青年男女志愿来南极结婚、生儿育女，当时已有20多名儿童在那里长期生活，申请“到白色大陆安家落户”的人数不断增多。有的站点在扩建机场，计划开辟夏季旅游点，吸引国内外游客前来观光。
尽管南极夏季的白天十分漫长，我们还是觉得时间过得太快。我们贪婪地把每一个新奇的南极景物放进镜头，尽可能多地同那些南极工作者交谈。由于飞机当晚就要赶回阿根廷首都，我们来不及跑到远处和被称为“南极主人”的企鹅合影，更没有时间去海边寻找有科学价值的贝壳化石。
奥坎波好像感受到了我们内心所想，他给每个来访者发了一张卡片——印有冰山和企鹅的“南极证书”，还赠给我一块汤碗大小形状怪异的岩石，上面嵌着贝壳和鲨鱼牙齿的化石。
我回赠给奥坎波一本中国长城画册，他非常高兴，紧握着我的手说：“我衷心希望中国人早日用建筑长城的精神来同我们一起开发南极。”
分别的时刻到了，奥坎波和卞林根把我们送到飞机旁，奥坎波指着跑道上的一个深坑和一块挖出来的巨石，笑了笑说：“今晨你们的飞机在跑道上滑行时，轮子陷进了解冻的泥坑，撞到了这块大石头，要不是驾驶员操作得当，差点出大事。这也算你们到南极的一次历险吧。”这时我们才恍然大悟，停机前的那声震动原来是这个原因。最后，我们同阿根廷和中国籍的“南极人”一一拥抱告别，乘机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
经历40多年的发展，我国南极科考事业已获诸多成就，回首过去，我感慨万千，为有幸见证我国在南极建考察基地零的突破而自豪，也为能够较早到访“第七大陆”而庆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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