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周期律|专政|无产阶级

1998年，武汉两位下岗工人在街头相遇。

其中一位是当年运动中著名保派组织“百万雄师”的小头目，曾经主持过某区联络站。然而曾经风光无限的他，在下岗大潮中失去工作，只能在街头做批发啤酒的生意。

另外一位是“保派”的死对头“造派”的头头，运动结束后坐了十年的牢，再就业只能打零工，同样在下岗潮中受到冲击，最后在家门口摆了一个街边摊，今天来批发啤酒。

命运的齿轮滚滚转动：曾经在运动中斗得头破血流、势不两立的两派，如今都成为了下岗工人。对双方境遇的共情使他们放下了仇恨，纷纷吐露了心声。

造派问：我在牢里落下一身病，老婆早改嫁了。老兄你们保派混得应当不错吧?

保派回答：“不错个屁！我们‘百万雄师’的许多老工人都下岗失业了，早知道如此，老子当年绝对不参加‘百万雄师’。现在看来，当年你们对了，你们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了。如果再搞嗡嗡嗡嗡嗡，老子一定跟着你们当造反派。”

以上内容并非我的杜撰，载于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出版的徐海亮著作《武汉“七二〇”实录》。同样，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王绍光的著作《超凡领袖挫败》一书中，也记载了作者采访“百万雄师”工人，工人们明确表示再来一次运动他们会当“造反派”。

2007年7月6日，武汉保派、造派几大头目齐聚汉口亢龙太子酒店，正式和解运动中的恩恩怨怨，并决定共同创作回忆录，给后人留下一份宝贵的历史。此次宴请由造派买单。7月29日，保派在汉口三阳路湖锦酒楼回请造反派。此事在当时有不少媒体报道。

在运动中，武汉这座城市是当年斗争烈度最高的几座城市之一，其他恐怕也只有一个重庆可以相提并论——因为工业化程度高，但也并没有像东北、上海一样那么高，新旧势力拉扯力度大，又处在交通要冲。所以当年武汉的保、造两派绝对是不共戴天、水火不容。

但是什么最终让他们“相逢一笑泯恩仇”了呢？很简单，是大下岗。正所谓“形势比人强”。

保派组织“百万雄师”成员讲话信息量很大，有两点最为重要：第一，保派组织是知道——或者至少相关头目、领导是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是违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方略方针的、是扛着红旗反红旗的。而“造派”则是“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不管运动中两派都如何生成“自己才是领袖方略真正执行人”，但最终保派头目还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下岗之后才说实话）——自己做的事其实是反对毛主席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耗尽生命中最后一点时光，发动天魔解体大法，就是要把屠龙术手把手地交给每一个人民手中。人民接得住，那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万万年；人民接不住，那就是“二茬苦、二茬罪”——这是很公平的事情。

当然，我们也必须要理解“保派”存在的社会基础，正如我在等一系列文章中，首先都要强调的一个前提的是：虽然伟大领袖认识到了新中国存在的官僚主义、特权主义、门阀主义的危机，但是当时的新中国政府依然是全世界最清廉、最高效、最人民立场的政府，没有之一。当时的新中国依然是百分之一百的“无产阶级专政”。

只不过毛主席比我们远看一百年：毛主席认为如果无产阶级不能继续革命，那么官僚主义、特权主义、门阀主义当前的“小苗头”，必将会发展为“大危机”，最终红色江山也会变色，“烈士们的鲜血也白流了”。

中国人讲“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英国人说“爵位不传三代”；到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情形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啊？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国的大地上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再出现资本家、企业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鸦片烟；如果那样，许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十一月

虽然毛主席这么说，很多人发自内心地不相信。正如上文所说，横向比较当时世界各国的政府，纵向比较中国历史的各个政权，新中国政府绝对是金光灿灿独一份的。那时候很多老百姓都是经历过大清、北洋军阀、民国的，哪里见过这么好的人民政府啊？

这不是拍马屁，这是大实话。所以老百姓不能理解啊，好不容易过了十几年安稳日子，怎么又要“运动”啊？我们现在都安居乐业了，有些干部能开个高级小轿车，干部子女有专门的子弟小学，干部能吃特供、住三层小楼——这并不是什么不可接受的事情啊，毕竟人家操心的事情多，多劳多得嘛。

反过来看，在运动中特别积极的“造派”，也确实混进了不少“小人”或者“流氓无产者”。说实话，新中国砸烂了一个旧社会，把买办、资本家、旧官僚、旧军队都扫进了历史的垃圾桶，那时候的上升通道是非常非常通畅的，“努力奋斗”真的会有回报。有些真的是水平不行、人品不行的人，借以“运动”之名，行报复社会之实。

这一个历史侧面也必须被重视：造派中也确实混入了不少流氓无产者、野心家、投机分子；保派中不少也发自内心地认为——认为现在生活安逸得很，只要“生活不如意”才去造反。为了保卫现在来之不易的生活，必须要反对造派“瞎胡闹”。

还是那句话“人民接得住，那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万万年；人民接不住，那就是“二茬苦、二茬罪”——这是很公平的事情”。事实证明了，人民接不住，必须要经过“二茬苦、二茬罪”的再教育，才能意识到老人家比我们早看了一百年。

就如同武汉“保派”中的下岗职工们，没有铁一般事实的敲打，他们就是成为了历史进程中拖后腿的那一部分。

这就是我在等一系列文章中所老生常谈的话题：第一，当代生产力巨大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消除了革命的基础，毕竟大家都有口饭吃，就没有搏命的动力了。

于是我们又在扭扭捏捏中回到了“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不过这个“奴隶”是相对的，相对于巨大的贫富差距和高高在上的权贵阶层。如果看绝对值来说，大多数人过得都说得过去。

第二，成功的革命会消解革命的基础，这是革命“最伟大的悲哀”。

伟大的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大家团结起来革命，靠的是一种社会意识的共识，而这种共识是建立在大多数人都活不下去的基础之上的。毛诗有云：“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这是一个因果关系：因为地主的重重压迫，所以农民才会个个同仇。

而成功的革命恰恰会消灭这样的社会存在，革命的成功让大多数人没有了冻饿之虞，而只有死亡的威胁——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才是革命最大的动力。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能有一份养活自己的工作、老婆孩子热炕头就已经完全知足了。

面对社会依然存在的不公平，可能会吐槽两句，表达下“牛马”的悲伤，但是离搏命造反、把统治阶级挂在路灯上，那还远着呢。

切格瓦拉那句名言：“我们走后，他们会给你们修学校和医院，会提高你们的工资。这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也不是因为他们变成了好人，而是因为我们来过。”这话其实只描述了一半现象，后面的故事就是有了学校和医院之后，他们还会继续跟革命者走吗？

姜文早年参演的知名“反思文革”题材电影《芙蓉镇》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芙蓉镇上所有人都想老婆孩子热炕头好好过日子，只有一个傻子天天喊“运动啦”“运动啦”。

有错吗？似乎并没有错，大家至少都安安稳稳过日子，喊“运动”的那个人反而有些不合时宜了。重要的是这不是一个价值判断，而是事实判断，这个事实就是那句话——成功的革命反而会消解革命基础。

所以只有像毛主席这样超越于时代、超越于历史、超越于社会存在的伟人，才会警醒我们：如果无产阶级丧失了革命性，如果修正主义当权，如果放弃了继续革命，那中国人民就会吃二茬苦、受二茬罪，革命先烈们的鲜血就白流了。

可惜的是，当时绝大多数人没有把毛主席的预言当回事，当年追随毛主席的人的形象最后被定格为了《芙蓉镇》中傻子。绝大多数人都只能像“百万雄师”一样被现实暴打“从头再来”之后，才能体会到老人家的良苦用心。

这就是革命周期律：越成功的革命越彻底地消灭“头茬苦、头茬罪”，于是自然而然丧失了“继续革命”的社会基础，甚至当时革命的动机都变得难以理解，进而产生一批精神资本家、精神官僚、精神人上人。于是，随着贫富差距的加剧和阶级分化的加固，终于成为了“二茬苦，二茬罪”，那么新的革命的社会意识又将重塑。

辩证法太伟大了：任何事物都会产生一种反对自己的异己的力量。就像资本家会卖出绞死自己的绳索一样，资本主义会培养一大批为自己掘墓的无产阶级一样。革命的成功也会杀死自己——当然，这就是革命者的本原，革命的社会意识越小，就说明社会存在越公平、越繁荣。但是这种繁荣也同样孕育着杀死自己的异己力量，那就是“二茬苦、二茬罪”的酝酿与生长。

毛主席把辩证法学透了，基于此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基本内涵——不是政治革命，不是经济革命，而是“文化”即意识形态层面的革命。这就是要超越社会存在，塑造更高级的社会意识，以此来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来保证下一代不再吃二茬苦、受二茬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