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隋炀帝第三次巡游江都是想回到自己的江南大本营，期望在北方不保的情况下复制东晋当年的做法，凭借长江天险维持割据江南和北方的关陇势力对峙的格局，但隋末的情况和西晋末年又根本不同，炀帝终是无路可走，最终命殒江都。
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说：“隋炀帝远游江左，因此失去了江山，唐高祖因为速据关中，所以成就了帝业。”
唐太宗也认为，如果隋炀帝能够坐镇关中，大隋或许还能避免速亡的命运。
至于炀帝为什么坚持远避江都，魏徵则一针见血地指出：“杨广对北方的局势已经绝望，根本不敢在两京停留，所以才远避江南，想复制永嘉年间的故事。”
炀帝想复制东晋司马睿的故事以南朝的形式割据江南。
这一点，炀帝自己也曾亲口承认，说自己将来不失为长城公（陈后主），萧皇后也不失为沈后（陈后主沈皇后），就是自信能保有东南。
大业十年（614）十月初三，炀帝在三征高句丽之后回到东都洛阳，十五日，回到国都大兴城，但在长安还没呆足一个月，炀帝就急着准备去洛阳办公。很明显，此时的炀帝已经对局势绝望，遍地而起的农民起义军是越剿火势越猛，更重要的是，自杨玄感起兵之后，关陇贵族也在秘密谋划废黜炀帝，所以炀帝是一分钟也不敢在长安呆。
对于此，术士庾质是极力劝谏炀帝：“三次伐辽已经掏空了关中，陛下最好还是留在关内发展生产，三五年后，必然能够恢复元气。”
说实话，这个道理炀帝又何尝不懂，但也只有他知道自己和关陇集团之间微妙的关系，出于稳固皇位的需要，他还是果断离开了关陇，前往东都洛阳，只有在洛阳，他才能以皇权的威势勉强控驭局势。
可是，局势依然在不断恶化，就连大隋的地方官也已经成为反隋的主力军。随着吐谷浑王伏允趁机恢复了故地，屡次派兵寇扰河右，东突厥的始毕可汗也和大隋的关系全面恶化，炀帝构建的以大隋为核心的东亚朝贡体系彻底破产。
为了稳定北疆，炀帝于大业十一年（615）八月，再一次北巡，但却遭遇了雁门之围，差点就死在边境。始毕可汗对大隋天子的武力挑战使炀帝仅有的权威也被踩进了泥土中，这就导致大业十二年（616）的元旦朝会根本就没有外国使者前来贡献方物，就连大隋自己的地方官有二十几个郡都没有派朝集使来东都朝觐。
不是大隋的地方官不想来，而是农民起义造成的交通断绝使他们根本就去不了东都。
此时的炀帝深切感受到，大隋在中原的统治秩序已经崩溃，他对局势是彻底绝望，自大业八年（612）之后，他就已经不能正常睡觉，需要几个宫女摇抚着才能勉强入睡，如今更是发展到了一件小事就能让他惊悸的地步。大业十二年（616）四月初一，大业殿西院发生了火灾，炀帝以为是起义军杀进来了，当时就跑到西苑藏在了草丛中，火灭了之后才敢出来。
可见，帝国摇摇欲坠，炀帝的精神也即将崩溃。
这个时候，炀帝很自然就会将目光瞄向江都，那里是他经营了数十年（590—599）的地方，早在做晋王时，他就在扬州总管的任上将江都打造成了自己的根据地。当年，杨广的谋划是，一旦和杨勇竞争太子之位失败，就割据江南，恢复南朝当年的格局和大隋隔江对峙。
为此，他不仅积极发展生产，还在文化、宗教领域广泛笼络人才，为了进一步扩大对南人的覆盖他甚至还主动说起了吴语。在被立为太子之前，江都已经成为了杨广稳固的根据地。
在即位称帝之后，炀帝又通过两次大巡游在江南广施恩惠，进一步收买了南人的心，况且，他重用的像虞世基、裴蕴等人也是南人，如果前往江都，炀帝很容易就能割据江南，恢复南北朝的格局。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炀帝才决心前往江都，为此，他早在大业十一年（615）十一月的时候就着手打造龙舟，为前往江都做准备。
捕捉到炀帝的心思之后，右候卫大将军赵才是极力进谏：“今百姓疲敝，府库空虚，盗贼蜂起，陛下最好还是返回京师以安天下。”
炀帝直接就将赵才给关了起来。
甚至有一个叫王远知的道士当时也在劝炀帝，建议他不要远离中原。
当建节尉任宗上书苦谏炀帝时，炀帝竟然当众将任宗仗杀于朝堂。
大业十二年（616）七月初十，炀帝正式下达了巡幸江都的诏令。对于奉信朗崔象民的劝谏，炀帝也是二话不说，直接处斩。
此后，炀帝就是一路走一路杀，踏着无数劝谏者的尸体头也不回地去了江都。
但是到了江都之后，局面也并没有好转，九月，东海（今江苏连云港）人杜扬州、沈觅敌聚众数万；十二月初一，鄱阳人操天成举兵，自号元兴王，四处略地；林士弘占领虔州（今江西赣州），自称南越王；岭南冼夫人的族人高凉通守冼珎彻也举兵反隋...
江南也是遍地狼烟。
后来，山东农民军杜伏威、辅公祏、左才相、李子通等义军势力也转战江淮，使江南的农民起义发展到了高潮。当时，江淮、江南、江汉和岭南都有反隋的农民起义或者地主武装。
炀帝开凿的大运河反而使南北义军更容易形成合流之势。
大业十四年（618），南梁后裔萧铣也自称皇帝，署置百官，大有恢复祖宗之业的气势。
和关东一样，江南也处于和大隋的磨合期，粘合力极差，如今在天下分崩离析的紧要关头，江南那些蠢蠢欲动的势力自然也会及时站出来分乱世一杯羹，这是必然。
面对着不可收拾的乱局，炀帝已经沉沦到了每天下朝之后穿着短衣在江都宫盲目乱游的神经地步。甚至他还会对着铜镜喃喃自语：“好头颅，谁当斫之。”
隐隐乎，炀帝似乎已经预料到了自己的结局。
随着控制的地方越来越小，江都也就根本无法供养几十万人的朝廷。为了解决吃饭和安全问题，炀帝就计划在江南修筑丹阳宫，准备迁移到丹阳去。
这个举动马上就遭到了关陇集团的反对，尤其是那些成天想着回家的骁果，所以，骁果们就在私底下秘密谋划逃归北方的事。
最终，骁果们的情绪被以宇文化及兄弟为首的关陇贵族利用，然后就爆发了江都宫变。大业十四年（618）三月十日，以宇文化及兄弟和虎贲朗将司马德戡为首的关陇势力果断发动了政变并迅速控制了江都宫，次日，炀帝被缢杀。
以炀帝被杀为转折点，大隋彻底回天无力，只等各路义军给帝国画上句号。
为什么炀帝无法复制东晋故事？
首先就是因为，炀帝没有自己的基本盘。司马睿当年渡江之后，有以琅琊王氏为代表的北方世族的大力支持，加上永嘉之难后，渡江的人越来越多，司马睿完全可以凭借北方士人在江东重新开辟局面。
在王导的精心策划之后，南方世族迫于北方世族的强大力量最终也站队了司马睿，南北世族共同支持司马睿建立了东晋王朝。
虽然江南当时依然有各路起义军横行江左，但凭借南北世族的合力，司马睿最终还是剿灭了各路势力，在形式上整合了江南资源。
而炀帝不仅要面对横行江南的各路义军，就是关陇士人也都一个个想着回家，一分钟也不想在江南呆，朗将窦贤西逃被炀帝派人追上斩杀就是典型。看看发动江都宫变的那些人，宇文化及兄弟、司马德戡、元礼这些人，全是关陇人士。
当年，司马睿、王导等人是为了避难主动前往江南，而宇文化及和骁果们却是被动来到江都，所以自然不会支持炀帝长驻江都，当炀帝提出移镇丹阳时，就迅速将矛盾扩大化，骁果们甚至已经在公开场合中商议逃跑的事，有一个宫女就跑步给萧后汇报：“外间人人欲反。”
结果炀帝玩起了掩耳盗铃，直接将宫女给杀了。自此，他就再也收不到威胁自己的信息了。
既然关陇贵族都不支持炀帝，那么江南世族就更不可能将炀帝当回事了。
没有支持自己的基本盘，炀帝根本无法在江南站稳脚跟，他就是不死于关陇同胞，也会死于农民起义。
再说，炀帝重用南方士人将北人代表苏威和裴矩边缘化的行为已经严重激化了南北矛盾，以内史侍郎虞世基和秘书监袁充为首的江南士人支持炀帝移镇丹阳，以赵才为首的关陇贵族则坚决反对。
大隋是关陇贵族的大隋，如今却被南人主导，关陇士人自然无法容忍，江都宫变根本就无法避免。
宇文化及一个纨绔子弟为什么能成功发动江都宫变，就是因为宇文兄弟代表了整个关陇士人的意志，炀帝已经众叛亲离，就连萧皇后都已经对丈夫是失望至极，制止了宫女们给炀帝通报情报的行为。
天下，注定没有一块土地可以收留炀帝，炀帝的归宿唯有一死。
另外，司马睿当时的北方是胡人的天下，南北士人当时有共同的抗胡需求，容易拧成一股绳，而炀帝则是聚焦了南北各方矛盾，只有极少数的人支持他。
所以，孙权能称霸江东，司马睿也能偏安一隅，但炀帝却根本无法以大隋天子的威势割据江南。
因为，时势不同，条件也不一样。
杨广被杀，宇文化及率领众人离开江都之后，整个江东也迅速落入了杜伏威、沈法兴、李子通、萧铣等人之手，萧铣甚至是拥兵四十万，势力范围南尽交趾，北距汉水，东自九江，西抵三峡。
江南，再一次和中原绝缘。
当然，杨广在生命的终点也明白了自己此生所犯的最大错误：
“我实负百姓！”
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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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在历史中的成事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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