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4月，天津大沽口的海风带着一股难以言喻的寒意，仿佛预示着即将到来的风暴。咸丰帝的口谕如同一块巨大的陨石，猛然间击中了平静的政治湖面，激起了滔天巨浪。在这风雨飘摇的关键时刻，咸丰皇帝的爱将僧格林沁与睿智的文臣郭嵩焘，一同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展开了一场关乎国家命运的深刻对话。
僧格林沁眉头紧锁，声音中带着一丝急切：“郭先生，我们该如何应对当前的局势？”郭嵩焘微微皱眉，目光如炬，仿佛能穿透眼前的重重迷雾。他沉稳地开口，语气中透露出不可动摇的坚定：“战无了局，唯有尽量了解洋人，以理与诚相折冲，以求和平共存，才是上策。”
郭嵩焘进一步阐述道：“自古边患之兴，皆由措置失宜。洋人来了，我们首先要了解他们的目的所在，再找到应对之策。把外交办成兵戎相见，绝非正途。”
此时，英法联军正带着到北京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的使命，来到了大沽口，意图进入天津后前往北京。清政府担心他们在天津城区节外生枝，于是提出由北塘登陆的建议，这样可以绕开天津城区，直接前往北京换约。
然而，北塘这一带地形特殊，都是泥滩，水很浅，军舰无法直接靠岸，需要在老远的地方就停下，换乘小船才能接近岸边。因此，英法公使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一安排，他们坚持要求舰队从大沽口溯白河直接进京。
面对这一严重分歧，许多人感到担忧，甚至认为其中暗藏危机。郭嵩焘却坚信，这一问题完全可以通过谈判来妥善解决，和平为上以理折冲，无需轻易诉诸武力。
郭嵩焘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回顾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惨痛教训。他深刻剖析了开战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从经济损失来看，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支付了巨额赔款。若再次开战，国家将承受更加沉重的经济负担。此外，社会动荡也是开战难以避免的恶果。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太平天国运动趁机兴起，民众流离失所，生活陷入困境。同时，尽管清军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勇抵抗并取得局部胜利，但由于装备落后、战术陈旧，最终未能抵挡住英军的进攻。若再次开战，清军的胜算并不高。因此，郭嵩焘建议，在积极寻求和平谈判的同时，也应做好大沽口炮台工事加固等防御准备，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
特别是对于首都北京而言，由于天津与北京的紧密地理位置关系，一旦天津面临战争压力或战败风险，这种压力将迅速传导到北京。这将对北京的安全防御体系构成严峻挑战，增加保卫城市的难度和压力。同时，一旦天津大沽口战败，可能迅速在北京社会引发恐慌和不安情绪，对社会的稳定和民心造成极大冲击。
郭嵩焘的建议核心在于“战无了局”的深刻认识。回顾历史，第一次鸦片战争自1840年6月起，至1842年8月止，历时两年有余；而第二次鸦片战争则从1856年10月延续至今（即1859年4月），也已长达数年。如今，双方正处于停战谈判的关键阶段，即将进入《天津条约》的签字阶段。若此时天津大沽口发生任何冲突，无疑将再次点燃战火，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实在是得不偿失。
面对现实需要做好两手准备：一方面，通过谈判解决清政府与英法联军的分歧；另一方面，加强大沽口的军事防御工作，确保国家安全的底线。
听完郭嵩焘的详细讲解后，僧格林沁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他深知，这一决策将关乎国家的未来和自己的命运。他回想起郭嵩焘那坚定而睿智的眼神和话语，心中不禁涌起一股由衷的敬佩之情。然而，他并未立即表态支持或反对郭嵩焘的观点，而是决定先与皇帝的特使载垣亲王会面，了解朝廷的最新意图和态度。
此刻，他深知自己必须谨慎行事，才能在这场危机中做出最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决策，当然也是自己在官场的前途为根本。那么，僧格林沁与载垣见面，会有怎样的结果，请看下文。本文是《帝王的决策压力》系列文章第五篇，谢谢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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