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当前，科学技术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手段，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为维护本国技术优势发起新一轮技术民族主义。作为一种重商主义思潮，技术民族主义的实践由来已久。本期“学海观潮”梳理了技术民族主义的早期形态，揭批了新一轮技术民族主义的特征与实质，为推进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规避科技霸权风险提供学理思考。

目录

刘国柱

程志波

孙海泳

技术民族主义源流及其早期形态

◇刘国柱

技术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的一个变种，也被视为一种现代重商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同时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技术民族主义”这一政治名词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但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它几乎与现代技术革命共生。从历史源流来看，技术民族主义主要有以下几种形态。

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

技术市场保护

随着第一次技术革命的展开，技术民族主义就已经出现，其主要做法是通过政府的各种保护政策，避免本国技术被潜在的竞争对手获取，同时保护本国技术市场免受对手的竞争威胁。

英国在取得技术优势之后，把保护的重点放在限制纺织业关键生产要素的外流上。1719年，英国议会立法制止印染工人移居欧洲大陆和亚洲国家；1764年，立法重申禁止英国技工受雇于外国；1774年，立法进一步禁止输出制造棉织品或棉麻织品的工具和用具，对违者的惩处可加重到罚金1000镑和监禁5年；1781年，禁令扩大到图样、模具和说明书。英国政府希望通过上述严厉的保护措施，将拥有专业技能的工匠、技术留在英国本土，避免技术传播到境外。

在工业化初期，通过关税保护本国的技术产品市场是各国普遍采用的一种做法。建国初期，美国在制定关税法时，首先考虑的就是“鼓励和保护本国制造业”。内战结束之后，北方工业资产阶级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国会，更是将关税作为保护美国制造业的重要手段。同一时期，德国、法国等欧洲大陆国家也纷纷将关税作为保护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手段，连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一直奉行自由贸易政策的英国也逐渐转向了贸易保护主义。

工业化初期对技术和技术市场的保护政策，依然是今天一些国家的惯常做法。如今，美国政府越来越严格的出口管制政策与工业化初期英国的做法本质上别无二致。20世纪80年代对日本半导体以及今天对中国电动汽车、电池等新能源产品征收高关税政策，同样也是工业化早期资本主义国家保护本国技术产品市场的传统做法。

后发国家的

开放创新型技术民族主义

与先进国家奉行技术保护主义的做法不同，后发国家强调发挥政府作为技术创新引领者的作用，即国家应更加积极地投入技术创新领域，为研究机构、大学和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提供必要的环境。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殖产兴业政策，就属于典型的后发国家的技术民族主义。明治政府通过对欧洲先进工业国家的考察得出结论，要想让日本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必须从殖产兴业下手，由政府主导尽快建立日本自主的工业体系。为此，明治政府大力创办国营示范企业，接收幕府和各藩经营的军工企业和矿山，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设备加以改造。日本政府扶植了如三井、三菱、住友、古河等一批财阀。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在殖产兴业政策的影响下出现了产业革命的高潮，为本国迈入世界技术和制造业强国行列奠定了基础。

明治维新的成功使得国家广泛参与产业和技术创新的日本技术民族主义模式，成为现代很多发展中国家学习和借鉴的对象。印度、韩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也都制定了各自国家主导的技术及产业发展战略和规划。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认为，科学技术对于实现经济和政治目标至关重要，并将公共和私人资源用于国家技术和产业发展。与近代日本明治政府时期技术民族主义不同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民族主义多强调“开放创新”，欢迎发达国家的技术企业投资，通过为外国投资提供各种优惠政策，促进本国先进技术产业的发展。东亚、南亚、东南亚等新兴经济体基本都采取了“市场刺激技术”政策，鼓励国外投资的流入，在对外资开放本地市场的同时，也都会提出组件本地化和外国技术转移的要求。吸引发达国家投资，吸收、改进国外先进技术，是迅速缩小与先进国家技术差距、实现发展中国家技术发展的捷径。这种模式被称为开放创新型技术民族主义。

冷战时期的竞争性技术民族主义

冷战期间的竞争性技术民族主义更加直接地将技术创新与国家经济繁荣、安全及社会稳定联系在一起，技术能力被视为国家的战略资产，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并减少来自外部的负面冲击。

首先，竞争性技术民族主义将技术视为国家经济繁荣的主要工具，并通过国家政策推动技术创新，以确保国家经济发展及竞争能力。美国科学家、工程师万尼瓦尔·布什的理念主导了战后美国科技政策的发展方向，即和平时期的科技研发由以民间行为为主转向联邦政府主导。由此，美国一方面在联邦政府层面建立起了系统的科研管理体系，国防部、能源部、国家航空航天局、国立卫生研究院等联邦机构直接参与到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活动中；另一方面，联邦政府也成为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的最主要资助者。

其次，为取得相对技术优势，美国政府主导推动一系列大科学计划。冷战时期的“阿波罗计划”不仅将美国的太空技术推到了世界巅峰，而且带动了发动机、半导体、通信和计算机等一系列技术的进步，创造了美国科技发展的“黄金十年”。此后，美国先后推出“航天飞机计划”“星球大战计划”等国家科学发展规划，为美国在基础与应用研究、核心技术突破、新兴技术产业发展等方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确保了美国在相关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

再次，美国利用政治与外交手段限制竞争对手在科技领域的发展。冷战期间，美国国会先后制定了1949年出口管制法和1969年出口管制法，与西方盟友共同建立了“多边出口管制协调委员会”，在“国家安全”的幌子下，制定三份技术产品出口控制清单，即国际原子能清单、国际军火清单和工业清单。工业清单包含其他两份清单中未包括的军民两用技术产品。“多边出口管制协调委员会”至少每3—4年对每份管制清单进行一次全面审查，以反映技术发展和最终用户应用技术方式的变化。

最后，美国政府通过贸易战的方式打击和限制竞争对手的科技发展。20世纪80年代，日本半导体行业迅猛崛起，并以价格优势迅速占领了美国国内市场。美国担心日本在先进半导体领域的技术优势不仅威胁到美国的国防能力，也影响到美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因此，美国以贸易战的形式逼迫日本让步。美日的这种半导体协议使英特尔等美国公司能够在微处理器等领域寻求到更具吸引力的机会，被视为美国半导体行业复苏和重返全球领导地位的关键点。

如今，无论是发展中国家基于科技自立自强和经济发展的开放创新型技术民族主义，还是部分发达国家维护自身技术霸权的技术民族主义，基本上都是近代以来各种技术民族主义在新时代的反映，它的本质并未发生变化。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重大招标项目“战后美国科技创新体系形成、走势及启示研究”（23VLS030）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浙江大学历史学院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新一轮技术民族主义的特征与影响

◇程志波

近年来，随着世界格局的深刻变革，新一轮技术民族主义在美西方国家乘势回潮，在中美贸易战、科技战的背后皆可窥见技术民族主义的“魅影”。与先前的技术民族主义相比，新一轮技术民族主义有一些不同以往的新特征。

第一，泛化国家安全概念。谋求自身“绝对安全”是美西方国家秉持的安全观。在这种安全观指导下，冷战时期，美国为确保自身军事安全，维护其在核武器和航空航天等军事领域的技术优势，联合一些西方国家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出口管制和高新技术转让限制政策。美日贸易摩擦时期，美国又以日本技术有可能威胁到美国相关高科技产业和军事安全为由，对日本企业采取技术遏制。为进一步强化绝对安全，新一轮技术民族主义正在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将其变为一个含义模糊、边界弹性、可随时拿来打压竞争对手的“万金油”和“大箩筐”，把正常的技术贸易、科技交流和人员往来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不断突破安全关切的合理界限，滥用出口管制措施，以“国家安全”之名，行“科技霸权”之实。

第二，将中国视为主要对手。秉持零和博弈和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严格区分“自我”与“他者”，是技术民族主义的基本理念，寻找甚至制造对手是其内在需要。技术民族主义者通过寻找现实或潜在的对手来评估自身受到的威胁，在对对手的实力、意图、战略等进行研判的基础上，规划自己的战略目标、对策措施和发展愿景。进入21世纪，中国科技与经济发展迅速，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与美国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这引起了美国的高度警惕和焦虑，新一轮技术民族主义乘势而起，把中国视为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和最重大的地缘政治挑战，以所谓“威胁国家安全”为由，对华发起贸易战、科技战，全面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遏制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以此重塑美国科技领先优势和民族国家的未来形象。

第三，技术遏制范围更加广泛。由于对象不同，技术民族主义进行技术遏制的重点领域和范围也呈现不同特征。面对中美关系和高科技产业的高度复杂性，为防止中国占据技术主导地位，美国特朗普政府采取激进的技术民族主义路线，力图全面打压中国科技与产业的发展；拜登政府则改为“小院高墙”策略，将对华技术遏制范围限定在最敏感和最具战略意义的技术领域，防止伤害到美国的整体利益。但是，由于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以及现代科技与产业结构的复杂性，美国对华技术遏制范围逐渐从5G设备、芯片、光刻机、无人机等与产业竞争力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高科技领域扩展到港口起重机、电动三轮车等与产业竞争力和安全关联度低的技术领域。

第四，技术遏制手段更加多样。技术民族主义政策可分为遏制对手和自我提升两个向度。新一轮技术民族主义的技术遏制理念经历了从特朗普政府“单打独斗”到拜登政府“拉帮结派”的转变，使用的遏制手段更加多样，包括出口管制、投资限制、电信许可和设备授权、签证限制、进口限制、财政制裁、技术交易规则限制、联邦使用和支出限制、行政执法等，涉及领域之广、政策内容之细、实施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新一轮技术民族主义正在对世界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深刻影响全球科技发展格局。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政府和跨国公司秉持自由市场理念，依据比较优势推动科技创新资源的全球化配置，形成全球化的科技创新和分工体系。为构建良好的科技创新生态，政府很少干预创新主体的微观研发和生产经营活动，创新主体凭借自身实力展开市场竞争。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科技革命与大国博弈相互交织，高科技领域成为国际竞争的最前沿和主战场，深刻重塑全球秩序和发展格局。面对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赶超，美国为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中继续保持领先地位，在新一轮技术民族主义的影响下不断脱钩断链，破坏全球化科技创新体系和产业分工格局，使其走向分裂和碎片化。

第二，阻碍世界科技与产业发展。面对全球性问题和人类发展愿景，国际合作本可以造福所有合作伙伴，加快全球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但受新一轮技术民族主义的影响，全球化产业链、供应链被人为阻断，不同国家、民族、族群之间的信任关系受到破坏，学术交流、人员往来、项目合作受阻，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产业变革与经济发展速度放缓。推行科技脱钩政策或许会缓解技术民族主义者内心的焦虑，但也对世界科技进步、产业发展以及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产生了消极影响。

第三，扰乱世界科技治理秩序。技术民族主义者口头宣称维护国际秩序，实际上是维护服务美西方国家利益和技术霸权地位的秩序。一旦美国发现遵守这些规则不能获得预期的高额收益，就会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并以此为由公然违反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原则和国际经贸规则。但是，这种“合则用、不合则弃”，将国际规则视同摆设的做法，严重损害美西方国家形象的同时，也严重损害了包括世贸组织规则在内的相关国际法规则的权威性。面对美西方国家的打压，为了维护自身合理权益，其他国家必将采取有力回应，进而形成遏制与反遏制的博弈。一旦博弈超出可控范围，势必对国际科技合作议程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

第四，美西方国家将遭受反噬。技术民族主义者试图通过有控制的技术脱钩政策，以最小的短期代价获得最大的长期收益，但结果可能事与愿违，害人害己。技术民族主义者狭隘地将零和博弈作为焦点，为了最大程度地打击对手，而忽视或失去保持技术优势所需要的关键资源，如自由开放的创新环境、优势互补的创新资源全球化配置等，这将削弱美西方国家的技术竞争力。同时，在技术民族主义的鼓噪下，打压中国、技术脱钩在美西方国家正在成为一种“政治正确”，激励政治人物、商业领袖、智库及其他行为体提出更激进的口号和政策，采取更严厉的限制措施，这将造成螺旋式升级的风险，甚至失去对技术脱钩进程的控制。在全球化、嵌入式发展的世界，违背科技和经济发展规律的政治任性，不会使美西方国家得偿所愿，而只会使它遭受反噬。

面对来势汹汹且依旧阴魂不散的技术民族主义，我们既要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也要在全面认识新一轮技术民族主义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采取有效应对措施，秉持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理念，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交流合作，以中国科技现代化的实力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瑞气，化解新一轮技术民族主义的戾气。

（作者系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警惕美国技术民族主义霸权

◇孙海泳

美国的技术民族主义思潮交织着曾经的优越感以及优越感失落的危机，使得相关政策倾向具有明显的排外性与进攻性。这一思潮与政策倾向也是美国霸权主义思维在科技产业领域的体现。

美国技术民族主义政策

旨在维护霸权

美国政府以“对华脱钩”或“去风险”为名，不断实施并升级其技术民族主义或霸权主义政策，试图维持美国在科技产业、金融与军事领域的霸权地位。

首先，以技术民族主义政策维护美国的产业霸权。冷战结束后，美系资本对外扩张的全球化导致美国过度依赖它主导的金融体系攫取海外利益，使实体产业的相对规模与竞争力下降，并侵蚀国内就业与财政能力。在此形势下，奥巴马政府曾试图实施“再工业化”以提升美国的产业竞争力。特朗普执政后，美国通过升级出口管制与市场封堵等方式对华高科技产业实施遏制，并试图通过财税补贴等方式重建或扩建美国国内的高科技生产基地。美国技术民族主义的政策体系也由此形成。拜登政府执政后，亦试图通过实施《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等产业政策，提升美国对全球高科技产业的控制力，并通过强化与盟国的“友岸”合作、扩大对中国科技企业的制裁等方式，不断实施与升级对华科技产业遏制。

其次，以技术民族主义政策维护美国的金融霸权。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成为仅凭美国国家信用担保的世界货币。中美在科技产业领域竞争力的此消彼长，意味着美国科技产品对美元的信用支撑能力下降，也意味着美国将越来越难以依靠扩大美债规模与美元发行量来维持国内开支与民众福利。在此形势下，美国企图通过遏制中国科技产业的发展、提升本国科技产业实力来支撑美元霸权。

最后，以对华科技遏制作为巩固与提升全球军事霸权的依托。军事技术优势和装备成本植根于民用产业的技术水平与规模。长期以来，军事技术优势是美国实施对外战争与操控他国的制胜基础。但随着科技竞争力与产业规模的相对下降，美国实施对外战争、军事威慑与讹诈、战略侦察与网络监控的能力下降，从而导致其霸权根基受损。因此，在特朗普政府与拜登政府执政期间，美国往往以所谓的“国家安全”或“军民融合”为由，扩大与升级对中国科技企业的制裁措施。

美国技术民族主义政策

无法实现既定目标

美国利用本国在信息科技等产业领域的底层技术优势，以政治和行政手段对他国的发展实施产业与经济遏制。受此影响，诸多国家的产业自主化与经济安全思维对政策的影响将日益上升，并将着力摆脱对美系技术的过度依赖。对中国而言，美国的技术民族主义举措正不断激发国内自主创新的动能，并在不断突破技术瓶颈的过程中降低美国在全球科技产业，特别是底层技术领域的控制力。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通过补贴等形式在国内发展缺乏竞争力的“关键”制造能力，亦无法提升它在全球创新格局中的地位。一方面，美国的能源、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人力资源状况难以适配它技术民族主义的政策目标。另一方面，在技术民族主义政策不断升级、对华科技遏制强化的过程中，美国政府与产业界的急功近利思维日益明显。相比之下，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侧重于产业智能化路线，以服务实体经济为主要方向。因此，美国人工智能产业的竞争优势会相对下降，传统的技术民族主义政策作为有效工具的时间窗口已一去不复返。

中国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

有助消解负面冲击

科技产业竞争力的下降将削弱美国霸权，并导致美国政府财政能力、国债的信用以及国内福利水平等方面受到负面冲击。因此，在基于市场原则的竞争无法保持和强化科技产业竞争力的态势下，美国将继续实施与强化技术民族主义政策，借此转移国内矛盾。在此形势下，中国的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对于降低美国技术民族主义政策的负面冲击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扎实推进自主创新进程、推动高质量发展将增强中国发展的独立性、自主性与安全性。特别是中国通过提升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能力、产业转化能力、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能力，有助于培育产业与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从而在美国技术民族主义政策倾向日益强化的态势下，增强国内科技产业的发展韧性。

其次，深化中外企业在中国国内的科技产业合作，将削弱美国对华科技遏制的实施效果。在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过程中，中国正不断拓展与深化与国际企业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合作，保持本国市场对各国科技企业的开放。由此，通过筑牢中外企业在中国市场的合作基础，将不断缓解美国技术民族主义政策的制约。

最后，稳步拓展中国企业的对外合作空间，提升中外企业在科技产业领域的相互依存度，削弱美国技术民族主义政策的负面影响，为经济全球化不断注入新的发展动能。一方面，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过程中，中国不断扩展与共建国家的科技创新项目、产业园区建设与运营等领域的合作，有利于拓展中国科技企业海外市场，降低对西方市场的依赖度，并可提高共建国家的科技产业发展水平与民生福祉。另一方面，在全球范围内，中国企业与发达国家企业以在发展中国家共同实施三方投资，或者以中企对外技术授权等形式拓展合作，保持并扩大中国与部分西方科技企业的利益融合度与产业依存度，将有助于削弱美国技术民族主义政策的负面冲击。

（作者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公共政策与创新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