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和近视有何关联？肠道菌群如何影响我们的视力？这些乍看关系不大的事情，其实暗藏诸多联系。
前不久，复旦大学竺向佳、卢奕教授团队发现，肠道菌群能影响高度近视的发展，为高度近视发病机制中肠道微生物群-眼信号轴提供了新见解，并提出了通过重塑肠道微生物群和补充3-IAA来干预高度近视发展的新策略。另在去年9月，竺向佳、卢奕、孟佳琪及海军军医大学韩超峰在《Cell Discovery》在线发表了研究论文，研究基于大样本高度近视和正视人群焦虑量表调查，证实了高度近视患者焦虑水平显著上升。
“高度近视是一种严重的近视形式，并具有更高的白内障、青光眼和黄斑变性的风险。遗憾的是，目前对于高度近视患者没有经过证实的有效或安全的治疗方法。我们希望能为高度近视并发症的防治工作开辟全新思路。”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眼科研究院副院长、白内障与晶状体疾病学科主任竺向佳教授近日接受第一财经记者专访时说。
临床和科研并行
高度近视是引起视力障碍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临床特征除了高度屈光不正之外，还包括由于眼轴过度延长所导致的各种致盲性并发症。
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近视人口高达7亿人。近视度数在600度及以上即为高度近视，高度近视占近视的10%左右，在有些大城市已经达到了接近20%。
此前《柳叶刀·全球健康》上的一篇论文也称，从1990年到2020年，全球50岁以上人群失明率下降28.5%，轻度视力损害患病率略有下降，但因人口增长，失明患者在30年间增加了50.6%，中度和重度视力障碍人数增加91.7%，以此模型计算，到2050年预计失明人数将增至6100万人，其他视力障碍患者会高达17亿。庞大的患病群体凸显了公共卫生和眼科领域中有效防控策略制定的迫切性。
“高度近视有很多的并发症，白内障又是其首位的致盲性的并发症。所以无论是从老龄化社会，还是高度近视本身的发病率来讲，我觉得高度近视的白内障都是非常有研究价值的。”竺向佳告诉记者。
而发现焦虑和高度近视强相关这个成果，也源于她多年的临床经验。
在给病人看病的过程中，竺向佳感觉到，高度近视患者常常很“焦虑”。“我当时就在想这之间是不是有一定关联，于是设计了一个研究，让学生给患者做了焦虑问卷的量表。测下来确实评分会更高一些。而且病人的近视度数越深，焦虑程度也越高。”她表示。
在上述去年9月的论文成果中，竺向佳和团队进一步通过高度近视小鼠模型和行为学实验，证实了高度近视小鼠焦虑行为显著增加，从而揭示焦虑可能是高度近视全新并发症，揭示了CCL2介导炎症机制调控高度近视相关焦虑，CCL2有望成为高度近视相关焦虑的潜在干预靶点。
“这个发现也改变了我们的一个认知。”她说，以往大家都认为近视是一种眼病，如今知道了这些高度近视患者可能比常人更焦虑后，对医生来讲，在治疗上也要多关注除了眼病之外的身心健康，给予他们更多关怀，“从临床现象到发现新机制，最终回归、指导临床，这可能是做科研最大的意义”。
而像竺向佳这样用基础科研指导临床实践的医生群体，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今年也将有新的资助倾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此前接受采访时表示，医学与“四个面向”的每一个“面向”都密切相关。医生搞科研发论文是好事，但要符合现实规律，不能提不切实际的要求，逼着医生为了晋升去发一些无用的论文。
窦贤康表示，计划今年进行试点，加强临床医学科学家资助力度，为愿意做科研的优秀医生单列一个赛道，增加杰青名额。我们要求申请者是一个好医生，同时也要有兴趣做科研，鼓励他们与做基础研究的科学家合作。此外，以往的专家评委大多是做基础研究的专家，我们将在这个板块调整评委构成，三分之二左右的专家应该是医生，三分之一左右是做研究的学者。
谈及对科研和临床并行的看法，竺向佳认为，结合她自身的成长经历看，临床和基础科研并行的过程对自身发展非常有意义。“从临床中能获得原始创新的想法，你再去用科研的手段解决你的这个疑惑和问题，最终能回到临床并指导临床。”
AI和数据助力手术
随着AI技术的不断发展，积累了大量临床数据的竺向佳也开始尝试和专业计算机领域团队合作，来提高诊疗效率和质量。
她介绍：“我们自己已经做了一个非常完整、一万多人的高度近视专有的数据库。所以这个数据库也慢慢地形成了正向循环，成为我们工作的基石，另外我们还建立了高度近视白内障的智能分级和疗效预判系统，并综合构建了智能手术决策系统。”
她对记者解释，怎样正确去决策高度近视白内障的手术，其实非常依赖医生的临床经验，如何把经验普及开来，AI就是一个很好的手段。
竺向佳对记者介绍，该决策系统可以为医生推荐高度近视白内障适宜的治疗方式（如推荐进行白内障手术、眼底手术、联合手术或随访等），并对术后疗效进行预判，还可进行手术风险的评价。
她说，针对高度近视人工晶状体度数测算困难的痛点，他们携手计算机领域专家研究出了AI的优化计算公式。在高度近视群体的准确性优于国际金标准，术后误差在±25度以内的比例，可以达到50%；如果是误差在±50度以内的比例，可以达到80%，这就为功能性人工晶状体在复杂高度近视眼内的应用提供了更好的依据。
竺向佳表示：“之所以要做我们国内自己的公式，是因为国外开源的一些公式他们机器训练时用的都是欧美人的数据，这个和我们亚洲高近视人群情况有很大差异，产生的误差就比较大。”这种差之毫厘的误差，会导致在病人眼球中植入人工晶状体时产生较大危害。
要扩大面上基金支持
在从读书至今一路获得多项资助的竺向佳看来，虽然她自己申请到了不同阶段和级别的资助，但如今的年轻人，面临的竞争压力也越来越大。
“除了最开始的青年基金项目，后面再申请面上基金项目，年轻医生在面对专家评审的时候就需要有突出的亮点，否则会比较难，尤其是在差不多同等的条件下。”她告诉记者，不少年轻医生非常优秀，博士毕业之后青年基金“一把过”，但是很多人都卡在了面上项目上。
作为资助我国基础研究的主要渠道之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已形成了包括多种项目类型的资助格局。在具体类别上，主要有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地区科学基金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创新研究群体项目、联合基金项目等。
她提到的“青年基金项目”，更注重培养青年科学技术人员独立主持科研项目、进行创新研究的能力，单个青年基金项目的执行周期为3年，它往往是多数青年研究者的“第一桶金”。在中选“青年基金项目”之后，往往会继续申请广泛覆盖各学科领域的“面上项目”。
“面上项目是不是可以适当做一个年龄的分层，按照年龄的层次去做评价。不然就是明明很优秀的年轻人，中途资助就断档了，他们在后面可能就很难有持续产出。”竺向佳表示。
竺向佳提到的现象，在今年国自然公布的数据中也有反映，根据国家自然基金委公布的关于2024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集中接收申请项目评审结果的通告，结合前几年的资助数据来看，2024年面上项目的资助率，由2023年的16.99%跌至今年的11.66%。
“基金委的资助会对我们产生正向循环，往往在获得第一个面上项目后，大家可能就对你的认可度确实会更高一些。也希望能多给年轻医生一些机会。”竺向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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