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迅速占领了大片土地，到1932年，日军几乎占领了整个中国东北地区，日军人数也急剧扩大，与此同时就需要更多的马匹，由于没有办法迅速从日本国内补充，于是决定征集中国东北当地的马匹作为应急措施。

相对日本国内而言，中国东北地区兽疫频发，特别是马鼻疽极为猖獗。

驻扎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之所以对军马的防疫工作特别重视，是因为中国东北不仅有鼠疫、霍乱这样流行于人类的瘟疫，而且对军马来说也是一个可怕的病原菌巢穴，特别是在日本内地完全没有见过的马鼻疽这样的恶性传染病。

中国东北部地区自古以来就一直饲养的马、驴、骡子等牲畜，对于这种病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免疫力。

但是由日本国内运送过来的军马可以说是处于完全没有抵抗力的状态，一旦感染上这些传染病，病情就会急剧恶化，特别是感染鼻疽病的时候。

为了应付这一问题，不仅要对日本马进行防疫，还必须要把征集来的产自中国东北的马匹中患有鼻疽的马排除出去，于是成立了关东军病马收容所。

侵华日军第100部队这个称谓并非早有，而是由“满第一〇〇部队”的通称号而来，也就是关东军军马防疫厂，最早可以追溯到“九·一八”事变后设立的关东军临时病马收容所。

目前，关于关东军病马收容所成立的时间有不同的看法，

一、1931年11月成立一说，持有此种观点的有陈致远、张玉雪、日本江田泉等，其依据的资料是安达诚太郎于1954年8月16日的口供。

二、1931年9月20日一说，持有此种观点的学者是赵士见，其依据的资料是《日本陆军兽医部史》。

针对以上两种观点，我认为1931年9月20日一说较为可信，理由如下：1931年11月一说依据的资料是安达诚太郎的口供，首先，凭借个人回忆的安达诚太郎口供本身就不是很准确，尤其对于回忆已经相隔有十年以上时间的具体日期。

其次，安达诚太郎是在1932年8月8日继任关东军病马收容所的第二任所长，第一任所长是小野纪道，安达诚太郎并不是该所成立时的第一任所长，也就是说安达诚太郎未必是该所成立时的亲历者，而且这个证言在现阶段还不能从官方文件得到确认，所以其口供中的1931年11月成立一说可信度并不高。

相反，《日本陆军兽医部史》一书明确记载了关东军病马收容所成立的时间：“关东军兽医部部员和一名书记官在1931年9月19日前往奉天，9月20日早上6点设立病马收容所”。

该书能将成立时间精确到具体的小时，应该依据的是有关关东军病马收容所成立的日方档案，所以关东军病马收容所成立的时间应为1931年9月20日。

上述论断，仍有一处存疑，关东军病马收容所是否等同于关东军临时病马收容所，病马收容所前面究竟是否有“临时”二字，也就是说这两个名称指的是同一个机构，还是存在一个从关东军临时病马收容所向关东军病马收容所的过渡。

为了弄清以上问题，可从两个称谓的出处：

一、关东军临时病马收容所的出处来自于上文提到的安达诚太郎的口供。

二、关东军病马收容所的出处来自于官方记录，包括上文提到的1931年9月20日设立病马收容所以及“昭和7年8月8日病马收容所所长·安达诚太郎”。

那么为什么安达诚太郎证言中会出现“临时病马收容所”的这个称谓呢？

我认为安达诚太郎极有可能是被1933年成立的关东军临时病马厂中的“临时”二字所误导，才会在记忆中形成“临时病马收容所”这个称谓。

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官方记载有“临时病马收容所”这种表述，我推测关东军临时病马收容所应该指的就是关东军病马收容所。

综上所述，病马收容所应该是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局势混乱时匆匆设立，1931年9月20日早上6点，在沈阳设立关东军病马收容所，100部队的前身自此正式成立。

称号变动

1933年2月15日，关东军病马收容所改为关东军临时病马厂。在安达诚太郎的证言中，虽然没有记录明确的更改称号的时间，但是安达提到1933年8月兽医中佐高桥隆笃任职于关东军临时病马厂。

100部队成员三友一男也在其回忆录中提到，1933年并河才三中佐任关东军临时病马厂的长官。

由此可见，更改称号的时间应该在1933年或者是在这个时间之前。这个结论在日方档案中的得到了证明，根据日本防卫省档案，1933年2月15日上午9时，关东军病马收容所在“新京”改为关东军临时病马厂。

1936年8月1日，在关东军临时病马厂的基础上设立关东军军马防疫厂，这在《帝国陆军编制总览》中有明确的记载。

实际上，早在1936年4月23日就已经筹划对关东军临时病马厂的改编工作。

驻满部队的新设及增强改编”中所提及的以下内容，可以明确。“第二十四、关东军军兽防疫厂的新设增强。

按预定计划，于昭和11年度由关东军改编临时成立的病马厂，使之成为收治伤病马、防疫、细菌战对策的研究机关，为此新设关东军军兽防疫厂（关东军军马防疫厂）。

并且，随着驻满部队增加等，于昭和13年度以后将其一部扩充。”1936年6月25日，关东军临时病马厂开始改编，8月3日，上奏日本天皇和陆军省，完成对关东军军马防疫厂的改编，8月8日，得到批准。

1938年12月1日，关东军军马防疫厂的第二次改编完成，并且再次上报日本天皇和陆军省。

关东军军马防疫厂的正式建立及其两次改编在100部队历史上有着重要意义，其建立和改编皆是在日本天皇的敕令下由日本参谋本部和陆军省批准后进行，其所犯的细菌战罪行可以说是日本国家犯罪。

1937年9月1日，关东军军马防疫厂被称为“高岛部队”，自1940年3月9日起，关东军军马防疫厂又被称为“并河部队”。

1937年9月1日，日军颁布《关于动员部队称呼的件》，规定隐藏日本本土外部队的名称，以部队指挥官的姓氏为部队代号，此时，关东军军马防疫厂的厂长是高岛一雄，所以被称为“高岛部队”。

《帝国陆军编制总览》记载，1940年3月9日，并河才三任关东军军马防疫厂的厂长，所以该部队又被称为“并河部队”，这两个称谓都在三友一男的回忆录中得到了证实。

1940年11月14日，日本关东军发布《在满诸部队通称号规定》，兵团文字符统用“满洲”，关东军军马防疫厂据此改用通称号“满洲第一〇〇部队”，也就是现在逐渐趋同的称谓“侵华日军第100部队”的由来。

1945年4月20日，根据《陆军部队战时通称号规定》，100部队将通称号改为德25207部队。由于该规定发布不久后，日本就已经战败投降，所以“德25207部队”这个称号并没有广泛流传，后来该部队成员的证言基本都是用“100部队”来代指关东军军马防疫厂。

综上所述，100部队并不是在1936年作为关东军军马防疫厂突然出现的，而是与其前身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

100部队的前身关东军临时病马厂成立于1933年，并河才三中佐任关东军临时病马厂的长官。

从伯力审判材料所提到的几位战犯所讲的部队长由并河才三、高岛一雄、并河才三（再任）到若松有次郎的变动，以及将部队称为“并河·高岛部队”而非称为“高岛·并河部队”，可见，关东军军马防疫厂的前身正是由并河才三担任厂长的关东军临时病马厂。

而关东军临时病马厂的前身即为1931年9月20日所设立的关东军临时病马收容所。

100部队（关东军军马防疫厂）与其前身关东军临时病马厂以及关东军临时病马收容所是一脉相承，100部队自其前身成立之时就紧随日本侵华的步伐，随着日本侵华的深入而逐渐调整和改编，变换各种称号，其细菌战能力也随之提升，不断配合着日军侵华的步伐。

驻地变迁

100部队的遗址位于今长春市西环城路上，其本部驻地并不是一直位于这个地点，而是经历了多次的搬迁和扩建。

100部队的前身关东军兵马收容所于1931年9月20日成立于奉天（沈阳）。关于关东军病马收容所成立时的地点，在《日本陆军兽医部史》一书中有明确记载：

关东军兽医部部员和一名书记官在1931年9月19日前往奉天，9月20日早上6点设立病马收容所”关东军病马收容的第二任所长安达诚太郎也在其供述中提到该所的位置：

“病马收容所是一○○部队的前身部队，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至一九三三年七月三十一日，一年时间我担任了所长（第二任）的工作……地点在奉天市守备队练兵场西北角，修建了简易木房2栋（10×8公尺）及能收容50匹马的临时马房一栋。”

从上述两则资料，我们可知，1931年9月20日，关东军病马收容所成立于沈阳，但据目前发现的资料还无法确定其成立时具体位于沈阳的哪个地点。安达诚太郎于1932年8月1日开始担任第二任所长时，该所地点是位于奉天（沈阳）守备队练兵场西北角。

至于该所从沈阳搬迁到长春的时间，目前还无法从官方记载中得知，只能从仅有的相关资料推测。安达诚太郎在证言中提到：“一九三二年十月关东军司令部从奉天迁到长春，这时病马收容所也搬到长春市外宽城子。”

可见，关东军病马收容所是跟随关东军司令部搬到长春，可以推测其搬迁时间应为1932年10月或者之后。另根据一份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的防卫省档案记载，1933年2月15日成立在“新京”（长春）成立关东军临时病马厂。

这份官方档案虽然没有记录其搬迁到长春的时间，但根据其记载的在长春成立关东军临时病马厂的时间，可知搬迁到长春的时间应在此之前。

根据以上史料推测，关东军病马收容所从沈阳搬迁到长春的时间应为1932年10月前后，最迟在1933年2月15日之前。

1936年，关东军军马防疫厂成立后，业务随之扩展，厂内人员增多，由于位于“新京”（长春）宽城子的厅舍过于狭小，1938年开始在长春市孟家屯地区建造新的营区，1939年开始从长春宽城子营地向长春市南部的孟家屯新营地转移。

新营地位于日军营群中间地带，东西宽约0.5公里，南北长约1公里，在随后扩建后，该部队占地面积36万平方米，有百余间房屋。这个搬迁后的新营地也就是今天长春市西环城路上的100部队遗址所在地。

100部队的驻地经历了从沈阳到长春宽城子，再到长春孟家屯的转变，其中，关东军病马收容所成立于沈阳与日本关东军炮轰沈阳北大营的时间几乎同步，伪满洲国成立后，关东军病马收容所又随着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一起搬迁到长春。

随着日本的全面侵华，关东军军马防疫厂随后就开始扩建营地并且搬迁到了长春市的孟家屯，又随着1945年日本战败而一起覆灭，100部队驻地的变迁，可以说是紧随着日本侵华的步伐，100部队驻地变迁史就是日本侵华史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