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文学讲座教授、北大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北京大学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所长。2015年2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12月16日(注：2017年)上午，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举行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成立大会上，著名人文学者、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陈平原先生受聘为该高研院的高级研究员。虽然是抱病出席活动，但陈平原教授的致辞保持着一如既往的犀利。他指出：
人文学在当下的没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人文学者在整个社会的声音还很小。人文学者不应该成为“深宫怨妇”，应该学会大声地、准确地、雅致地发声。
艺术与人文高研院礼聘的16位高级研究员，院长刘梦溪先生认为都是个性鲜明、“极特殊之人”；陈平原则用“歪瓜裂枣”一词自嘲，认为人文学者不能被“造大船”的风气所裹挟，人文学也不应该随大流往智库的方向走。
94岁高龄的著名学者叶嘉莹先生题词：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以下是陈平原先生的讲话实录：
01
刘梦溪先生打电话告诉我，要成立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因为去年我不断地谈一个问题：人文学的没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比起八十年代，比起五十年代，比起十九世纪，今天人文学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是逐渐被边缘化的。比起科技的突飞猛进，比起社会科学的发展，人文学要弱很多。
今天在大学里面教书的也能感觉到这一点。八十年代招生，中文系招的可以说是文科里面最好的学生。而如今，北京大学还好，其他大学的文史哲其实是有第二次录取的，因为有的学生考上了这所大学，不见得会愿意来念文史哲。所以大学里面文史哲的没落，你可以理解到它在整个社会中的位置。
之所以不断地有人来谈人文精神、人文学、思想复归等等，其实都是问题重重，才需要有这么多人来谈。人文学者本来就比较内敛，一般不太愿意吹牛，或者好的人文学者大多是这个样子的。而比起社会科学家的侃侃而谈，比起自然科学家的霸道、经济学家的蛮横，你会觉得人文学者在整个社会中的声音很小。所以我去年就说了一句话：人文学者应该学会大声地、准确地、雅致地说出人文学的好处！
为什么需要人文学？人文学者自己都说不清楚，你还埋怨别人？所以人文学者不应该成为深宫怨妇，我们应该站出来说人文学是做什么的，我们为什么对这个社会有贡献，我们对人类的未来到底能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因此，对于那些能够挺身而出做这些事情的人，我都表示景仰，表示支持。所以，当时刘先生与我说要成立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话还没说完我就答应了，这是第一。
02
第二，我一看刘梦溪先生发来的高级研究员的名单，就觉得可以接受。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有好多“歪瓜裂枣”。为什么这么说？用刘先生的话说，就是性格上有特别之处的人物，这些人是没办法组成一个团队的。相反的，我就特别担心参加到一个团队里面，被“造大船”这样的风气所裹挟，你当船头，他当船尾，他当桅杆，然后我们合起来撑起一个重大课题，然后成为国家的智库。我特别不喜欢人文学也往智库这个方向走。
其实人文学者，他们的才华主要不在一时一地，他们的能力也不在这个地方。例如说，奥运会来了，我们成立一个奥运会研究中心；“一带一路”来了，我们成立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一旦这类的机构充斥在大学里面，拉了很多“金柜”，我不知道人文学者还能做多少事情。
我认为，社会科学相对来说能承担智库的一些责任，人文学基本上不是做智库的。而且我们说出来的那些话，领导是不知道的，基本上没有用处。我看刘先生给我发来的名单上（高研院高级研究院名单），每个人都不一样，这些人都是有性格的，这些人合在一起，刘先生要是想让我们去申请一个什么国家重大项目，那是做不到的，我们也是不参加这种活动的。所以说，把这些“歪瓜裂枣”，或者说不太主流的、一肚子不合时宜的人文学者合在一起，我们来对话，我们来思考，我们来表达，我们来做出我们对当下的社会的贡献，我想，这是可以接受，而且也愿意接受的。
03
第三，艺术研究院的领导也说了，艺术研究院在艺术方面是有很大的造诣，但人文学方面不是他们的长项。而这一点在综合大学里面恰好相反，有很强的人文社会科学的院系，艺术学科、新闻学科都是很弱的。在教育部的学科群里面，就发现一点，艺术非常的边缘，把艺术和人文放在一起，这个场合恰好可以让人文学者更多地理解艺术、艺术史以及艺术研究学者们的工作。所以艺术研究院和综合大学来做这个（艺术与人文研究）还是挺好的。
结语
最后我想说一个我很佩服刘先生的事情，就是他经常是“无中生有”。
九十年代他办《中国文化》的时候，正是我和汪晖、王守常办《学人》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同时起步，我很佩服他“无中生有”，就是他能不断地变出一些东西来，而这些变化恰好跟我的思路不一样。我觉得《中国文化》我们做不成，因为当初我特别信任或者说特别相信章太炎的思路——学在民间，所以我们希望在民间坚持学术，基本上不跟“官府”打交道。九十年代我们基本上走的是这条路，因为那时候国家穷，没有什么钱来资助学术。
新时代以后，国家越来越富，体制越来越坚强，制度规定越来越严密，成果也越来越多。早年刘先生告诉我说，不能够这样老想着在体制外运作，长期在体制外运作是没办法坚持下去的。日后证明他的判断是对的。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像我这样的一批学者们，进入新世纪以后，各自在发展过程中会受到很多限制。而刘先生在艺术研究院这棵大树下，能很好地吸纳民间的力量。《中国文化》杂志的编印，像九十年代就同时在几个地方印，这都不是一般的机构能够做到的。
然后到新世纪，我们知道他“变”出了中国文化研究所，现在又“变”出了一个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都是在政府或者体制的里面和民间达成某种合作，而这种能力是一般人做不到的。有的人能做民间的，有的人能做“官府”的或者体制的，而像刘先生这样把一些民间的力量、民间的学术，包括资源和艺术研究院的支持这种体制的力量结合在一起，来做这种学术试验，在当下的中国是很少见的。所以，我表示佩服!
文章来源：凤凰国学，小为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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