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笛，中国现代微观历史学开创者，国际著名历史学者。澳门大学人文学院讲席教授，曾任美国得克萨斯A&M大学历史系教授。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博士。主要关注中国社会史、城市史、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和微观史的研究。
学术代表作有《历史的微声》、《走进中国城市内部（修订本）》、《跨出封闭的世界》、《街头文化》（中文版和英文版）、《茶馆》（两卷本，中文版和英文版）、《袍哥》（中文版和英文版），著有历史非虚构作品《消失的古城（增订本）》、《那间街角的茶铺》、《碌碌有为》。
其作品2005和2019年两次荣获美国城市历史学会（UHA）最佳著作奖，并获首届吕梁文学奖、单向街书店文学奖、《亚洲周刊》“2022年全球华人十大好书”等奖项。
怎样进入中国城市内部
当我们说到日常生活，人们可能会认为那不过是司空见惯的东西，所以没有意义。但是我认为，日常生活的意义，不亚于那些宏大的叙事。因为只有日常和我们密切相关，我们注重日常，就是注重我们的文化，注重我们的生活方式，告诉世界我们是从哪里来的。
空间就是我们生活的范围，每个人都在特定的空间中活动，空间有着极大的包容性。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我们可以进行各种活动，可以是经济的，也可以是社会的，还可以是文化的。
而且我们在这个空间里，继承传统的同时，不断地创造新文化，发展新空间。现实的空间和过去并不是割裂的，而是连接的，并能引导我们的日常到美好的未来。今天，我们实际上也在谱写城市新的日常史诗。
所谓的史诗不一定就是大事件，不一定就是大叙事，而经常就是我们身边真真切切的生活，一个小空间，一个小家庭，一个普通人，集合在一起，就是无限的空间，就是千千万万的人，就是日常的史诗。
那些宏大的事件，看起来波澜壮阔，但不可绵延持续；而日常才是永恒的，值得我们不知疲惫地吟诵。
告别宏大，进入城市内部
宏观和微观两者是否可以结合起来？其实无论是写宏大的题目，还是微观的题目，都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历史。如果仅仅是从一方面看，肯定是不完备的。两者不仅是有没有可能结合起来的问题，实际上是必须结合起来。
我也曾谈到过“以小见小”，就是说如果不能做到“以小见大”的话，那么“以小见小”也不错。当然，我的意思是退一步来讲这个问题。
实际上作为历史研究来说，我们要有这样的史学思考：哪怕是选一个小问题，但是应该考虑到在这个问题上，是否能够帮助我们回答一些大问题。
如果回答是肯定的话，那么研究这个小问题就更有意义。就是说，不仅是把小问题弄清楚了，而且是能够从更抽象的层次来认识大问题。
成都第一劝业场正面图
以我的研究为例，在《街头文化》里，我虽然讲的是成都的街头文化，但主要讨论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关系，而这样一个关系，实际上就远远跳出了成都的街头文化。
因为这个问题存在于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甚至可以超越中国。比如在西方城市中，也存在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关系。
卡洛·金茨堡（Carlo Ginzburg）的《奶酪与蛆虫》，也是研究大众文化，研究正统文化和异端文化的冲突。
把小问题放到学术界普遍关注的讨论之中，这就是以小见大，让那些不研究成都，不研究中国文化的人，也从这个研究中得到启发和思考。
特别是有的研究西方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学者，读《街头文化》，也能够从中国的案例中，和西方类似的问题进行一种对话。
我想那就是为什么《街头文化》出版以后，获得了美国城市史学会的最佳著作奖，颁奖词也体现了这个意思。
成都北门的人群
甘博（ Sidney D. Gamble）摄影收藏
《茶馆》的第一卷也是这样，不再是回答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关系，而是通过茶馆的研究，试图分析地方文化和国家文化之间的冲突，地方文化又是怎样反抗国家文化对地方文化的打击。
所以虽然讲的是茶馆，讲的是一个小的公共空间，但它也超越了茶馆本身，超越了成都，甚至超越了中国的地方和国家的关系，超越了中国的公共生活。
因为西方历史学家也关注公共空间、公共生活、公共领域等问题。他们也讨论诸如咖啡馆、酒吧等等这样类似的问题。
总之，我认为宏观和微观是需要结合起来的，讨论小问题的时候要能够去回答大问题，而在研究大问题的时候也要关注细节。
中国学界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我们要研究“重大课题”才有意义，以此评价一个史学研究是否重要，是否有贡献。所以就产生了所谓的一流题目、二流题目的说法。我不赞成这种提法。
通惠门
史学研究，大问题当然很重要，但是对历史学家来说，课题本身其实不是特别重要，最重要的是研究者是否能从研究对象后面发现更重要的东西。
卡洛·金茨堡的《奶酪与蛆虫》中的那个小磨坊主，一点都不重要，他就是那个时代意大利乡村的千千万万个农民之一，但金茨堡能够从这样一个人身上，发现后面大众文化、宗教、世界观的大问题。
其实孔飞力（Philip Kuhn）的《叫魂》里面的许多人物，不管是石匠、游方僧，还是乞丐，他们都不是重要人物，但是作者从他们身上所发生的故事及其处理方式，发现了乾隆和国家官僚体制之间的矛盾。
所以，关键是能不能从小问题上，从那些看起来只是蛛丝马迹中，挖掘出或者察觉到后面的大问题。而且，这不是说去很勉强地牵扯上联系，而是逻辑的探索。而所谓“一流题目”“二流题目”，反而会误导我们。
我们作为研究者是不是能够透过表面的历史尘埃，看到隐藏在后面的实质，这才是重要的。
研究日常，去哪里寻找资料
《茶馆》第一卷，描写民国时期的茶铺，资料主要来自旧报纸。例如，在民国成都持续出版时间最长的《国民公报》。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图书馆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借来了微缩胶卷，我在霍普金斯大学图书馆通过阅读器放大来看，然后将关于茶馆的资料复印下来。
我还通过熟人去四川省图书馆查阅老报纸。有一段时间，四川省图书馆因为修建新址，大量旧报刊都打包存放在郊区一个工厂的仓库里，这些资料都还没有数字化，只能一页一页去翻。
我对茶馆的田野考察是从1997年开始，一直到2003年最后完成。比较集中的考察，就在这六七年时间。我的调查和社会学不一样，社会学的调查一般都要做问卷，然后根据问卷进行分析。
我曾经也想过这样做，连问卷都设计好了，但最后没有采用这个方法，因为我觉得我要回答的问题是历史的问题。我学术生涯的早期很重视计量，如果我要用问卷的话，实际上最后要把它们转化成数字，进行计量的分析。但数字和计量的分析对我试图回答的问题关系不是很大，所以后来我放弃了。
成都春天花会
说得更具体一点，我到茶馆去，看起来不像一个研究者，而是一个普通茶客，我用自己的眼睛来观察周围的世界，把我所听到的、看到的以及和茶客们的交流，把他们的故事，记录下来。其实这种方法，有点像文学家深入生活一样，也是到现场去了解和观察。
我在茶馆和别人讲话的时候，也从不做录音，不做笔记。而是作为他们中间的一员，跟他们进行一种平等的交流。而在每天考察结束以后，才详细记录一天的所见所闻。
我的调查也不同于人类学，虽然受到人类学的启发。
我自己对人类学也非常感兴趣，但是和人类学最大的不同是所要回答的问题不一样。
我强调的是国家权力是怎样影响到日常生活和公共空间的。人类学者虽然也到茶馆里面去考察，去听这些故事，但他们是要分析人或群体的行为，行为方式上有些什么规律，或者从人与人交往之间发现了一种解释的模式，或者是在文化上有些什么内在的逻辑，等等。
而作为一个历史学者的我始终在想，个人在国家的影响之下，不管是控制还是开放的时候，人们的生活怎样受到这种国家权力的影响；而且外部政治发生的变化，怎样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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