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帷幄上奏权的存在，让日本军方完全不受民选内阁节制，反倒可以与天皇势力结合起来，架空内阁，建立军事独裁统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远东战场上，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那就是参与那些深刻影响世界局势，重大军事行动决策的人员，多半并非日本的高级军政人员，而是来自日军基层的中下级军官及参谋人员。

譬如九一八事变的主谋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在当时只是两个不带“长”的关东军小参谋，然而正是这两个看起来并不起眼的参谋，在短短四个月的时间里，将辽阔富饶的关东原野踩在了自己的侵略铁蹄之下。

七七事变的主谋、自称“打响了帝国强盛进程的信号枪”的一木清直，在当时也仅仅只是日军中国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少佐大队长，并非高级军事指挥官，然而正是他精心策划了宛平事件，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

号称“战争之神”的迁政信，也同样只是一个参谋军官，然而无论是在一二八事件、诺门坎战役中，还是在后来日军对菲律宾、马来亚、新加坡、缅甸、泰国的入侵、日美瓜岛决战中都有他的影子。

相较之下，日本法西斯的盟友纳粹德国，与法西斯意大利的重大军事决策，几乎都来自于最高层，无论是入侵西欧的曼施坦因计划，还是进军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都是希特勒本人亲自拍板，几乎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德军高级将领敢于自作主张，擅自对重大军事行动做出决策，遑论中下级军官。

那么比起德意两国，二战中的日本战犯，为何会大多出身基层呢？为何日军中的中下级军官，能够参与多项重大侵略阴谋的决策，成为日本法西斯对外侵略战争的主导力量呢？

德意日法西斯统治结构的不同之处

众所周知，德意法西斯专制统治的建立，都是依靠一个来自民间的领袖组建法西斯政党，然后通过合法选举，或非法政变的方式夺得政权，建立起法西斯独裁统治，然而日本显然并非如此。

相较之下，德意法西斯借助西方政党政治，以政党形式登上政治舞台，而日本法西斯却是以日本军阀势力为主导的军阀法西斯势力。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虽然名义仿照西方民主制度，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建立了天皇制之下的民主宪政。

然而日本的宪政民主从一开始就极为脆弱，《大日本帝国宪法》不仅保留了许多旧贵族的特权，还极力维护天皇的权力，以至于通过“帷幄上奏权”的形式间接将军权交给天皇，形成一种类似今日泰国的表面实行君主立宪民主政治。

实则由君主掌握军队架空内阁的畸形君主立宪体制。帷幄上奏权的存在，让日本军方完全不受民选内阁节制，反倒可以与天皇势力结合起来架空内阁，建立军事独裁统治。

世界经济大萧条爆发之后，日本经济受到沉重打击，失业率高涨，人民生活日益困苦，而在这种情况之下，日本统治阶级为平息人民怒火，防止爆发社会主义革命，而大力扶持日本法西斯势力，企图借侵略战争缓和国内矛盾。

日军内部的法西斯军阀势力也开始日益膨胀，他们打着“昭和维新”的旗号，无视政府内阁的权威，以维护天皇的名义，展开了一系列包括暗杀在内的活动，包括滨口雄幸、犬养毅、斋藤实在内的三位首相，连续遭到日本法西斯分子暗杀。

1936年的2月26日爆发了由日军法西斯分子发起、以“清君侧”为名的二二六兵变，叛军一度占领东京市中心，还枪杀了两名内阁大臣和教育总监，虽然兵变最终因日本军阀集团的内讧，以及天皇的不满而以失败告终，却极大地提高了日本军阀干预政治的能力。

二二六兵变后，面对恐怖肃杀的政治氛围，日本政界再也无人敢与军阀法西斯势力相抗衡，日本原有的政党内阁政治几近瘫痪。军阀法西斯集团与天皇相互勾结，架空日本内阁，从此日本首相只能是军阀们的傀儡，完全丧失了独立性，甚至到最后直接让东条英机这样的日本军阀代表上台组阁，实现日本军阀势力对内阁的直接控制。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早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前，骄横跋扈的日本军阀，就已经不听日本内阁节制，远在东北的关东军更是形同独立王国，因此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才敢于以参谋之卑，悍然策划发动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发生之时，日本内阁当局原想尽快平息事件，而不愿关东军扩大战端，导致局面一发不可收拾，无奈关东军根本无视日本内阁的指令，非但没有就此收拾，反倒占领了整个东三省，还扶持清废帝溥仪建立起了伪“满洲国”。

伪满政权立国之初，即使是日本当局也并未予以承认，可关东军还是“自己做主”承认了自己一手扶持的傀儡。

日军参谋的不同之处

其他国家军队的参谋，大多在军事决策中仅仅处于辅助地位，受制于军事主官而必须听从主官命令行事。相较之下，日军参谋的权力和地位就要高很多，仅在隶属关系上，日军参谋就并不隶属于军事主官，而只隶属于上一级参谋。

如此一来，日军参谋完全拥有“独立行事”的能力，能够参与策划诸如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之类侵略阴谋自然也就不以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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