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死后，51岁的李卫随之气绝身亡，乾隆：一介庸奴竟敢托名立庙|乾隆帝|康熙|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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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卫出身汉人家庭，其仕途贯穿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李卫家境富裕，他不愿走科举之路，而是选择花钱买官。康熙五十六年，他购入员外郎一职，虽为闲职但他尽职尽责。两年后升任户部郎中负责重要事务，在管理银库时，他不畏亲王权势，巧妙制止其属下的贪污行为，赢得雍正赞赏。

雍正登基后对李卫大力提拔，起初任命他为直隶驿传道，后改任云南盐驿道，让他解决私盐问题。李卫在云南盐驿道任上政绩显著，打击豪强和涉私盐官员，整顿盐政。虽遭朝中官员诋毁，但雍正更加信任他。

雍正二年李卫升任云南布政使；三年担任浙江巡抚；四年兼任两浙盐政使；五年升任浙江总督。他在任上致力于解决私盐问题，组建缉私队伍加强巡查，抓获盐枭增加盐税，同时开展民政工程，修筑海塘打击海盗，赢得百姓赞誉。雍正对他不断加封，先后授予兵部尚书、太子少傅等职，直至驾崩。

乾隆继位后李卫起初仍受重用，兼管直隶总河，在江浙任职，负责盐务和治安。他公正处理土地纠纷案，获乾隆赞赏，被赐团龙补服。乾隆对他存有猜忌，担心其 “功高震主” 及形成政治势力。

1738 年李卫因与太监谈笑被乾隆撞见，乾隆认为他有违臣子本分，下令严斥并移交吏部议处。李卫悲愤交加旧疾复发去世，享年五十一岁。死后乾隆肯定其功绩，按总督之礼祭葬，赐谥号 “敏达”。

但在乾隆第五次南巡时，发现李卫及其妻塑像在山湖花神庙内被供奉，乾隆认为这是对皇权的挑战，下令撤像烧毁，并指责李卫 “仰借皇考恩眷任性骄纵，初非公正纯臣，讬名立庙甚为可异”。

李卫并非如乾隆所言 “一介庸奴”，他出身虽非科举正途，但在为官期间展现出勤勉正直、不畏强权的品质。他在雍正朝为治理地方做出诸多贡献，赢得百姓爱戴。所谓 “托名立庙” 是百姓自发行为，是对他功绩的肯定，乾隆的指责是出于对皇权的维护和对李卫的偏见。

李卫的一生反映了封建王朝中臣子命运与皇权更迭的紧密联系，在不同皇帝统治下，臣子的境遇可能发生巨大变化，即使有才能如李卫，也难以摆脱皇权的影响。

他的仕途起点与传统科举出身的官员截然不同。在封建官场中，科举出身往往被视为正途，这些官员在官场中通常更受尊重，晋升路径也相对清晰。他们凭借深厚的文化素养和对儒家经典的精通，更容易获得上级的赏识和信任。

他通过捐官进入仕途，大字不识几个却能凭借自身的才能和勇气在官场中崭露头角。这表明在封建官场中，虽然科举出身占据优势，但能力和品德同样是决定官员命运的重要因素。李卫在处理政务上的果断、对贪污腐败的零容忍以及为百姓谋福祉的决心，使他在雍正朝获得了极大的重用。
雍正帝用人不拘一格，他看重李卫的实干精神和正直品质，不因其非科举出身而轻视他。相反雍正帝将李卫视为整治官场腐败、解决地方问题的得力助手。他对李卫的不断提拔，不仅是对李卫个人能力的认可，也是其用人策略的体现。雍正帝通过重用李卫这样的实干家，打破了官场中因循守旧的局面，向其他官员传递了注重实际工作能力的信号。

乾隆帝即位后，面临着巩固皇权的重要任务。他对李卫的态度既包含了对其能力的认可，也充满了对权力平衡的考量。一方面他需要李卫这样经验丰富的老臣来维持地方的稳定和政务的正常运转；另一方面他又担心李卫的威望和影响力会对自己的皇权构成威胁。这种矛盾的心态导致他在对待李卫时采取了既重用又猜忌的复杂态度。

李卫的故事让我们思考封建官场人才选拔制度的合理性。科举制度虽然在选拔文化素养高的人才方面有其优势，但它可能会忽视那些具有实际才能但缺乏科举背景的人。现代社会的人才选拔应更加注重多元化和全面性，不仅要考察知识水平，还要关注实践能力、品德修养和创新精神等多个方面。

在封建王朝臣子的命运与皇权紧密相连，李卫的一生体现了臣子对皇帝的忠诚以及皇帝对权力的掌控之间的微妙关系。臣子需要在展现自身才能的同时，保持对皇权的绝对忠诚，以避免引起皇帝的猜忌。而皇帝则需要在利用臣子能力的同时，合理地平衡权力，防止臣子权力过大威胁到自己的统治。这启示我们在任何组织或社会中，权力的分配和制衡都是至关重要的，同时成员之间的忠诚和信任也是维持组织稳定和发展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