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因曹爽放弃抵抗而很快获得成功。接下来，如何处置曹爽兄弟及何晏等曹氏党羽，便成为引人注目的时局焦点。司马懿针对曹爽发动政变，其理由在他上齐王芳的奏疏里讲得很清楚：曹爽“背弃顾命，败乱国典”，结党营私；齐王“但为寄坐”，不安于位；司马懿本人受明帝顾命重托，有责任改变这种局面。他提出的解决方案为：罢除曹爽及其弟羲、训吏兵，以侯就第。这个方案在曹爽放弃抵抗后得到实施。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终结。据《三国志》卷九《曹爽传》记载：
初，张当私以所择才人张、何等与爽。疑其有奸，收当治罪。当陈爽与晏等阴谋反逆，并先习兵，须三月中欲发，于是收晏等下狱。……于是收爽、羲、训、晏、飏、谧、轨、胜、范、当等，皆伏诛，夷三族。
黄门张当是曹爽安置在宫中的亲信，被曹爽授为都监，曾私出掖庭才人十余人与曹爽为伎人。司马懿在奏疏里指控曹爽，其中一项为张当与曹爽“专共交关，看察至尊，候伺神器，离间二宫（指齐王芳、郭太后），伤害骨肉”，此人与曹爽关系颇深。司马懿以张当为突破口，炮制出所谓曹爽与何晏等“阴谋反逆”的大罪，于是诛杀曹爽兄弟、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桓范、张当等，夷灭三族。这实在是一桩骇人听闻的血腥巨案，也是自司马懿政变成功后政局的一次不小变动。历来政治斗争的法则为“成王败寇”，司马懿惩治曹爽一党，本不足为怪。问题在于，当初司马懿向曹爽发难，尽管数列了曹爽的种种“劣迹”，包括“背弃顾命，败乱国典”“候伺神器”一类的严厉指控，但并无确切证据指控曹爽“阴谋反逆”。同时据《曹爽传》注引《世语》记载：
宣王（司马懿）使许允、陈泰解语爽，蒋济亦与书达宣王之旨，又使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谓爽，唯免官而已，以洛水为誓。爽信之，罢兵。
司马懿对曹爽许诺“唯免官而已”，是由侍中许允、尚书陈泰、太尉蒋济等人公开宣示的，又以洛水为誓，不可谓不郑重，曹爽本人对此并无太多疑虑，因而有“我不失作富家翁”之语，束手放弃抵抗。司马懿的承诺，是瓦解曹爽的意志而迅速平息事态的重要诱因。由上述情况可知，司马懿对曹爽兄弟及其党羽所作的最终处置，较之政变时在定罪和惩治两方面均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尽管这无关曹爽集团倾覆和司马懿得势的大局，但对今后政局的走向将产生极大影响，而这种处置本身，也正是判断司马懿政变的性质之关键。
司马懿诛杀曹爽后，蜀汉大将军费祎曾设甲乙论“平其是非”，其结论是“爽无大恶”。费祎认为：“若懿以爽奢僭，废之刑之可也，灭其尺口，被以不义，绝子丹（曹真）血食，及何晏子魏之亲甥，亦与同戮，为僭滥不当矣。”这是当时局外人的看法，当属公允。在曹魏政权内部，蒋济曾抨击曹氏党羽丁谧、邓飏等“轻改法度”，又附从司马懿参与了政变。但在决定如何处置曹爽等人时，他却力主“曹真之勋，不可以不祀”。曹爽等伏诛后，蒋济拒绝晋爵增封，并上疏自绝于司马氏。当司马氏党羽无不为诛除曹爽集团而弹冠相庆，纷纷加官晋爵增封之际，蒋济的举动格外引人注目。蒋济举动异常，在于他从司马懿肆意剪除曹魏皇室宗子枝属的行动中，察觉出司马懿夺权篡国的野心，而不再认为司马懿政变是简单的政争行为。本章开头所述夏侯霸认为司马懿“自当作家门”，也应是有鉴于此。关于司马懿屠戮曹爽一党，《晋书》卷一《宣帝纪》记述道：“诛曹爽之际，支党皆夷及三族，男女无少长，姑姊妹女子之适人者皆杀之，既而竟迁魏鼎云。”这是把司马懿屠戮曹爽一党与司马氏最终迁移魏鼎联系起来，认为两者是前因后果的关系。同纪还记载说：
明帝时，王导侍坐。帝问前世所以得天下，导乃陈帝（司马懿）创业之始，及文帝（司马昭）末高贵乡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
王导向晋明帝讲述的司马懿“创业之始”，据文意即司马懿政变夺权和屠戮曹爽一党之事，此事按性质可与司马昭当政时弑杀高贵乡公曹髦并为一案。可见在晋代人心目中，司马氏正是以屠戮曹爽一党作为其“创业”之第一步的，而身为司马氏后裔的晋明帝，对此也不免感到震惊和惭愧。
司马懿作为魏晋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其政治品格不断地受到后人谴责，在此不拟深论。我们关注的是，司马懿违背承诺，制造罪名，大肆诛杀曹爽兄弟及其党羽，究竟对曹魏政局的走向产生了何种影响呢？
司马懿肆行屠戮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他以正始十年（即嘉平元年，四月改元，249）正月发动政变，诛杀曹爽；“二月，天子以帝为丞相，增封颍川之繁昌、鄢陵、新汲、父城，并前八县，邑二万户，奏事不名”；“冬十二月，加九锡之礼，朝会不拜”；“二年春正月，天子命帝立庙于洛阳，置左右长史，增掾属、舍人满十人，岁举掾属任御史、秀才各一人，增官骑百人，鼓吹十四人，封子肜平乐亭侯，伦安乐亭侯”。在首尾仅一年的时间里，司马懿的权威大为增长。增封邑，封子弟，增置僚属并可荐举升迁，乃是张其权势；奏事不名，朝会不拜，增官骑、鼓吹等，为崇其位望。撇开这些不论，以司马懿为丞相、加九锡之礼、立祖庙于洛阳等三项，实是颇有深意。首先，三公制度作为法定的宰相制度，自东汉以来沿用已久，丞相、相国虽是秦和西汉前期曾经有过的宰相官职，在汉魏之际却是异事。一般认为，此际的丞相、相国“多非寻常人臣之职”，曹操和比他更早的董卓，就曾分别以丞相、相国独擅朝政。其次，九锡之礼是用以表彰殊勋的，为历代异事，最近的则有曹操晋爵魏公而加九锡。司马懿一旦诛除曹爽，便有丞相、九锡之授，尽管他分别推辞未受，仍然充分显示了他凌驾群臣而非同寻常的权势。司马懿立祖庙于京师洛阳，其意义可与蜀汉为诸葛亮立庙一事作比较而彰明。诸葛亮辅佐两朝，有大功于蜀，蜀人感恩怀德，在他去世后纷纷为他设祭，蜀汉政府最初不许各地立庙，后碍于民意，后主方下诏在沔阳为他立庙，但仍以有“逼宗庙”之嫌，不得在京师成都立庙。司马懿立祖庙与蜀汉为诸葛亮立庙还有所不同，其事类似于古代诸侯立宗庙，有象征家族基业的意味，但古代诸侯都是立宗庙于自己的封邑，司马懿立祖庙于京师洛阳，其“逼宗庙”之嫌岂非更甚？司马氏代魏之心，信然昭著矣。推测司马懿权威陡增的缘由，我们认为在于通过屠戮曹爽一党，其刑威已立，反对者已是噤若寒蝉，不敢对其所作所为稍有异议；而司马氏党羽亦已觉察其“作家门”之用心，因而望风承旨，竭力推助。
司马懿屠戮曹爽一党，其意义还在另一个重要环节显示出来。我们不妨先看下面的事实。嘉平三年（251）八月，司马懿去世；“十一月，有司奏诸功臣应飨食于太祖（曹操）庙者，更以官为次，太傅司马宣王功高爵尊，最在上”。曹魏飨配功臣于曹操庙，最早是在明帝青龙三年（235），有夏侯惇、曹仁、程昱等三人。第二次是在齐王芳正始四年（243），有曹真、曹休、夏侯尚以下至典韦共20人。其中官阶最高者为以下五人：大将军夏侯惇，大司马曹仁、曹真、曹休，太傅钟繇，他们均为上公。嘉平三年特地以司马懿飨配曹操庙，属第三次。这一次更改了以前的排位次序，据说完全是按官阶高低排列，而司马懿“功高爵尊”，列在首位。我们知道，司马懿的最高官位为太傅，与上述夏侯惇等五人同属上公，并无官阶差别。另外，司马懿去世后追赠相国，但并非实授，而且相国为上公，与大将军、大司马、太傅等亦无官阶差别，因而可以不论。在官阶相等的前提下，司马懿究竟如何“功高爵尊”，能够超越夏侯惇等人，位列功臣之首呢？查史籍可知，司马懿的最后封爵为舞阳侯，属于侯爵中最高的县侯（以下为乡侯、亭侯等），食邑累计增至5万户。夏侯惇等五人中，除夏侯惇在曹丕称帝之前去世，止于乡侯外，其余均为县侯，他们的食邑，自1800户至3500户不等。由此可见，司马懿在享有食邑方面确实远超夏侯惇等人，而爵位本身则无区别，因此，凭封爵并不足以论定其功臣之首的地位，要论定其地位，终究还是在于功勋一项。司马懿的功绩，在建安甚至黄初以前，实无可称述，明帝即位以后，始有擒孟达、拒诸葛亮、平公孙渊等战场之功，尤其是平定割据辽东的公孙渊，有讨灭叛国、拓定疆土的意义，值得称道。但另一方面，夏侯惇、曹仁、钟繇等人很早就跟随曹操征伐天下，颇为曹操倚重，有创业元功，这是司马懿的上述功绩相形见绌的。那么，司马懿究竟“功高”在何处呢？我认为终究还是落实在诛除曹爽一党这件事上。司马懿诛杀曹爽等人，用的是“阴谋反逆”的罪名，则其自身有挫败反逆、匡扶社稷之大功，又因为此功勋几乎为司马懿一人所独擅，不同于夏侯惇等为众人共享创业元功，那么司马懿的功勋自然超压夏侯惇等人而最为显著。另外，司马懿在去世之前讨平王凌的反叛，也须在其功勋中记入一笔，此事与诛除曹爽一党性质类似，而其重要性不及后者。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嘉平三年以司马懿飨配曹操庙并位列功臣之首，乃是以国家祭典的形式确认司马懿在曹魏大臣中的首功地位，这项在司马师当政伊始完成的祭典安排，目的是为司马氏家族继续执掌曹魏政权寻找法理依据；而司马懿制造罪名诛除曹爽一党，正是他获得首功地位的关键因素。
在严厉惩治曹爽集团骨干成员的同时，对于其他与曹爽案有牵连的人物，司马懿采取了另一种策略。当政变发生时，曹爽的大将军府司马鲁芝在府中留守，他率领府中骑士自津门斩关出奔曹爽。曹爽准备解除印绶交出权力之际，其主簿杨综予以谏阻。司马懿特意赦免鲁、杨二人之罪，不久擢拜鲁芝为御史中丞，杨综为尚书郎（一说鲁芝为并州刺史，杨综为安东将军参军）。对于司马懿的举措，清代学者王懋竑评论说：“鲁芝、杨综之不死而反迁官，此以安朝臣之心，所谓‘盗亦有道’者。既灭晏等之族，又迁芝等之官，庆赏刑威皆其所专擅矣。”由于曹爽被杀，其府中僚属也难免受到牵连。史载“大将军曹爽辅政，高选贤明以为官属”。曹爽的僚属班子颇具规模，除上述鲁芝、杨综外，见于史籍记载的还有应璩、王基、郑冲、裴秀、王沈、荀勖、王浑、卢钦、阮籍、辛敞等人，他们多为才学之士，有的还是朝中大臣之子。司马懿对这些人的处置，一般只是按惯例免官，不久又都予以叙用和迁升，其中如裴秀、王沈、荀勖等人，还成为司马氏的佐命功臣。司马懿区分不同的对象而分别施以恩威，其政治手段毕竟是高明的。
本文节选自柳春新《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增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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