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伯峻（1909年9月1日-1992年5月13日），原名杨德崇，湖南长沙人，著名语言学家。1932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历任中学教员、冯玉祥将军研究室成员，湖南《民主报》社社长、中华书局编辑、中国语言学会理事等职。在古汉语研究方面造诣颇深，主要著作有《列子集释》、《论语译注》、《孟子译注》、《春秋左传注》、《古汉语虚词》、《中国文法语文通解》等。
△杨伯峻先生 资料图片
孔子思想体系的渊源
我认为从有关孔子的历史资料中选择那些最为可信的，来论定孔子的阶级地位、经历、学术以及所受的影响等等，这就可以确定孔子的思想体系形成的渊源。
第一，孔子纵然是殷商的苗裔，但早已从贵族下降到一般平民。他自己说：“吾少也贱。”足以说明他的身世。他父亲，《史记»称做叔梁纥，这是字和名的合称，春秋以前有这种称法，字在前，名在后。“叔梁”是字，“纥”是名。《左传》称做郰人纥（《襄公十年》)，这是官和名的合称。春秋时代一些国家，习惯把一些地方长官叫“人”，孔子父亲曾经做过郰地的宰（即长官），所以叫他做郰人纥。郰人纥在孔子出生后不久死去，只留得孔子的寡母存在。相传寡母名征在。寡母抚养孔子，孔子也得赡养寡母，因之，他不能不干些杂活。他自己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鄙事就是杂活。委吏、乘田或许还是高级的“鄙事”。由此可以说，孔子的祖先出身贵族，到他自己，相隔太久了，失去了贵族的地位。他做委吏也好，做乘田也好，干其他“鄙事”也好，自必有一些共事的同伴。那些人自然都贫贱。难道自少小和他共事的贫贱者，不给孔子一点点影响么？孔子也能够完全摆脱那些人的影响么？这是不可能的。
第二，孔子是鲁国人。在孔子生前，鲁国政权已在季、孟、仲孙（按：此处应为叔孙，鲁国三桓指的是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三家之手，而季氏权柄势力又最大。以季氏而论，似乎有些自相矛盾的做法。当奴隶制度衰落时，他分得“公室”三分之一，便采用封建的军赋制度；到昭公五年，再“四分公室”，其他两家都学习他的榜样，全都采用封建军赋制度。这是他的进步处。但鲁昭公自二十五年出外居于齐国，到三十二年死在乾侯，鲁国几乎七年没有国君，国内照常安定自不必说，因为政权早已不在鲁昭公手里。但季氏，即叫季孙意如的，却一点也没有夺取君位的意图，还曾想把鲁昭公迎接回国；鲁昭公死了，又立昭公之弟定公为君。这不能说是倒退的，也不能说是奇怪的，自然有它的原由。第一，正是这个时候，齐国的陈氏《史记》作田氏）有夺取姜齐政柄的趋向，鲁昭公三年，晏反映在孔子的思想上婴曾经向晋国的叔向作了这种预言，叔向也向晏要透露了他对晋国公室削弱卑微的看法。然而，当时还没有一个国家由权臣取代君位的，季氏还没有胆量开这一先例。何况鲁国是弱小国家，齐、秦、晋、楚这些强大之国，能不以此为借口而攻伐季氏么？第二，鲁国是为西周奴隶社会制作礼乐典章法度的周公旦后代的国家，当时还有人说：“周礼尽在鲁矣。”（《左传•昭公二年》）还说：鲁“犹秉周礼。”（《闵公元年》）周礼的内容究竟怎样，现在流传的《周礼》不足为凭。但周公姬旦制作它，其本意在于巩固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是可以肯定的。这种传统在鲁国还有不小力量，季氏也就难以取鲁君之位而代之了。孔子对于季氏对待昭公和哀公的态度，是目见耳闻的，却不曾有一言半语评论它，是孔子没有评论呢？还是没有传下来呢？弄不清楚。这里我只想说明一点，即孔子作为一个鲁国人，他的思想也不能不受鲁国的特定环境即鲁国当时的国情的影响。当时的鲁国，正处于新、旧交替之中，即有改革，而改革又不彻底，这种情况，也反映在孔子的思想上。
第三，孔子自己说“信而好古。他的学生子贡说他老师“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孔子自己又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可见孔子的学习，不但读书，而且还在于观察别人，尤其在“每事问”。即以古代文献而论，孔子是非常认真看待的。他能讲夏代的礼，更能讲述殷代的礼，却因为缺乏文献，无法证实，以至于感叹言之。那么，他爱护古代文献和书籍的心情可想而知。由《论语》一书来考察，他整理过《诗经》的《雅》和《颂》，命令儿子学《诗》学礼。自己又说：“五十以学《易》。”《易》本来是用来占筮的书，而孔子不用来占筮，却当作人生哲理书读，因此才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他引用《易》“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二句，结论是“不占而已矣”。他征引过《尚书》。他也从许多早亡佚的古书中学习很多东西。举一个例子，他的思想核心是仁。他曾为仁作一定义“克己复礼”。然而这不是孔子自已创造的，根据《左传•昭公十二年》孔子自己的话，在古代一种“志”书中，早有“克已复礼，仁也”的话。那么，孔子答对颜回“克己复礼为仁”，不过是孔子的“古为今用”罢了。孔子对他儿子伯鱼说：“不学礼，无以立。”这本是孟僖子的话，见于《左传•昭公七年》。孟僖子说这话时，孔子还不过十七、八岁，自然又是孔子借用孟僖子的话。足见孔子读了当时存在的许多书，吸取了他认为可用的东西，加以利用。古代书籍和古人对孔子都有不小影响。
第四，古人，尤其春秋时人，有各种政治家、思想家，自然有进步的，有改良主义的，也有保守和倒退的。孔子对他们都很熟知，有的作好评，有的作恶评，有的不加评论。由这些地方，可以看出孔子对他们的看法和取舍，反过来也可从中看出他们对孔子的影响。子产是一位唯物主义者，又是郑国最有名、最有政绩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孔子对他极为赞扬。郑国有个“乡校”，平日一般士大夫聚集在那里议论朝延政治，于是有人主张毁掉它。子产不肯，並且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这时孔子至多十一岁，而后来评论说：“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孔子以“仁”来赞扬子产的极有限的民主作风，足见他对待当时政治的态度。他讥评鲁国早年的执政臧文仲“三不仁”、“三不知（智）”。其中有压抑贤良展禽（柳下惠）一事（《左传•文公二年》），而又赞许公叔文子大力提拔大夫僎升居卿位。用人唯贤，不准许压抑贤良，这也是孔子品评人物标准之一。又譬如晋国有位叔向（羊舌佾），（按：此处应为羊舌肸）当时贤良之士都表扬他，喜爱他。他也和吴季札、齐晏婴、郑子产友好，孔子对他没有什么议论，可能因为他政治态度过于倾向保守罢。春秋时代二三百年，著名而有影响的人物不少，他们的言行，或多或少地影响孔子。这自是孔子思想体系渊源之一。
以上几点说明，孔子的思想渊源是复杂的，所受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我们今天研究孔子，不应当只抓住某一方面，片面地加以夸大，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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