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发生在深夜，国民政府老蒋的反应见于次日的日记和讲话，现已公布部分，只有以下两段三个疑问号，可见当日蒋之心理的反复波动。日记如下：
“倭寇已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或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倭已挑战，决心应战此其时乎？(1937年7月8日)”
既然此日记以疑问号终，只有此中省略的或未写下的文句才能表示他实切的反应。当日蒋的为难可想而知。如果环境允许，从他的一贯对日妥协作法看，他当然希望将对日战事拖延下去。
此前，蒋在1937年2月5日接见《大公报》张季鸾及《申报》陈景韩采访时，提及整理军政，延揽各省人才，由近及远，尚需三年至五年。但即在此时期，民间要求对日作战之情绪已如火如荼，如果政府再有任何忍让或即缺乏积极的行动，必为民意所不容。
国共两党之谈判已开始于“西安事变”之前。1936年5月5日周恩来及潘汉年曾与代表南京之张冲在上海接触。潘随即赴南京与陈立夫谈判。8月25日，中共又致书国民党称“贵党”，呼蒋为“委员长”，谓其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所作外交报告内称“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欲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为共产党所欢迎，可以作为重新合作的基础。
关于“西安事变”，历史家获得共识，蒋在被释放前口头承允停止内战、释放爱国人士。
“卢沟桥事变”后，蒋在7月19日发表他的“四点最低立场”时提及：
“这次‘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发生的，但一月以来对方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的征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后还是传播着种种的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组织，要驱逐第二十九军，要逼迫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可想见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地出入于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扎，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极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
既然如此，为什么蒋在他7月8日的日记中仍用三个疑问号质询自己？
日记提出敌方行动包含两种可能性：一是敌军全面进犯，消灭南京政府之一切军事配备，席卷大陆。二是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增强驻屯军在华北的地位。在蒋看来，由日方主动而采取第一路线的公算不高。日方之着眼在不战而屈人之兵，当1936年夏日本借成都事件与北海事件要挟时，曾由驻华大使川越茂向蒋提及如此类案件不得完满解决，日本将占领青岛及海南岛。蒋即在当日日记里写出：
“倭寇威胁间接甚于直接。若无卓识能力，鲜不为其所撼也。”(1936年9月17日)
数日之后他与吴鼎昌、王世杰论外交，又留下以下之记录：
“余始终认定倭寇此时尚不敢与我正式战争，不久彼必觅一回转之途径也。不过我早准备整个之计划,如战事一开,决为长期战争,以期最后胜利耳。”(1936年9月25日)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的中日战争包含着不少的特殊情节，中国最高统帅在日本受过入伍生的训练，他的助手像何应钦、黄郛、张群、熊式辉和蒋作宾等，均对日本有深切之了解与情结。中国为被侵略者，内部组织松懈不全，但反有一个主帅从长计划，而日本之注意力完全着重短期间之优势。
蒋虽说在局部的争执中经常对日容忍退让，但在公私场合中却又一再提出：他要和日本交手的话，必为长期间大规模的战争。可是这立场从未为日人重视。远在1933年4月12日在南昌主持军事整理会议时，蒋即已提出：
“所以我们如果采取一线配备与之一次决战的抗战计划,就是不畏鲸吞，而怕蚕食。所谓孤注一掷,一败之后将永无复兴之望了。因此我们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就是作长期不断的抵抗。他把我们第一线部队打败之后，我们再有第二第三等线的部队去补充；把我们第一线阵地突破之后，我们还有第二第三各线阵地来抵抗。这样一步复一步的兵力,一线复一线的阵地,不断地步步抵抗,时时不懈,这样长期的抗战越能持久越是有利。若是能抵抗三年五年，我预料国际上总有新的发展，敌人自己国内也一定有新的变化，这样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才有死中求生的一线希望。”
这话讲在“卢沟桥事变”之前四年，虽说蒋在开战时尚无从完成他理想上的准备，以上要领却已构成八年抗战之决策，包括迎候国际环境之变化。国民党抗战资料，可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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