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香港回归谈判陷入僵局，邓小平先发制人：必要时可以打仗|回归谈判|廖承志|撒切尔夫人

邓小平生平总共有八个绰号，其中一个是“钢铁公司”。这是邓小平1974年在长沙跟毛泽东汇报工作的时候，毛泽东给他起的。

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素来有“铁娘子”之称。1979年，率领英国保守党竞选成功后，顺利入主唐宁街。此次访华之前，她刚刚以雷霆手段处理了英国和阿根廷之间“马岛战争”，进一步巩固了她的执政地位。

1982年，撒切尔夫人首次访华，这也是历届英国首相第一次访问中国。在之后的三年里，因为香港回归问题，她又连续多次访华参与了核心谈判。

从1982年到1984年间，邓小平和撒切尔夫人在中国北京展开的一系列谈判，可以说是世纪交锋。

一、新中国捍卫香港主权

1840年，英国侵略中华民族，发动了鸦片战争。1842年，腐败的清政府在威迫之下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条约规定，英国将永久占据香港岛。

1856年，英国勾结法国，对华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清政府又一次在列强迫使之下缔结了《北京条约》。

条约规定，中国清政府割去九龙半岛南端，即九龙司归属英国。

1898年，英国见法国成功勒索到广州湾的租权，以“均势”为由，提出要扩展九龙地界。

软弱无能的清政府又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被强行租借了九龙半岛大片土地及其附近的两百多个岛屿(后统称“新界”)，租期为99年。也就是说，在1997年以前，新界被中国清政府租借给英国统治。

虽然名义上是租借，但英国从来没有向我国缴纳过租金。“租借”实则是“强占”的遮羞布。

对于中国清政府签下的这三个不平等条约，中华民族的血性儿女们极为愤慨，一直保持着坚决反对的态度。

1949年10月1日，中华民族迎来了开天辟地的一天。

新中国政府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在国际上一再声明：香港历来属于中国领土，新中国不承认英帝国主义强加清政府签订的三个不平等条约。

港英政府统治下的香港

20世纪80年代，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主张通过和英国谈判，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

明确提出了三个议题：

1、香港主权归属中国；

2、1997年后，香港应该采取怎样的管理方式，确保持续繁荣；

3、如何保障从现在到1997年的15年中，香港不会出现大的波动。

并且在谈判之前，中国政府已向人民承诺：坚决不晚于1997年收复香港，不止是新界，还包括香港岛、九龙。

而英国，也迫切地想要跟中国进行谈判。为什么呢？

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英国依据三个不平等条约的规定统治着香港。而随着新世纪的到来，英国很清楚：在香港的租期快到了！

到1997年6月30日，统治“新界”的法律依据将失效。

在“条约”中，香港岛和九龙司，虽然被中国清政府永久性割让给英国，但是两者的面积总和仅为“新界”的十分之一，而且在地理位置上在“新界”的内环。

实际上，“新界”交还给中国之后，英国也很难继续进行对香港岛和九龙司的统治。

英国不希望租期届满后，香港能够顺利回归祖国，想要继续霸占香港的主权。这又是为什么呢？

在新中国成立时，从1842年开始被英国占领的香港，已经在丧权辱国的社会环境中生存了一百零七年的时间。在英国的统治之下，香港经济依旧非常落后。

到中国内地解放之后，社会环境日益稳定，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香港作为中国历来的领土，才形成了优越的投资环境。

从1950年到1970年，在二十年的时间里，内地大力投资香港。并且在香港同胞努力奋斗下，香港从一个落后的港口城市成长为繁荣的世界贸易、金融、交通中心。

英国从中获益良多，每年营收上百亿英镑的商业利润。这对处于经济困难中的英国，帮助是非常大的。

因此，英国绞尽脑汁，极力想要延续对香港的统治。

撒切尔夫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要访问中国的。

邓小平代表着中国人民的利益，撒切尔夫人代表着英国的利益。实际上，两人在谈判桌上的交锋也是国际上两个大国的对决。

二、英国投石问路，白费机心

为了继续霸占香港，从20世纪50年代，英国就已经开始算计着如何阻挠中国收复香港。

英国先是强化港英政府对人民群众的殖民统治，着力镇压香港的爱国分子。

1967年港英政府镇压示威群众

60年代，趁内地“文革”之机，借故迫害爱国同胞。

70年代初，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一方面，英国同我国结为大使级外交关系；另一方面，在联合国非殖民化专门会议上，伙同部分西方国家极力将香港列进世界殖民地的名单中，企图英统治香港完全合法化并且促使香港“独立”于中国。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更加注重香港的经济发展。

英国认为，这正是迫使我国同意延长英统香港的绝佳时机。

英国先通过新闻媒体制造舆论，宣扬香港是中国政府“让给英国的”，“是有法律依据的”，香港是在英国的有效管治才有了今日的繁荣。

英驻华大使柯利达以警告的口吻说，如果说香港是一只“下金蛋的鸡”，那么改变现状无疑是“杀鸡取卵”，不利于中国的“四化”建设。

英国还在报刊上放出试探气球，称英方愿意花1000亿美元的价格买下“新界”；或者中方能够收回对香港的主权，但要用英方长期对香港的管治来换取。

对上述捕风捉影的信息，中国领导人选择了冷处理。英国看中方没有动静，便试图以“1997年”的节点为突破口。

英国称，英国在港投资者要求港英政府必须将租期延长超过七十五年的时间 (即超过1997年)，否则就会对香港的前景失去信心，撤出资金。

我国对英方在经济上的威胁依然不予置理。

英方沉不住气了，派出香港总督麦理浩访问中国，对于香港主权问题，试图刺探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态度。

我方考虑到要维护领土主权和香港的稳定，不适宜中央政府或有关部委出面，决定以经贸部长李强的名义同意麦理浩的来访。

1979年3月24日，麦理浩到达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这是港督第一次正式访问中国内地。经贸部和外交部西欧司，负责接待了麦理浩。

期间，他多次提到英国希望在1997年以后续租香港的态度。

3月29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邓小平亲自会见了麦理浩。麦理浩向邓小平强调，延长香港土地租期对维护香港经济的繁荣有重要的意义。

对此，邓小平态度强硬地表示，香港主权属于中国，其他的问题都是在这一基础上进行讨论。中国政府尊重香港经济制度的特殊性，保证绝对不会伤害香港投资人的利益。

麦理浩又一次提出英方希望签订跨越“九七”土地投资合同时，邓小平明确告诉他，“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

麦理浩访华，没有让中国政府作出任何的让步。

英国没有就此善罢甘休，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提出，要亲自访华。

为了配合撒切尔夫人访华，从1982年初开始，港英政府不断向我方施压，以增加英方谈判的筹码。

通过媒体报道恶意制造舆论，导致香港民众信心危机。此番操作引起大量香港技术人员移民国外，资金外流，股票市场恒生指数多次狂跌，一度从一千多点暴跌至五百点。

1982年7月，在正式访华之前，撒切尔夫人公开指出，“香港是个对双方都很敏感的问题”，“维持英国(对香港的)管治是信心的基础”。有关香港的“条约很快期满，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保留英国的行政管治，继续目前同中国合作的做法，香港地位不变，能再维持现状三十、四十或者五十年最好”。

这番强词夺理的声明，妄图让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重新忍受百年的民族耻辱，赤裸裸暴露了英方的野心。

1982年9月24日，英国撒切尔夫人亲自访华，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与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会晤。

三、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

不过，撒切尔夫人没想到的是，自己也遭遇了滑铁卢。

对于收复香港，新中国领导人势在必得，一直保持高度的警惕，逐一应对英国的图谋。邓小平运筹帷幄、高瞻远瞩，领导中国打赢了这场无硝烟的对英斗争。

在首次会谈结束之后，撒切尔夫人精神恍惚，在人民大会堂下台阶时，愣是摔了一大跤。

她没想到邓小平的态度异常强硬，和驻华大使柯利达感慨道，“哎唷，邓小平真残酷啊！”

在会谈中，撒切尔夫人到底遭遇了什么呢？

这次会谈原本预定是一个半小时的时长，在实际进行中足足延长了五十分钟的时间。整个谈判节奏完全超出了撒切尔夫人的预判。

会谈开始时，撒切尔夫人摆出解决“马岛战争”问题的气势，以为只要态度强硬就能势如破竹。

在谈判桌上，她又一次申明着“三个条约依旧有效”和“香港经济的繁荣和稳定离不开英国”等等陈词滥调。

中国对待香港问题的立场非常明确。面对存在的三个问题，邓小平一一回击，有理有据。

香港主权归属？1997年中国必须收回整个香港！

采取什么方式维持香港的繁荣？可以跟英国合作，但一定是在中国管辖的基础之上。

如何避免香港发生波动？小型的波动大概率下无法避免，不过只要中英愿意合作解决问题，一定能避免大的波动。

“在中国管辖之下，香港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甚至大部分法律都可以保留。当然有些要加以改革，香港仍将实行资本主义，现行的许多适合的制度要保持……”

在邓小平讲这段话的时候，撒切尔夫人强硬的态度明显出现了转变，她被震撼了！

邓小平在谈判中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这是她不曾预料过的。

英国国防外交顾问鲍威尔勋爵后来评论道，中英双方能够达成统一意见的关键就在于“一国两制”构想，“这是一个天才的创造”。

其实，1978年到1983年，在五年的时间里，邓小平一直在构建“一国两制”政策的合理框架。

可巧的是，这一政策原本是为解决台湾问题提出的构想，第一次实践却是在香港回归问题上。

1955年，毛泽东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到20世纪60年代初又形成了“一纲四目”的政策设想。

1978 年下半年，邓小平代表中方在和美国建交谈判中，谈及台湾问题，提出了初步的设想。

中方提倡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不放弃使用武力的可能性；

中国一定要实现领土完整，但也会尊重台湾的实情，原本的社会、经济制度可以保持不变；

不限制美国在台湾的投资，保障投资方的经济利益。

邓小平这时提出的初步设想，就是未来“一国两制”政策的雏形。

1981年9月30日，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大业的问题，叶剑英宣布了中国政府制定的九条方针，史上简称“叶九条”。

1982年1月11日，在出席美国华人协会时，邓小平向主席李耀滋高度概括了“叶九条”的实质：九条方针的实际含义是一个国家可以实行两种制度。

当时，台湾问题被邓小平放在了首位，香港问题还没有被提上具体议事日程。

但英方已经把香港归属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连续试探、催促中方拿出具体方案。

邓小平很快认识到，当时我方还不具备解决台湾问题的条件，反倒是解决香港问题的条件已经成熟。邓小平催促有关部门，集思广益研究处理香港问题的具体方案供中央进行参考。既然香港问题已经被英方摆上了日程，那么中方不能坐以待毙，“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方针和态度”，“请有关部门研究提出方案，并尽快整理出材料，供中央参考。”

1981年3月，在廖承志主持下，香港有关的部门如外交部、国务院港澳办公室、新华社香港分社、对外经济贸易部、调查部和中国银行等，集体开始研究如何解决香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