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军阀吴佩孚的一生，可谓传奇而充满争议性。
在他的军旅生涯中，既有“一战安湘，再战败皖，三战定鄂，四战克奉”的辉煌战绩；也有土崩瓦解，四面楚歌，兵败入川，寄人篱下的狼狈窘迫；既曾通电反对“巴黎和约”，支持“五四”爱国运动，博得了“爱国将军”的美誉，也曾摧残工运，镇压“二·七”工人罢工，落下了屠杀劳工的千古骂名。
1926年7月,蒋介石率师北伐,兵指两湖的吴佩孚。北伐乃人心所向,北伐军士气高昂,所到之处,势如破竹,7月进入长沙,8月双方即在汀泗桥、贺胜桥展开激战，直系军阀吴佩孚虽率部殊死抵抗，终是节节败退。10月10日，北伐军克武昌，吴佩孚败逃郑州。
1927年初，军阀张作霖和冯玉祥也加入讨伐吴佩孚的行列之中。而此时，吴军内部也是
众叛亲离，各行其是。
吴佩孚陷于四面楚歌，众叛亲离,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得被迫下野。
兵败入川
1927年3月中,吴离开郑州,逃往巩县,5月13日到南阳,最后决定入川。天下之大,吴佩孚何以偏偏选择四川作为其匿居之所呢?
吴佩孚选择逃往四川是有一定道理的，首先，四川的天险易守难攻，真要打起来，可作为抵抗屏障。其次，吴佩孚和川军许多大佬级别的人物都有很深厚的交情，特别是川军军阀杨森，当年落难之时，得到过吴佩孚的大力帮助，杨一直感恩戴德。
果然吴佩孚入夔门到了白帝城之后，在万县的杨森得知吴佩孚进入了四川，立即派轮船装运食物前往接济，并派员前往督修房屋，为之布置行辕。
接着，杨森本人亲往慰问。川军各派也派出代表，先后到白帝城联系，凡与吴有关的将领均或多或少有所馈赠。
这时,吴被打散的部分军队也陆续入川来归附，吴将之编为卫队旅。
冯玉祥是吴的死对头，他派人马一路紧追，未能拿获,吴入川后，冯军不便深入,于是通电南京要求拿办,蒋介石对吴之入川，也深虑其负隅坐大，贻为后患。
但此时前方战事正紧，南京武汉彼此对立，川军各派系易帜不久，内情复杂，尚不能完全控制，蒋知杨森与吴佩乎关系不一般,指望杨去抓吴不大现实，所以也只好明面上不闻不问，私底下指示人在四川发动舆论攻势，希望在舆论压力下，吴佩孚无法在四川立足。
等到蒋介石南京政权稳定后，于1927年10月28日明令拿办吴佩孚,并指责杨森包庇吴逆,电令刘湘会同刘文辉，限期剪除吴的党羽。
杨森其时正以西路讨唐军第六路前敌总指挥名义，率重兵在宜昌、沙市一带。当他得悉缉拿吴的消息后，为缓和压力，乃以退为进，令所部火速退回万县。他自己先行赶到白帝城与吴商定应付之策。
1928年元旦，杨森派轮船把吴及其从属随员共2000余人迎到万县。吴在万县小住之后,便前往杨森所部范绍曾师的防地大竹县暂时隐蔽，以避风头。
这一切安排就绪之后,杨森乃去电南京申诉，称吴已逃往别处，自已并未庇护。此时，国民党内部蒋桂矛盾正在激化，蒋认为需要利用颇有实力的杨森震慑李宗仁、白崇禧的后方，故乃以查办为名，派人入川与杨森妥协，一场风波就此过去。
蒋政权对杨森妥协后，对吴的通缉令也成了一纸空文。1928年2月，在范绍增的帮助下，吴佩孚在大竹县城内正式打出“孚威上将军行辕”及“讨贼联军总司令部”两块招牌，并委任陈廷杰为秘书长，刘泗英为政务处长，开始办公。
被川军罗泽洲部缴械
1928年秋冬之际，四川爆发了以杨森为首的反刘湘之战。杨部将领范绍曾、郭汝栋、吴行光等受刘湘拉拢而叛杨，反刘的二十三师师长罗泽洲派兵进驻大竹，驱逐了范绍曾。
起初，罗部驻大竹的旅长熊玉璋对吴还是客客气气，吴佩孚也泰然处之。而罗泽洲却对吴的卫队武器装备大为垂涎。其时,吴的卫队2000余人，武器均系汉阳造步枪，还有些外国枪炮，较之川军武器，更为精良。
罗认为，解除吴卫队武装，既可充实自身武力，又可向蒋介石邀功取宠，可谓一举两得。于是遂命熊玉璋执行此任务。
熊只得奉令调集所部将大竹县城层层包围,并派人见吴,说奉有通缉令拿吴,不好应付，只要吴交出武器，便可保障他的安全。吴性格刚烈，当然拒绝,并令其卫队旅在大竹城内挖战壕，准备抵抗。
但吴内无储备，外无应援，死守终非办法。吴的夫人张佩兰向吴哭劝道：“你现在手下几十万大军都没了，又何必在乎这点武器呢，现在寄人篱下，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啊”，吴的幼子也相偎啼哭，吴大为伤感，于是派人面见熊玉璋，答应除保留少数手枪护卫之外缴出所有武器。
吴佩孚被缴械之后，罗泽洲部下有人主张将吴解送南京报功，但罗认为，吴是颇有影响的人物，要留有余地;决定派人送其出境,放吴出逃绥定（今达州）。
欲图东山再起
罗泽洲放吴走达州，正合了吴的愿望。达州是四川老牌军阀刘存厚的防区，刘存厚长期依附于北洋军阀，四川各军易帜后，刘仍保留曹、吴当国时所委的川陕边防督办名义，仍悬挂五色旗。
对于吴的到来，于情于理，刘存厚都应夹道欢迎。但由于刘部在当时已属川军中弱旅，防区甚少，而吴又是南京通缉之要犯，刘存厚深恐因吴招祸，加速自身的灭亡。所以，一时感到左右为难。
吴佩孚一行在熊玉璋的护送下,到了绥定大竹交界的檀木场，熊玉璋转返大竹。由于刘存厚计议未定,吴只得留住此地。
此时的吴得乎进退两难,穷途末路，全无了当年虎视鹰扬的雄风，他为了唤起刘存厚对他的旧情，还写了一首诗寄与刘存厚：“方寸纠纷俗累紫,无端怅触笔花生。人因落魄寻知己,诗写牢愁见性情。孝水梦回千里曲，蜀山望断一钩轻。枕边莫恼鹏声恶,催起刘郎趁早行。”
吴佩孚滞留檀木场数月，无事可做，每天占卦演易，还著成了《周易演课》一书，这时，刘部对吴也形成一致意见，决定采用折衷办法，由主张迎吴的第一混成旅旅长申介屏出面负责，迎吴到申的防地河市坝:如果南京方面追究,即由申个人负担责任。
1928年冬，吴佩孚被申介屏迎到距达州城30里的小场镇河市坝住下。迎吴的申介屏乃是川西著名的袍哥舵把子，江湖人称“申大王”，以办团防起家，官至旅长，向以江湖义气为重。
申一向推崇吴佩孚为当代“武圣”，很是心迷。在吴佩孚以后留川的时间中，申介屏对他维护周至，优礼有加，热心参与吴图谋再起的种种活动。
他首先推荐原川军师长刘斌充任吴的参谋长，接着派人分头联络各县袍哥及地方民团，招兵买马，为吴扩充实力，先后组成3个警卫旅。
1929年，申介屏又在河市坝为吴大祝55岁寿辰。事先,刘存厚大肆张扬，南北各方纷派遣代表到此，河市坝这个并不知名的小镇一时冠盖云集。此次祝寿之后,吴的对外联络更加活跃，东山再起之说，甚嚣尘上。
大势已去
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国民党内部亦起分化，中国的形势一下子又变得扑朔迷离。北洋军阀残余中有人提出段吴合组政府的主张。
吴佩孚乘此时机，积极作再起的准备。他加速了部队的扩充，将原有的3个警卫旅都扩编为师。他还派出代表多人，向各方游说，希望能与之合作。
1930年5月6日，吴佩孚在河市坝发出急电，称“兵连祸结，喘息难呻”，“拟即日出川，居间调解”,开始为自己出川制造舆论。
为了扩大影响，吴又以“孚威上将军”的名义通电各驻华使馆，以由绥定启行的日期和准备前往的地点。
5月30日，吴由河市坝进驻达州城。6月4日，吴由达州出发，拟前往万县。6月5日，吴一行进至达州和梁平交界的凉风垭，被川军王陵基部旅长许绍宗率兵拦住去路，许声称，“奉令只能让吴佩孚个人单独通行,随同人员一概不准通过。"虽几经交涉，终无结果。
吴佩孚不想使自己东下武汉的计划破产，他派陈廷杰与刘湘联系，劝说刘湘与之合作。但刘湘权衡当时形势,拒绝了吴的要求。吴佩孚东山再起的梦想，终于无法实现。
吴既不能进，退又不愿，寝食难安;时值盛夏，酷热难当，吴以忧伤过度，竟至卧病，经万县名医王鹤仙诊治,始渐痊愈。
病愈后，吴听从刘存厚的建议，率部到宣汉城暂驻。吴在宣汉期间，随行人员有数千号，所需给养,每日东拼西凑，依然捉襟见肘。所部官兵常在城内出售衣物，因无法维系大多散去。吴见情势日非，更感穷愁抑郁，又大病一场。
出川，结束逃亡生涯
1931年，蒋介石赢得中原大战，把控南京，吴佩孚东山再起的可能已经没有了，于是蒋对吴的控制也开始放松。
当年4月，吴佩孚致电蒋,表示将赴苏杭游览,借便趋承教益，并请兑给路费。蒋即复电照准，同时电武汉行营何成濬，予以关照。何又将此电转重庆刘湘,刘立即转达所属遵照执行。
这时的吴佩孚，因蒋的一诺，身价大涨，川军各将领都极表欢迎，纷纷延请吴到所在防地游览，连贵州省主席毛光翔也派代表入川,往迎吴到贵州一游。
吴接到蒋之复电后，即扬言准备出川。其实，吴并非真要东下苏杭，关于出川后的去处，他心中已早有打算，即经走西川,进入甘肃，以西北回部王公为基础，团结拉拢甘宁青新四省实力派，伺机再起。致电蒋，只不过借此脱身而已。
5月22日，吴佩带随行人员近干人，由宣汉下八庙到达州城与刘存厚话别。5月26日到广安，在广安逗留21天，与从重庆赶到的杨森进行了密谈。6月17日，吴赴顺庆(今南充市)，受到曾缴了他械的罗泽洲的盛大欢迎。
7月3日，吴离顺庆，经溪、射洪两县赴潼川(今三台县)。7月16日，吴把大部随行人员留在潼川,只带100余人经新都到达成都。
一路上,吴佩孚游名山，访宝刹,流连风景，谈经说道，确实显得闲云野鹤，优哉游哉。实际上吴的漫游,绝非仅为游山玩水，他还有别的目的：一是联络川军诸将领；二是寻找出川路线。
关于出川路线，吴原拟取道绵阳、北川、广元入甘肃，故吴把其卫队随员大多留在川北潼川。川北为田颂尧的防区，吴认为借道当不成问题，但当吴向田颂尧提出要求时，田怕蒋介石怪罪,竟以“怕安全有问题”而婉拒。于是，吴不得不决定从成都经灌县越川西高原入甘肃。
7月27日，吴佩乎从成都到达灌县。8月8日，吴离开灌县西行，由龙池越羊子岭,经汶川、威州、茂县、松潘，过草地而进入了甘肃南部。吴在四川的4年逃亡生活至此结束。
（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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