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注定是不平静的一年，“潘杨案”闹得沸沸扬扬，原本留待观察的一些相关伪特人员全部被捕入狱。其中有一名做着推拿医生谋生的特务显得格外不同，他看起来十分疲惫，但很镇定。
这年，在上海车站路的第一看守所内，审案人员正让对面这个憔悴的推拿医生如实交代所犯的罪行，供出犯罪同伙。那人一段沉默后，说出了令所有审案人员震惊的话语。
“我不是反革命人士，我没有犯罪，我曾抚养过伟人的孩子。曾在特科情报科工作，刘伯坚同志是我的入党推荐人。”说话人叫董健吾，他的话让整个审讯室的氛围为之一凝。
好好的革命烈士竟被锒铛入狱，身为重要的特科成员竟然无人能证实他的身份。这背后究竟是怎样的故事？
1891年的青浦县还不属于上海，被划分在江苏省的范围里。这一年的正月初五，东门棣华堍董家大院迎来了第二个男婴，这对于连续两代单传的董家来说是天大的喜事。
董家此时的当家人是董健吾的祖母董沈氏，她是基督教的忠实信徒，她认为新出生的孙儿是上帝给董家选来的好苗子，将来必定能光耀门楣，便给他取名为董选青（后来自改名董健吾），并对其寄予厚望。
董沈氏家族是做沙船生意，在当时算是小有名气。董健吾已逝的祖父生前在清末时期曾辗转几处担任过些任官职。整个董家小有积蓄，算是当时的富庶之家。
当时西学盛行，西方社会的许多观念也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大行业中，国人学习西学的热情十分狂热，大多数的富裕之家在培养家族后代时都会选择西学方向。
作为基督教忠实信徒的董沈氏自然要送自己最疼爱的孙儿学习西学。于是年幼的董健吾在家族的安排下进入青浦公会小学就读。同时董沈氏认了一位寄居在董家的传教士鲍小姐为干女儿。
这位鲍小姐学识渊博，经常指导董健吾学习。在她的帮助下，董健吾小小年纪便能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还掌握了大量西方文化知识，具有很高的英文水平。
接着董健吾又在鲍小姐的推选下到桃坞中学就读。在校期间，董健吾学习勤奋刻苦，努力汲取新的文化知识。与此同时，他还重视强身健体，经常锻炼身体。
他觉得只有强健的体魄才能支撑自己更好地为志向努力奋斗，做出自己的一番事业。于是，他将自己的名字董选青更改为董健吾，强健吾辈之体魄，成就吾辈之功业。
有富裕家庭作后盾的董健吾在中学毕业后又进入到圣约翰大学深造。圣约翰大学当时是一所声名远播的教会学校，这里有着优越的教学资源，也接收着优质的生源。
董健吾不仅在这里实现自己对学业上的追求，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同窗好友，其中有一个对他至关重要的同窗名叫浦化人。
浦化人少时家道中落，接触过许多底层的穷苦人民。他自幼便有悲天悯人的情怀，看着众多劳苦大众都过着困苦的生活，他深感悲痛。在这样的环境下，让他的思想充满了革命情怀。
董健吾和浦化人不仅是同窗，还是同寝的舍友，两人常常秉烛夜谈，畅谈国事，评点当下。当时黑暗混乱的形势让两人忧心不已，每每激愤发言后长叹不已。
浦化人一言一行中透露出来的革命情怀，以及对光明未来的期盼都在深深地影响着董健吾。在这样激进环境的潜移默化中，一颗名为革命的种子悄悄在董健吾的心底扎了根。
对于上海来说，1925年是惨痛的一年。这年的5月30日，五卅惨案发生，英国巡捕射杀了13名群众，重伤数十人，逮捕群众人数高达一百五十多，一下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
全国各地的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全国人民一起支持上海人民进行反帝斗争，大规模的反帝斗争的浪潮席卷全国，严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恶行。
董健吾就读的圣约翰大学是由外国教会承办，该校校长卜舫济下令让全校师生直接放假，禁止师生进行校内集会活动，更是派人强行撤掉学校师生在学校设置的五卅烈士纪念灵堂。
卜舫济一直很看好董健吾，把他当作自己未来的接班人培养，便将监察学校情况的任务交派给他。他叮嘱董健吾要时刻关注学校情况，势必要将校内的各种运动突发事件禁止在源头上。
一边是校长口中看得见的大好前程，一边是为信念勇敢奋斗的爱国师生。尽管左右为难，但他还是坚定地选择了后者。他不愿背弃民族大义，不愿寄人篱下当叛国的走狗，他选择遵从本心慷慨奔赴爱国事业。
等到了这年的6月3日，董健吾带领着学校的爱国师生一起响应罢课运动。他们把降下来的美国国旗撕得粉碎，然后再在全体师生的注目礼下把中国国旗高高升起。
师生群众一起在签名簿上签名，并许诺永不回校，在签名簿的最前排董健吾三个大字赫然在列。
事后，校长卜舫济看着签名簿上自己看好的接班人的大名，对他与自己的决然感到十分震惊，他声音颤抖着说道：“孩子，你还年轻，以后你会后悔的。”
他后悔过吗？从未。哪怕多年以后，他渐渐衰老，回忆起往事，想起当初做的决定，他也不曾后悔。
离开圣约翰大学后，董健吾去到了圣彼得堂做起了牧师。不久，又回到青浦县，家族安排他去县立中学做校长。想在当时的县立中学做校长必须得是国民党，迫于无奈董健吾加入了国民党。
正是因为这层身份在，董健吾在日后的革命活动中暗中帮助了不少战友，但同时也因为这个身份让他在后续的一系列事件中备受牵连。
到了1927年3月，革命事业蒸蒸日上，形势一片大好，在青浦县也成立了国民革命政府。包括董健吾在内的很多人民群众都认为革命即将胜利，中国必将迎来光明。
然而就在这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同年的4月12日，蒋介石露出了隐藏在革命伪装背后的反动面目，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成百上千的革命斗士死于非命，恐怖的氛围从上海往外蔓延。
在这紧张的形势下，作为国民党一员的董健吾被青浦县县长邀请参加“清党行动”。但他不忍心杀害昔日并肩作战的共产党人，便派人悄悄地去给他们传递消息。
收到消息的青浦县共产党人员立即全部撤离并躲藏起来，后续国民党反动派来抓人时直接扑了个空。事后青浦县的官员对董健吾起了疑心，无奈之下他只好再次离开家乡，去上海重操旧业做起了牧师。
此时的上海是黑暗笼罩的中心地带，街头常有枪声响起，董健吾身边的朋友纷纷遭遇不幸，他感到十分迷茫和彷徨。一面是为追求真理的人士被屠戮的痛心，一面是为自己只能宣传基督教而无能救国的悲哀。
就在这时，董健吾牵挂许久的老友浦化人来到了教堂。浦化人此行的目的是邀请董健吾利用自身牧师的身份到冯玉祥的军队中投身革命事业，董健吾欣然答应。在黑暗中，有革命的地方才能让人看到光明。
这年6月，董健吾便抵达了洛阳，受到了冯玉祥的礼待，并被聘请为随军牧师。董健吾被这里的氛围感染，准备在革命事业的道路上大干一场，然而接着事情却并没有朝着他期望的方向发展。
冯玉祥的队伍里出现了“清党”的声音，更有人传言董健吾是中共派来的红牧师。收到消息的董健吾不禁跟浦化人抱怨自己没有福分，实在是憋屈。
兴教救国道路走不通，只得走苏联革命道路。听了他的抱怨，浦化人定定的看着他，问到：“现在上海这边已经死了好几百人，形势非常严峻。”“我不怕。”
董健吾表现的无所畏惧，浦化人最终被董健吾打动了，打算为董健吾他牵线，让他耐心等候。不久，在浦化人的介绍下，董健吾经刘伯坚的推荐成为了一名党员。
没几天，冯玉祥收到了逮捕董健吾的密令，他不愿加害共产党，便悄悄派人送董健吾离开，并给了董健吾一百银元。董健吾又回到圣彼得堂做牧师，并快速地联系上了党组织。
董健吾的牧师身份十分适合搜集信息，教堂也可以为其身份提供掩护，特工科的负责人陈赓便建议董健吾加入特科工作。接着，董健吾便到了情报科工作，负责掩护、联络党组织行动的工作。
在后续的活动中，董健吾开始着手改造教堂，加造后门，开设密道，增设便门，开造密室等。一系列的改造，使得圣彼得教堂越来越成熟完善，成为当时理想的秘密联络点。众多秘密会议活动都在这里进行。
周恩来总理、鲁迅先生曾在这里秘密召开过会议，党的一些秘密文件也汇集在这这里保存。从外面看这是一个普通的教堂，但在圣坛下的挖空处存放着党的重要资料和书籍。
在牧师身份的加持下，董健吾凭借与宋子文等人的同学关系轻松混迹在达官贵人的圈子里，大大地便利了他搜集情报的工作。
这天晚上，董健吾的上司陈赓来到教堂，秘密通知董健吾协助红队除掉出卖组织的叛党白鑫。在上级的指示下，董健吾多次乔装打扮到现场摸索合坊的地形，并根据侦查结果绘制地形图。
1929年11月11日这天，董健吾将自己化装成一个闲汉，悄悄观察周围的情况。红队队员则早已在他的建议下，藏在了埋伏地点。随着目标人物白鑫出现在视野，四周枪声大作，一时间周围乱作一片。
短短的几分钟激战过后，几具尸体躺在地上，红队人员快速撤离，董健吾则混在人群中假装看热闹，实则探看刺杀战果。本以为任务完成，谁知竟然有人没死。是谁没死？难道是白鑫？
董健吾感到十分忧虑，立马找到相关的线人打探消息，直到确定白鑫死亡的确切消息，便立马向上级汇报。在后续的特科工作中，董健吾也表现优异，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的革命任务。
生活的波折远不止此，这年的12月，陈赓交给了董健吾一个急需资金的任务，那就是办一所收养革命后代的幼儿园。
在革命工作中，有成功便有流血，有流血更会有牺牲。许多同志在革命工作中四海为家，甚至有些同志在斗争中永久地失去了生命，他们的后代缺乏照顾有不少已经流落街头。
我党痛心于革命后代的遭遇，决定兴办一所幼稚园来收留那些革命后代，为那些革命人士解决后顾之忧，同时也为革命工作的未来培育人才。
陈赓认为董健吾的牧师身份很适合做幼稚园的园长，并且以教会的名义兴办幼稚园不容易被反动分子发现。接到任务的董健吾自然义不容辞，但在上海这个地方，做什么都需要大量的资金。
置办园所、置办物资、雇请教师、雇佣劳工等桩桩件件都需要用钱，然而陈赓提议的筹款500元，每月支付200元只是杯水车薪，根本不够。
董健吾正为了筹措资金忙得焦头烂额时，一封他祖母从老家寄来的信解了他的燃眉之急。他祖母自觉年事已高将不久于人世，于是趁着弥留之际分配家产，想着给疼爱的孙儿留下一份生活的保障。
面对祖母愤怒的哭骂，不肖子孙董健吾只能低头承受，面对着疼爱自己的祖母，他的内心十分愧疚。但对于党的事业，他不能放弃，也不想放弃，置办幼稚园是对死难同志的最大慰藉了。
最终在1930年3月，取名为大同幼稚园的第一个红色摇篮诞生了，三十多名革命先烈的后代也成功入园。最小的孩子不过周岁，最大的孩子还未满八岁，有彭湃的儿子、恽代英的儿子、伟人的儿子等。
等到了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大同幼稚园被迫解散，除了毛主席的两个儿子，其他革命后代都被送到了亲戚家或可靠的同志家中。两个孩子在上海无依无靠，最终在组织的决定下寄养在董健吾家。
由于现任妻子身体虚弱，自己又忙于革命工作，董健吾便把毛氏两兄弟安排在前妻黄惠光家中，和董健吾的小儿子董寿琪一起生活，他们成了最重要的亲人伙伴。
接着因为组织上的工作安排，董健吾开始专门从事保卫工作，这下家里失去了稳定的经济来源，同时党组织又遭到严重破坏，经费也几乎不能供应，他们的生活越加困难。
黄惠光几乎把家里能典当的东西全部变卖来维持生活，同时带着家里的孩子一起帮人洗衣、缝补、扎花赚取微薄的费用。尽管如此，家里的孩子还是经常饿着肚子。毛氏兄弟就这样在董家待了四年多。
但是一直这样也不是办法，孩子们不能一直呆在家里，他们总要受到正规的教育才行。但当时组织上也没有办法给出指示，只能等待时机。
时机就在1936年到来，这年年初美国进步记者约见董健吾，这使得董健吾有机会在西安与张学良叙旧，董健吾与张学良是因1935年传递密信相结识。
因张学良的妻子赵四小姐喜爱瓷器文物，并因为打碎了喜爱的瓷器伤心不已。董健吾便托好友的渠道给赵四小姐寻到了一套瓷器，这使得他们夫妻二人欣喜不已。
事毕，董健吾将返回上海，张学良设家宴为他送行，并问董健吾是否需要什么帮助，董健吾便借机提出送三个孩子去苏联读书的请求，张学良自然是满口答应。
送走了毛氏两兄弟，董健吾一家暂时松了口气，先前每天提心吊胆生怕愧对党组织的重托。
到了1936年10月，向忠发、顾顺章等人相继叛变，上海变成了非常危险的地带，组织不得不立即撤离，上级决定调动董健吾去武汉工作。
然而在上海，太多人需要他，早亡的哥哥一家四个孩子、前妻与四个孩子、现任妻子与7个孩子，十几口人都要靠他养活。他，不能走，也走不了。
上级潘汉年批准他留置上海的请求，并约定双方保持单线联系，董健吾此后自谋生计。然而后来上海的反动分子活动厉害，董健吾在上海再也无法联系上党组织。
然而自己的大半生都交给了革命，即使不能与组织取得联系他也无法放弃革命事业，又先后加入了国民党的上海抗日活动、密谋炸毁侵华战舰等。
上海沦陷后，董健吾在同学介绍下在伪警官学校就职，期间救治过被俘战士，后因发现团长熊剑东密谋反共装病离开。多次尝试与组织联系无果，只得自行加入民革活动中去。
在解放新中国前与孔如霖一起策反厉百川起义，立下大功。接着他试图联系潘汉年被拒，这导致他的身份在后期难以得到证实。生活艰难的董健吾最终在朋友的帮助下做起了推拿医生谋生。
又过了不久“潘杨案”发生，一些特科成员被视为敌特下狱，其中就有董健吾。
随后，董健吾被审讯，审案人员不敢轻易下定论，只得上报中央，此时引起的周总理等人的重视。随着中央的全面调查，董健吾红色牧师的身份才逐渐被揭露出来。
1970年12月12日，董健吾艰苦忙碌而传奇的一生就此终结。六年后得以平凡昭雪，被葬在上海烈士陵园。祖国的荣光离不开革命先烈的英勇斗争，他们用一生去践行一个信念，值得我们纪念，值得我们敬仰。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