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48年9月24日济南宣布全面解放。济南的解放意义重大,在军事上打乱了蒋介石的军事部署;在外交上加深了国民党与美国之间的裂痕;政治上激化了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正如蒋经国当年感叹的一样:“济南失守,是军事以及政治方面重大的历史事件。”
1948年秋天济南战役的前夕,国民党的军队已经从最开始发动内战时候的430万人减少到365万人,而其中能用于一线作战的仅有一半人数。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决定实施收缩战线进行重点防守,确保华中的战略方针。
在这个战略部署之下,济南的防守是重中之重。因为济南是鲁西、苏北两大战场的天然屏障,与徐州首尾相接,而徐州又紧挨着蒋介石的老巢南京,因此济南有着非同寻常的战略意义。
当时防守济南的国民党部队有11万人左右,总指挥官是王耀武。为了能确保此次的防守成功,蒋介石还亲自前往济南指挥布置防御、鼓舞士兵士气。另外城内备有充足的弹药以及粮草,一旦被围困也足以坚持很久,确保援军的到来。
但济南这个号称固若金汤的防御体系,被蒋介石看做是扭转战局唯一希望的济南防守战,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仅仅维持了8昼夜就宣告失败。为此蒋介石气的暴跳如雷,把收音机摔得粉碎。
济南战役的胜利,加深了国民党与美国之间的矛盾
国民党政府与美国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在济南战役上,由于双方观点相悖以及出于各自的利益考虑,二者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了。
从1947年夏天开始,战争形式就向着有利于解放军的方向倾斜,鉴于国民党在战场上的失利以及其严重的腐败问题,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就派特使魏德迈前往中国,来对国民党做一个全面的评估,看其是否在军事、经济等方面有无继续援助的价值。
在经过一个月左右的全面调查,魏德迈对蒋介石政府大失所望。在一次国民政府的高层会议上,他指出:“国民政府是不能以武力击败解放军的,只有依托群众、发动群众、取得群众的拥护才是这次胜利的关键,而群众能否拥护国民政府,是国民政府能否屹立的关键因素。”
魏德迈一语道破了其中的玄机,而这番讲话也让蒋介石以及其他高级官员失望至极。
8月24日,魏德迈在离开中国前再次表达了对国民政府的不满:“我在中国期间,看到的都是国民党从上到下的腐败以及对于战争失利的麻木,单纯的依靠军事实力是无法挽回败局的,只有进行彻底的政治、经济的改革,取得人民的信任才是扭转战局的关键。”
魏德迈的这一番话,婉转地表达了美国实际上已经有了不再继续对蒋介石进行援助的打算,这让蒋介石既气恼又难堪。
魏德迈(左一)与蒋介石
到了济南战役前夕,蒋介石与美国之间围绕着是否坚守济南的问题,矛盾进一步加深。对于济南的战略地位,双方的观点是一致的。但是否要坚守济南,双方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美国军事顾问巴大维提出:“以单纯防御的办法,对付解放军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在济南战役前夕,巴大维更是直接提出让部队撤出济南集中优势兵力固守徐州。蒋介石以济南是山东省会为由拒绝了这个建议。国民党国防部更是天真地指出,只需要再增加一个师的兵力到济南就可以守住济南时,巴大维更是直接提出了反对意见:“这只是让你们多损失一个师而已。”
对此双方争得面红耳赤,谁也不愿意让步。
随着解放军迅速解放济南,国民党与美国之间围绕着济南失守的问题,双方又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对此巴大维在向美国陆军部提交报告时称:“我提出的意见蒋介石从来都是置之不理,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的失利从来没有一次是因为缺乏弹药和装备导致的,他们的失败完全可以归咎于蒋介石拙劣的领导!”
青岛美国总领事曾对济南的失守做了如下剖析:“济南失守最主要的原因不是军事和装备上的问题,心理因素占据主导。国民党的士兵不愿意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因此战场上或临阵逃脱、或公然起义、或立即投降。部队和部队之间更是毫无默契可言,被围困的军队从来都不相信能够等到援军的到来,因此士气极其低落。大家已经越来越相信想要战胜共产党是不可能的,甚至连蒋介石都有了这种想法,失败主义情绪蔓延了整个部队。”
而蒋介石则认为军事上的失败,完全是美国无情的远东政策所致。
济南战役的失利,美国更是看清了国民政府毫无战斗意志,而且也找不出任何有效的解决办法。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在大事纪要中写道:“我们对国民政府的军事力量已经产生了严重的怀疑,它或许已经没有了长期存在的能力,国民政府的高官中只有贪污与享乐。对此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一些问题;第一如果国民政府溃败并迁移到别的地方,我们是否要继续支持它?第二如果有一个新的政府成立,那我们是否要承认并且与其进行合作?”
从这两点能够看出,美国已经对国民政府彻底失去了信心,并且已经认定蒋介石必定失败。
由于济南战役消耗了大量的物资,蒋介石曾请求美国给与紧急的军事援助,可是他等了很长时间,只有一艘美国的物资船到了天津,但是所载的物资还不及蒋介石提出的十分之一,而且质量极差根本无法使用,此时蒋介石的心中五味杂陈。
为了挽救其军事以及经济上的崩溃,蒋介石妄图通过获取美国的言论上的支持来增强国民党士兵的意志,挫败解放军的士气。而这种支持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美国发表支持国民政府的宣言,同时也能作为对解放军的一种警告,使当时在长江以北的解放军不敢贸然前进。这种方式在外人看来无异于自欺欺人,但在蒋介石看来也许可以扭转溃败的逆潮。
对此蒋介石在1948年11月9日致函杜鲁门请求美国立即给予军事援助的同时,希望美国发表坚定的声明支持国民政府,以达到鼓舞军队士气以及巩固国民政府地位的目的。蒋介石的迫切的心情溢于言表。
杜鲁门则在11月12日的回复中,他洋洋洒洒地说了一堆不着边际的话,只字未提蒋介石提出的要求,只是在最后一句中这样说道:“我对国民政府所面临的窘境深表同情。”
这对于蒋介石来说无异于泼了一盆冷水,与自己当初的目的南辕北辙。杜鲁门回复的内容不但没有明确的支持蒋介石,反而能让解放军放心大胆地继续南下进攻,不至于受到美国的干扰。
蒋介石虽然对杜鲁门的回复满腹怨气,但为了获得美国的支持,不得不低三下四的继续乞怜。在杜鲁门回复的十六天之后,他让自己的夫人宋美龄亲自去了美国找到杜鲁门,并且旧事重提希望美国能给予1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以外,在言论上也给予明确的支持。
但宋美龄好话说尽等来的答复只是任何的军事援助都无济于事。这也说明美国对蒋介石的态度也越来越冰冷。
济南战役激化了国民党内部的矛盾
国民党内派系林立,互相为了争权夺利整日勾心斗角,而济南的失利让国民党内部的争斗更加明显。他们内部之间互相埋怨、推卸责任,把一切的过失都算在了王耀武的头上。刘峙更是口出狂言地说道:“解放军怎么打下的济南,我就要怎么夺回来,让王耀武知道自己的无能,让解放军知道我的厉害!”诸如这样的大话杜聿明等人也有说过。他们不总结失败的经验,反而通过这种贬低他人来抬高自己的方式,在国民党内屡见不鲜。
在国民党内部,还有人把济南失守的原因归咎为蒋介石任人唯亲,蒋介石一贯喜欢任用自己的嫡系或者是自认为可靠的人,而对于其个人能力却从不考虑,这也是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解放军迅速攻下了济南,也使国民党内部在军事部署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对于新提出的作战方案中主要可归纳为两点,一是北上阻止解放军南下,以攻为守收复济南;反对者认为济南一战刚刚失利国民党士气正处于低谷,如果北上与解放军硬碰硬,无异于以卵击石。
第二种方案则是国民党部队继续南撤放弃徐州,在南京外围进行重点防守。但蒋介石则认为后撤虽然容易,但直接放弃徐州这个屏障,让解放军顺利向南推进,那么就把南京置于危险之中。这两个方案各自的支持者各抒己见、针锋相对,但哪个更为妥当谁也说不出来。
在关于军事部署和人员任免上,国民党内部也是分歧百出。济南失守后,薛岳建议在山东成立一个山东挺进军总部,推荐李玉堂担任总司令。李玉堂在山东的主要任务就是抓壮丁南运,给国民党补充兵员的同时避免解放军的壮大。对此蒋介石则认为李玉堂此人非常平庸,不适合担任要职,因此呈反对意见。
在青岛的守和弃的问题上,何应钦认为应该放弃青岛的防守,把青岛的两个军调到海州防守。蒋介石则认为青岛有美军的配合,且战略意义也很重要,因此不能放弃。总之济南失守之后,国民党内部对于各种问题总是不能达到统一的意见,经常争得面红耳赤。
此时的蒋介石已经到了四面楚歌的地步,国民党军事、经济、政治的迅速崩溃,让国民党大小官员全部都在疯狂贪污以及为自己寻找今后的出路,每个人心中都盘算着自己的小九九。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更是直接的指出:“除了蒋介石的一些心腹以外,已经没有多少人真正的支持他了,蒋介石已经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
从济南战役到1948年底,国民党内部矛盾日益激化,倒蒋活动也日益明显。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利用蒋介石所处的困境,趁机逼迫蒋介石下台。国民党内的很多高官也认为如果蒋介石继续执政,那对于整个国家而言就是一个灾难。同时在南京政府以外的国民党官员,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在不断地发展自己的势力。全国各地对于国民党政府已经完全失去了信心,开始出现了各自为政的局面。
为了缓和这种矛盾,蒋介石曾邀请包括李宗仁、孙科等人在内的40余人来到自己的府邸,征求大家对他下野的意见,本来这是蒋介石打的一手感情牌,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同情,继续坐在总统的宝座上。但出乎他的意料,到场的绝大多数人都赞同蒋介石的下野。
无奈之下在1949年元旦,蒋介石假惺惺地发表了文告,大意就是如果能够促使和平,那个人的荣辱得失就不值一提。就这样蒋介石在一片混乱和众叛亲离中狼狈下野。此时的司徒雷登感叹道:“国民政府的崩溃已不可避免。”
济南战役加重了国民政府与美国之间的矛盾,同时也让内部的矛盾日益严峻,蒋介石再也维持不住分崩离析的局面。美联社电讯更是称济南的解放是动摇蒋介石政权的根基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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