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天津塘沽新港劳工营是华北地区最大的一个劳工运转站。华北劳工协会在各地抓到的劳工，大多数先集中在这里登记编队，由此转运到东北或日本。
据日本政府1946年的《外务省报告书》称，被强掳到日本的中国战俘劳工共38935人，分169批运出，其中有85批都是从塘沽港启程的。
塘沽劳工营建在海河边一片荒凉的盐碱滩上，占地面积约六万平方米。与其他集中营一样， 这里也是戒备森严，高墙上电网密布，墙根下壕沟纵横，四角的炮楼设有机枪，日本兵还牵着凶猛的狼狗日夜巡逻。
虽然这里关押的都是准备外运的人，可就在这短暂的停留期间，他们也要饱受身心摧残，随时挣扎在生死线上。
据不完全统计，自1943年冬天劳工营建立至日本投降，仅一年多时间，就有上万人在此命丧黄泉。
几排木板墙铁皮顶的大仓库，就是战俘们的栖身之所，夏天又闷又热晒得像蒸笼，冬天四面透风冻得像冰窖。
每间房子里都要住上百人，睡的是木板通铺，用木柱支撑着离地约半米高，铺板下就是高低不平的沼泽地，高处杂草丛生，低处是泥水洼地，到了雨季屋里不仅潮湿难耐，还臭水四溢，满地泥泞。
人们被关在木房子里不许出来，白天只能坐着，坐着不许东张西望、不许交头接耳；晚上躺着不许蒙头，更不能随便下地。
两个发了霉的混合面窝头是一天的口粮，没有菜吃还好忍，最要命的是没有水喝。一个屋子一百多个人，每天只给一小桶水，一个人倒半碗都分不过来。倒水时，一旦谁不小心把水洒在地上，马上就有人趴下把水舔干。
冬天相对好些，干渴难耐时掰根房檐上结的冰溜子吃，多少可以润润喉咙。最难过的是夏天，汗流浃背的人们严重缺水，嘴里干得没有唾沫，咽一口窝头噎得直翻白眼。下雨天还能接点雨水喝，晴天就只有用手捧地洼里的泥水喝了。盐碱地里的水又苦又咸，不但解不了渴，还会导致人拉肚子。
干渴，饥饿，刑罚，人们的体质很快就被消磨得十分虚弱，蚊虫再叮咬，传染病很容易就流行起来。没医没药没营养，倒下的人越来越多，每天都有几垛尸体等着马车拉出去。
在离劳工营不远处有几个大坑，是鬼子逼迫着劳工们挖掘出来，专门用作掩埋尸体的。刚挖好时，是几个几个地往里埋，后来就变成一车一车地往里倒，被埋进去的人越来越多，这里便渐渐成了名副其实的“万人坑”。
身上被涂满沥青活活晒死
刘建民是冀鲁边区第二区区长，一次抓捕特务时双脚受伤，留在一农户家养伤，不幸走漏消息，与警卫员王俊峰一同被捕，在日本宪兵队经历了连续5天的严刑拷打，没有透露任何对敌人有用的情报，敌人无奈之下将二人一路辗转送往塘沽集中营，然后准备送往日本。在被押送的途中，二人认识了在山东省庆云县板打营区青救会的干事范自强。
刘建民等人一进来就被剃光了头发，只在脑后留下一小撮，作为劳工的标识。接着他们又被驱赶着接受检疫、验血、照相和编队，最后换上囚服似的华工装，被带到一间已经住了不少人的屋子里。
睡在刘建民左边的小伙子林文裕进来得比较早，又相当健谈。当问起这里的情况时，他讲了许多让人听了义愤填膺的事情。
“既然日伪那么残暴，处境这么悲惨，难道就没有人想到要逃跑吗？”刘建民问。
“怎么没有，就是成功地少，不少人把命都搭上了，也没有跑出去。”林文裕说道。
他一连讲了两起逃跑未遂的悲惨事件，虽然一直是悄悄地小声说着，可从语气上仍能听出他内心的不平静。
“一天早晨，两个兄弟利用去河边打水的机会，一个猛子扎到河里，拼命往对岸游。押送他们的汉奸怕人跑了回去交不了差，扯着嗓子拼命喊：“有人跳河跑了！”
几个鬼子闻讯跑来，不断向水里打枪。不大一会儿，游在前头的那个往下一沉不见了踪影，随即水里涌上一股红流。在子弹雨点般的威逼下，另一个人也不敢再往前游了。既然跑不掉了，只好掉头往回游，他刚爬上岸就挨了一枪托子。
紧接着，几个汉奸又是枪托打，又是皮靴子踢，直打得他满头满脸都是血，昏死过去。见他不动弹了，抬起来就扔到了河里。
“这还不算最惨的，有个叫杜开河的小伙子，死得那叫惨，也就是这帮丧尽天良的小鬼子，能想出这样阴损的坏招来虐杀咱中国人。”林文裕说道。
一天夜里，五号宿舍的木板墙被大风刮倒了，劳工们趁势突破了门卫，顶着风雨向大门外猛冲。岗楼上的日本兵开枪射击，好多人当场就被打死了。尸体一连好几天排列在院子里示众，我悄悄数了数一共是19个人。”
一个叫杜开河的人已经冲了出去，半路被狼狗追上死死咬住不放，又叫鬼子给抓了回来。第二天早上，日本兵把他的衣服扒得一丝不剩，浑身上下涂满了沥青，双手反绑捆在一根木桩上。
全体劳工都被迫站在木桩周围，观看日本人如何施暴。大家都知道他必死无疑，不是死在棍棒之下，就是死在刺刀之下。杜开河也很清楚自己的命运，他索性破口大骂，希望鬼子被激怒后一枪挑了自己，也好死个痛快。
没想到鬼子们将大家召集过来后，一个个都回到屋子里不再露面了，只留下几个狗腿子在现场监督。天渐渐到了中午，太阳如同一只大火球， 把炽热的高温投射在人们身上，汗水止不住地往下淌着，陆续有好几个人撑不住而中暑倒下。
旁观者尚且受不了，更不用说受刑者了。在烈日的曝晒下，沥青的温度越来越高，杜开河的身体被灼烧得如同在热油中煎烤。在这种常人难以忍受的酷刑煎熬之下，不但没有半句求饶的话，反而一直破口大骂，直至喉咙沙哑发不出声音来。
还没等烈日转成夕阳，他已经被烤死了，头无力地低垂到胸前一动也不动了 。这个刚烈的汉子死得如此惨烈，令在场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都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听完小伙子的讲述，刘建民他们三人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还有这样的惨剧发生，若是被送去日本，还不知会遭遇些什么呢！
暴动越狱
逃跑的计划一定要实现，而且不能只考虑三个人的小团体，而听任自己的同志和群众死在这里或被送去日本服苦役，一定要组织大家一起逃出去，对此三个人再次达成了共识。
他们对目前的形势做了分析：先进来的早已领教了这里的凶险，新来的人无不为连日来的所见所闻而感到触目惊心。人们不堪忍受这样的生活，更不堪被送去日本当苦役，逃跑成为脱离苦难深渊的唯一出路，明知要冒生命危险，大家也不惜铤而走险。只要有人敢出面组织，定能一呼百应。
“据说十天之内就有一条船要到，又有一批人要被运走，很可能是去日本。事不宜迟，必须尽快逃出去。然而以往的事实证明个人盲目的行动只会造成无谓的牺牲，要想出逃成功必须有组织、有计划地统一行动。”刘建民三人商量说。
于是他们分头做工作，向人们宣传目前形势的严峻，告诉大家不能坐在这里束手待毙，要组织起来进行暴动，利用日本轮船还没有到的这段时间，趁敌人不备抓紧时机突然行动。否则的话就只有死路一条，不是死在这里，就是死在日本。
大家死里逃生的愿望是一致的，心情是迫切的，经他们这样一宣传情绪一下就被调动了起来。在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同时，他们又联络了几个骨干，利用放风之机凑在一起，对周围的环境及逃走的路线作了认真的研究和周密的策划。
劳工营位于塘沽的尽头，两面临水，东面是渤海、南面是海河，西面越过一片荒滩就是塘沽街里，北面是一望无际的盐田。大家跑出去后，可以向西和北两个方向分散跑，但往西跑的人不能去街里，那里敌人管制很严，只能利用一段盐滩和荒地，跑出敌人的射程后再绕道跑向北面的滩地，从滩地可以前往天津。
大家商定，以范自强的三声咳嗽为信号，听到信号后先把电灯拉灭，靠门睡的破门走，离窗近的破窗走，绝对不能挤成一团，否则谁都出不去。没有武器，就用砖头和木板，先用砖头把屋门外的岗哨打晕，再用木板将电网打断或铺在电网上，以便让大家冲过去。
由于敌人严加防范，要想串联其他屋的人是不可能的，只能确保将本屋的一百多人组织好，一旦行动起来，说不定会带动其他屋的人跟着跑呢。
到了约定的那一天， 大家静静地躺在床上装睡，暗中都竖起耳朵等着听信号。负责发信号的范自强更是不敢有丝毫懈怠，全神贯注地留心着窗外的动静。
晚上12点整，敌人准时换岗。
范自强捅了捅了刘建民，然后开始大声咳嗽，瞬间所有的人就都跳了起来，随即电灯被关掉了，黑暗中劳工们怒吼着从门窗里冲了出来。门外的岗哨一看大势不好，慌忙躲了起来。
人们向西边的电网冲去，正要用木板捣毁电网时，岗楼上的敌人开枪了。雨点般密集的子弹让大家不敢贸然行动，纷纷掉头往回跑。看到这种情形，走在后面的刘建民急了，开弓没有回头箭，这个时候如果放弃行动，不知会有多少人将断送性命。
尽管脚上的伤使他行走不便，他还是用不容置疑的强硬口气对搀扶着自己的范自强和王俊峰说：“你们不要管我，快带着大家冲出去，无论如何也要冲出去，决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事不宜迟，为了不前功尽弃，二人忍住悲痛放开刘建民，大步跑到前面，不顾一切地振臂高呼：“大家不要怕，快跟着我们一起冲出去！”
他和王俊峰带领大家一口气冲到电网前，铆足劲用木板将电网打开一个大豁口，随即将木板扔到电网上铺成一条通道。冲出去的人们从壕沟爬出就迅速分散开，如脱缰烈马般朝着西边或北边拼命奔跑，以便逃离机枪的射程和追击。
由于组织工作做得好，这次行动很成功，共有114人逃出劳工营，只有7人不幸倒在敌人的枪口下。
刘建民也顺利地逃了出来。他是趁敌人去追逃跑的人们时越过电网，顺着一条土沟爬出来的。后来在男友和同学的帮助下，他辗转回到了组织的怀抱。解放后，范自强与刘建民才有机会重逢，回忆起当年的情形，两人不胜感慨。
有了这样成功的先例，三天后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又有36人成功冲出劳工营，逃脱了日寇的魔掌。
连续两次暴动成功震撼了津塘劳工营，鼓舞了同胞们的斗志，也引起日本人的高度警惕，令劳工营的警戒更加森严。尽管如此，逃跑的行动仍然时有发生，劳工们不甘忍受屈辱和迫害，宁可死在逃难的路上也不愿在这里一点一点被折磨死。
只是双方力量太悬殊，日本人又加强了防范，能逃出去的人少之又少。
据当年负责往外拉尸的张福利回忆，劳工营之后还有过三次大型暴动，都没成功。第一次牺牲了200余人，第二次、第三次有180多人和120多人惨遭杀害。
警戒森严，逃跑不成以自残手段防止被送往日本
除了集体暴动和伺机逃跑之外，一些人为逃避被掳去日本，还想出了其他的对策。专门负责为待运劳工进行检疫的日本医生曾遇到了这样的难题：十多个看上去结结实实的壮小伙子，竟无一例外地全是残疾人，而且症状都一样，双臂耷拉着，既抬不起来，也动弹不了，看起来像断了一样。
面对他们的残臂，几个医生觉得很蹊跷，“唧唧呱呱”地嘀咕了半天，也看不出什么名堂来，只得无奈地摇摇头，取消了他们的“出国资格”。
接下来又有十几个人被“淘汰”下来，都是“性病”患者。给他们做完检查，医生们一脸厌恶的神情，忙不迭地用消毒水反复冲洗着双手。
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呢？
残臂的奥妙在一个叫黄仲祥的身上。他原是一位专治跌打损伤的大夫，有祖传正骨妙术在身。体检前他悄悄用了点小“手法”，这些人的胳臂脱了臼。这样虽然很疼，但看上去就像是多年的残疾，一点破绽也没有。
达到目的后，再经黄仲祥之手轻轻摆弄两下，一个个的胳膊又都恢复了正常。
“性病”也属子虚乌有。几天前，他们硬是忍着剧痛，用砖头木棍之类的东西将自己的下体打破，到体检时因溃烂致使日本医生误认为是一些性病患者，唯恐避之不及。
尽管战俘劳工尽量利用有限的机会与敌人斗智斗勇，但身为弱势群体，他们很难摆脱被蹂躏、遭虐杀的命运。集中营里游荡着无数的冤魂，万人坑中堆积着累累的白骨。
上世纪90年代初，为了让人们了解并牢记曾经在这块土地上发生过的事情，天津市塘沽区人民政府在塘沽劳工集中营“万人坑”遗址上立起了纪念碑，碑文如下：
遥思当时，天怒人怨。唯我同胞，任人鱼肉！......幸而今天，国立强林，树碑于此，告慰亡灵；镌文悼之，喻教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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