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慰安妇问题研究者统计，整个侵华战争期间，被日军征召、哄骗、强掳为慰安妇遭到性暴力损害的女性，人数竟多达40万人以上。
1939年，宋美龄在《抗战建国与妇女问题》的文章中，揭露日军所到之处一边哄骗妇女不要逃跑，同时又将她们当作泄欲的工具。他们当众将被掳的中国妇女剥掉衣服，在肩膀上刺上号码。关进慰安所里，去慰安日本士兵。
被日军当成国策的慰安妇制度目的无非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在没有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士兵随意强奸而感染性病导致其部队战斗力削弱；第二方面则是日军所到之处，强奸案的高发而产生的不良国际影响，为了避免舆论的发酵而采取的慰安妇制度。
事实上，日军的性暴力不止在侵华战争期间，早在日俄战争期间，日军在进攻西伯利亚和中国东北，所到之处强奸中国妇女导致军队性病流行，六千多人感染，而其在战斗中死伤士兵的数量仅为三千多人。性病所造成战斗力的削弱，比在战场上还要严重得多。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日军杀人、放火、强奸更是疯狂。据统计，南京大屠杀期间，强奸案高达两万余起，平均每天就有一千多起强奸案发生。
这种高频率大面积的性暴力伤害，在发生后的几十年时间里被全世界各种媒体不停报道。电影电视反复再现相似的场面，但每次看到相关报道和画面时，依然令人震惊和悲愤，字里行间充满受害女性的惊恐、屈服和绝望。
关于南京城内对于性暴力的反抗，则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女子，名叫李秀英。
日军进城，已经怀孕七个月的李秀英，在一间房子里被三名日军发现。尽管她是孕妇，三个日军还是企图强奸她。李秀英性格倔强，她找到一个好发力的墙角站住，待日军扑上来突然出手。日本兵在惊诧中招架一阵，拿起刺刀疯狂刺她，直到她血肉模糊，倒在地上。他的父亲发现她时几乎认不出来，以为她已经死了。摸摸鼻孔，好像还有一丝气息，赶快送到美国教会的古楼医院。一个叫罗伯特·威尔逊的医生教活了她，但腹中的胎儿，已被刺刀扎烂。马吉牧师把救治过程拍了下来，后来剪辑成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片。
她的身上，三十七处刀伤有一刀穿透她的左右腮帮，牙齿断落好几颗。
南京大屠杀期间很多妇女手无寸铁，但不甘受辱反抗时被日军杀掉了。但即使不反抗，被强奸后也会被杀害。李秀英活下来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
身重37刀的李秀英在接受治疗
李秀英失而复得的生命伤痕累累，成为战争罪恶、日军残暴的证据。而她无畏的反抗，因为奇迹般的存活得到世人的注目，也因为中国士兵的投降和男人的麻木显得更加勇敢和非凡。
面对如此多的强奸案的发生，没多久，谷寿夫第六师团的军医就发现数目不少的官兵已经染上性病。他急忙上报情况。日本华中方面军总司令松井石根一看急了，下令所有在南京的部队都抽样检查。结果每一个部队都有好多人染上梅毒和淋病。他害怕重蹈日俄战争的覆辙，赶快开会商量，出台慰安妇制度，开办慰安所。
1937年12月19日，才驻防南京一周的日本 “上海派遣军”参谋长饭沼守少将把参谋部的长勇中佐派到上海，联系在南京设立慰安所的事。饭沼守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一句话：“已委托长勇中佐尽快设立妓院。”他说的妓院，就是慰安所。
当时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知道日本人要办慰安所，他非常吃惊和愤怒，也写了日记：“现在日本人想到了一个奇特的主意，要建立一个军妓院。”
当时日军在南京的慰安所强征来的妇女，要经过严格的体检和消毒才能进入慰安所。
当然，这种针对慰安妇的身体检查，并不是日军关心妇女的身体健康，而是怕日军士兵染病扩散到军队，影响部队的作战能力罢了。
慰安妇不得随意外出。若怀孕，则把孩子杀掉；若生重病，则遗弃或者杀死。当危急时刻，日军要先杀死慰安妇，然后撤退。
当年驻守南京的日本军人田所耕三回忆：“女人是最大的受者，不管是老的，还是年轻的，全部被抓去送到慰安所。从下关把女人装上煤车，送到慰安所。长官先强奸妇女，然后分给士兵。一个女人每天要接待二十多人，士兵们排着长队等着轮到自己。”
位于南京利济巷的东云慰安所，交给了一个名叫千田的日本皮肉商人经营。这座洋楼上层有十六个小房间，下层有十四个小房间，每个门有一块圆形的号码牌。房间里都建有一个凹进去的床位，放置榻榻米还有桌椅和衣柜。
临街有道大铁门，门口设有售票处。
2003年，世代居住在利济巷十四号的杨秀英老人已经九十五岁，她回忆1938年春末夏初，她们一家从逃难的六合老家回到利济巷。先是摆香烟摊子为生，后来开了德胜祥烟酒杂货店，再没有离开过。
当时她家周围住有许多日本人，有的住家，有的开店、开洋行，还有的开慰安所。东云慰安所就在她家房子的后面。每天晚上都有许多日本军官和士兵来到东云慰安所。
杨秀英老人回忆说：“这些慰安妇和奴隶差不多。其中我认识一个叫朴永心的朝鲜慰安妇，脖子上留着一个伤疤，就是在东云的慰安所里，被军刀划开的。她生理期，不想接待，闹点情绪。这个日本兵不开心，拿刀放在她的脖子上吓唬，真的给她划开了。朴永心八十多岁的时候来过南京，她还抬头给我们看，很深很硬的一条伤疤。”
1946年，二十五岁的朴永心带着脖子上的伤痕、子官被切的身体和将终身让她不能摆脱的耻辱，从日军的前沿阵地松山死里逃生，被远征军救治后送回朝鲜。而和她一样被哄骗离开故土的姐妹，大部分人失踪和死亡。
右一怀孕的为朴永心
1949年2月，一艘巨大的轮船从中国驶向日本， 被遣返的原日军“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说：“我是无耻至极的慰安妇制度的始作俑者。”这句话不乏羞愧和悔恨。但在这场战争过去的七十多年里，尽管证据确凿，日本政府一直谎称战时慰安所的开办和经营纯属民间娼业者的私人行为，甚至否认慰安妇的存在。
1938年1月8日日本作家石川达三采访了担任警备任务的日军第十六师团。两个月后，他发表了《活着的士兵》。其中有一段文字这样写道：
“在南京市内，为日本军人开设了两所慰安所，让他们泄欲，以安慰他们那健壮而闲的难忍的肉体。一百来个士兵在甬道上排成两行，吵吵嚷嚷地说笑着。甬道尽头的入口处有一道小铁门，三个中国人站在那里。
每当从小门走出一个人来，下一个人才能进去。出来的人边扎皮带边向等待的人们狡黠地笑笑，耸耸肩膀走了。这是被安慰后的表示。走进甬道后，两侧有很多小房间，每间房里有一个中国姑娘。他们浓妆艳抹，在这种时候她们竟还有心思梳妆打扮，而且每天都与不同的敌方军人度过一整天的时间。为了她们的安全， 在小铁门的入口处，有持枪而立的宪兵。”
石川达三看见的场景不假，但对这些不幸沦为慰安妇的中国妇女，不知道他是故意的歪曲还是片面的误解?
不是她们“有心思梳妆打扮”，而是日军和娼业老板强迫她们抹上口红扮作妖艳。不是她们想跟语言不通、素不相识的敌国军人度过多长时间，而是入口处，有持枪而立的宪兵。而石川达三的理解，却是“为了她们的安全”
日军第十八师团士兵原田上川回忆：南京慰安所内，有不少中国女人。她们都是被强征或者哄骗过来的。我去过汉口路慰安所多次，每次都找一个叫兰英的妇女， 她懂一些日语。她说这个慰安所里五十多名中国女子，每人每天都要接待超过三十个日本士兵，她们吃不饱穿不暖，被日军折腾得死去活来。她几次想死，均未成功，她求我救救她。我表示无能为力。她的表情非常绝望。”
1982年至1987年的五年间，南京民间学者王炳毅先生进行了艰苦的调查走访，找到多位曾被迫做过日军慰安妇的南京妇女。以下是其中一例。
杨隆珍：靠打零工为生，家住中华门外西街。1942年夏，她被汉奸以帮日军洗衣服的名义，骗入大行宫利济巷东云慰安所，遭到毒打沦为慰安妇。某次生病不能接客，竟被日军拳打脚踢。慰安妇姐妹被折磨而死后，送往南京城西清凉山日军小火葬场焚化。1943年秋， 她被一位远亲营救出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她曾在街道居民委员会工作，八十年代初摆烟酒杂摊，1995年辞世。
对于她们的人生，是悲惨的但也是幸运的。悲惨的是，她们被日军抓去当了慰安妇，成为了日军发泄兽欲的工具。幸运的是，绝大多数被日军抓去充当慰安妇的妇女，都没能活着走出慰安所，她们活了下来。
但幸存并不意味着获得彻底的解放和幸福。她们生存的国度，自古崇尚妇女的贞操和名节， 日军对她们进行的性暴力损害，几乎就是对她们生命的完全损害，让她们自我认定了永远的卑微和怯懦。再说人世复杂、人情冷暖，她们并不陌生，不得已只有沉默和躲避，希望那段耻辱永远不被发现和提及。但是，记忆不能清除，尤其是可怕的记忆和羞耻的记忆，白天和夜晚都会啃噬希望和生活。
在这场战争结束后的四十多年，这位老人终于在生命接近尾声时打开心结、鼓足勇气说出深藏一生的秘密。
我不能确定这种吐露是否会真正成为她们一生重压的释放，因为还有更多受到日军性暴力侵害的女性选择了终身的缄默，把这个难以解开的心结，带到另一个没有战争也无人鄙夷的世界安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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